一月二日，日寇五六百从昔阳进攻和顺，到西寨村时，尽捕居民，叫他们互相捆缚，连成一串，牵到一个屋子里，再叫一个居民纵火烧屋。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和亲戚关在屋里的这个被迫放火的居民，怎么能够忍心下手呢？你放火不放？ 不放吗？ 立刻就被刺刀戳死……房子里的人，被烧得哀叫；房子里的小孩子在临死之前，大声地惊哭。没有被赶出的猪牛和羊，烧得狂奔、怒吼和哀鸣。在猪牛和羊的叫声中，夹杂着人的悲泣。而日寇笑了。(《战地日记》1938年1月13日)。
　　这是恶魔导演的戮杀我华夏民众暴行图。其间字字血，声声泪。历史虽然已经远逝，但作者这血染的檄文，却无时不在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作者对民族惨遭凌辱所作的令人痛心的描写，将永远警告国人毋忘国耻，强我中华。在作者的笔下，日寇不仅残忍，而且也极其卑污：“敌人退却时，把村里各家人家一切可以燃烧的器物尽行烧毁。没有一家的门窗和椅凳，没有被烧尽。遗留的食物撤满大便，炕上也到处撒着粪便。”(《战地日记》(1938年1月13日)甚至“烧饭的锅炉上，撒许多大便。”(《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劫后的东冶头》)这就是“文明人”的所谓的“轶事”。  
　　敌人的残暴敲醒了民族曾经麻木的神经。在国破家亡之际，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抗日高于一切”、“还我山河”已成为时代的强音。周立波渡的作品以极大的热情和主要的篇幅叙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奋勇抗日的斗争事迹。作者在《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序言中写道：“把这本书献给晋察冀边区的战死者和负伤者。假使它有为读者一时喜悦的幸运，那是他们赋与的。他们的英灵和血，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光华，和世人的骄傲。”他在《南下记》的后记中也说：“使我不甘沉默者，并不是由于我经历很多，而是由于我看见了和听见了这些。八年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屈不挠地坚持人民解放的战争。在这两支兄弟军队的战场之上，天天发生不平凡的事迹。这将是文艺写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周立波的这两段话告诉读者讴歌抗日军民是其作品的主旋律。这种主旋律体现的就是抵御外侮，英勇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演奏主旋律作品的主人公，即是那些精忠骁勇的抗日将士和同仇敌忾的民众。周立波报告文学的历史价值，我以为最主要的就是作者用生动真实的材料塑造了在历史大事件中中华好儿女可歌可泣可敬可爱的壮美形象。他们不仅缔造了历史，而且也从历史中走来，成为后人心中永远高耸的丰碑。
　　周立波的作品属军旅之作。如处理不当，会写成随军记事一类的流水帐。但作者并没有见事不见人，相反，他将人物表现作为作品的中心之一。他笔下的人物是多样的，也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这些人物中有少年。有老人，有妇女，有士兵，也有将领，比较多的是单个叙写，但也有的作整体观照，描画其群像。其中有的人物颇为特殊，令人难忘。像《白塔村的刘福娃》中主人公便是千万个抗日少年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福娃已经十三岁，但发育得不好，看去只有八九岁模样，脸焦黄，人瘦小。”作者将这样的一个人物置于一个特殊的场景中加以展示。豺狼当前，孩童的天性当是赢弱的。但抗日的烽火已将人民(包括孩童)熔炼成坚强无比的钢铁。敌宪兵队长逼问福娃村里“有没有民兵？”福娃“他仰起头来回答道：‘没啦”’。敌人恼羞成怒将他摔到山崖下：
