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内米兰·昆德拉最负盛名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译者；他所率领的南京大学法语博士点在国内第一个开宗立派，为国内法国文学翻译输送了大量人才；他是2008年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作为候选人的推荐人，克莱齐奥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作品，几乎都和他有关。他就是许钧，目前国内法国文学翻译的大家之一。
 
刚刚出版的米兰·昆德拉的新著《相遇》，直接采用了台湾译者尉迟秀的译本。据出版社解释，因拿到版权太晚，为了尽早出版未能重新翻译。但许钧仍然是解读米兰·昆德拉的第一人选。日前，记者电话采访了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博士生导师许钧，就这部新作的文学史价值、“昆德拉热”现象的几度流行，以及当代法国文学的评价等话题一一解读。
 
和昆德拉多维度的相遇
 
《文化广场》：把《相遇》放在米兰·昆德拉的整个作品体系中来看，如何评价他这本新作？
 
许钧：昆德拉的创作是多样化的。他早期写过剧本，后来也写过小说，同时还有一些关于艺术的思考，像《小说的艺术》等。这次他出了一本《相遇》，这本书实际上有多个层面的解读。在我看来，首先他是与各种类型的艺术家、知音的“相遇”，比如说他跟小说家、画家，包