　　加藤看见孩子还在酸枣刺丛里动弹，叫两个鬼子下去把他提上来。孩子的右臂已经被摔断，小脸被酸枣刺和尖石块扎得稀烂，血混着灰土，漫流在脸上。加藤拔出指挥刀，用刀尖指着他心窝问道：“民兵有没有？说。”孩子的声音已经十分的微弱，但是大家还是清楚地听见他的回答：“没啦。”敌人一刀把刘福娃杀了。
　　呈现在读着面前的是一幅壮士殉国图。主人公“威武不能屈”的忠勇和气节是何等的气贯长虹！让人特感惊奇的是作为壮士的只是一位少年。少年身体的赢弱与精神品格的刚强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反差让人感到的不只是悲痛，而且也因人物形象之伟岸而令人感奋：“一个身体很差的孩子，却有着勇壮山河的气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好孩子！”在周立波的作品中不仅一般的民众积极抗日，就连平素只管诵经烧香不问尘俗之事的和尚也参与民族的解放斗争。《他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叙写的就是一群抗日的特殊对象--五台山上的和尚和喇嘛。他们“执着枪刀在日夜放哨。为了抵御残暴的日本强盗，捍卫垂危的祖国。僧侣们暂时走出了经堂，破除了杀戒，用钢刀来保证‘如来’的爱。”周立波的这篇作品有着重要的题材意义。他从一个特殊的侧面昭示人们，抗战御寇已成为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和行动。
　　周立波善于从不同的方面择取有代表性或有特殊意义的人物加以表现，通过他们展示抗日军民的精神品质和战斗风采。作者这样的设计，旨在强化一个意念。这个意念作者曾在《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扉页上用转引国际友人关于新长城的一段话表示出来：“民族的精神，我们英勇的中国的同志多年以来所号召的联合战线的精神，在侵略者之前突然奋张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国长城。”因此，我以为周立波报告文学的主题，似可解为“新长城”颂。
　　在周立波作品的人物中，还有一类是特别引人注目的，这就是抗日武装的将领。他写到的这类人物有徐海东、田守尧、聂荣臻、王震、王首道、王恩茂、李先念、彭德怀、徐向前、陈赓等十数人。作者既注意描写这些职业革命家、军事家所共有的智勇武略和忠诚革命的品质风范，同时也善于凸现他们作为单个人所具有的性情气韵。在《徐海东将军》中作者突出地写了主人公的“愁”。作品用悬念式叙写，先作铺垫，后揭出人物的“愁”底：“悲悼战死者，悲悼那象一个家属的成员一样的他的同志，他无意中流露了忧伤。”作者用“家属”一语十分生活化地点出了将军与其部属间的独特关系。对于将领的描写，我以为最成功的要数关于王震的。作者对王震的描写用笔最多，以散点透视与集中展示相结合的方法来给人物造型。作者既对王震设专篇集中表现，同时又在别处随机地速写人物。作者还特别注意选用典型细节表现人物的声气态势和精神品格。《王震将军记》一篇就是用细节链构筑人物形象的。王震是一个喜欢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首长。有一个细节就反映了他的这种特点：“王震同志也因为腰痛，躺在担架上，右边山上传来了枪声，他从担架上跳下，左手支着发痛的腰子，赤着脚板，从那布满石子和荆棘的山路上，一直向枪声稠密的地方跑去。”这里，作者用一连串的动词，十分具体而形象地再现了人物不畏艰险，忠于职守的感人情景。王震还是一个有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军人。作品写道：“在山西文水的一座松林里，康白同志用他随身带的仪器，还在半山腰，就测出了山峰海拔的尺数。王震同志欢喜地叫道：‘科学家万岁’。”把王震对科学真诚的崇尚之情写活了。作品就这样把人物写得有棱有角，使之卓然活动于字里行间。
　　周立波的报告文学，就其体式而言，我以为可名之为随笔体。茅盾曾说报告文学的“形式范围颇为宽阔，长至十万字左右，简直跟‘小说’同其形式的，也被称为‘报告文学’；日记，印象记，书简体，shetch--等形式的短篇，也是。”[19]其中的日记、印象记等大约都可人随笔一体的。这种随笔体报告文学，从篇幅看多为短制。有的一部报告文学虽称为长篇，但其间是由若干短篇组成的。它们各自独立，又互有联系。周立波的几部报告文学，大都是属于短篇集合性质的。周立波的随笔体，与其写作的环境有关。作者随部队辗转千里，战斗的环境使其没有时间的余裕对作品精工细作，更不能结撰长篇。他写作时常“把两只脚泡在水里。凑在忽明忽暗的烛光下”。[20]这样，以随笔之体写作报告文学就显得特别适宜了。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作者是受了基希的影响的。《秘密的中国》实际上并不是一体的长篇，而是由23篇各自独立的短章构成的。其写作风格也给人随笔样的感受。
　　随笔体，并不仅是篇幅短小之谓，而更多的是指它的内部构造简便随意。周立波的报告文学表现在章法上，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作者无意于结构开合的谨严，唯求自然而已。作品似无摆出架式做文章之状。像《战地日记》采用日记体，作品中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开头，也无所谓结尾，只把内容表达出来就是了。这样就使作品显现出一种简单明快的态势。他曾说：“用怎样的简单、明了而有力的文学形式来反映并批判现实，是每一个作家应当考虑，而且也有人考虑了的事情。”他的创作还是实践他理论主张的结果。随笔体报告文学给作品材料的选择与组合以极大的便利，便于作者纵横交错地穿插材料，将有限的篇幅编织成立体状的载体，使作品增量扩容。基希的作品能将事件当前的最重要的状态与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焊接”起来，周立波的作品得其经验，能在极有限的篇幅中将材料腾挪移接，丰富充实了作品的信息量。我们可以《万里征程》中的一则日记为例说明周立波作品中的这种特色。这则不足千字的日记，开篇由眼前景写起：“初雪，雪花无声地落着，屋瓦、草堆、墙头和井架都一片纯白。”由此起兴，写到边区民兵“头挽白羊肚毛巾”的装束。接着写王震开会结束后与人在屋里谈天的两段话，忽然插进肖林达所述的王震的故事，这里便由现时突入了历史。这样的写法就如电影中的“叠映”，材料的组接十分灵便，给人多变感与丰富感。
　　周立波采用随笔体撰写报告文学，使其作品在表达方式的选用上也多了一种变化的自由。作为叙事文学样式的报告文学，当以叙述作为其主要表达方式，但同时也需有非叙事性话语的穿插。这一方面是为了对表达进行调节，另外一方面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内容的表达需要。这样，作者在叙述的同时，也常常需要加入描写、抒情，或者是议论等，使表达显得摇曳多姿。周立波的作品在叙述中，常信手引入对场景的描写。他对自然景观的描写颇含散文的韵味。这是《南下记·平原上》的一段描写：
　　汾河平原非常的辽阔。夜深了，北斗七星差不多触到了地面。在我们前面忽然升起一盆火，压倒了星星的微弱的光辉。粗粗一看，好象是敌人碉堡上的火炬。聂洪钧同志以为是太阳出来了。他担心着还没有过汾河，天就亮了。但当那一团火光升得更高时，我们才知道，那是月亮。在这北方平野的深夜里，月亮出来是这样的红，象火海，象朝阳，真是奇景。
　　这里，作者写出了风景之奇丽，战地之情趣。用字可感，描写真切形象，给作品平添了郁然的文采。报告文学具有政论性的特征，因此作者在叙写过程中，也不时地咏怀述志，以议论的表达方式直接评述人事物景。周立波作品中有不少是像“要先有独立的祖国，然后才有欢快的个人生活”(《战地日记》)、“愤怒和悲哀是一样没有用的。对付野兽，只有用刀枪。”(《万里征程》)等精警哲理之论。
　　随笔体的运用，给周立波的写作带来许多便利，也产生了不少好的表达效果。但与之相伴也有一些不足。主要是随笔的立体穿插，有时不免显得有些零散；随笔体简装从略，但有些地方因过简而有匆匆粗疏的缺陷。我们指出了这些不足，但无意也不应该苛求在战斗中写作的周立波。周立波曾说：“用事实做指南的报告文学就有它存在的价值，而且，要是报告文学真正能够成为我们一代人的真实生活图画的时候，就是将来，也还有价值。”我想这话用之于评价他自己的作品也是合适的。周立波的作品正是有着这样的价值，因为在他的随笔体报告文学中就活动着一种真实的历史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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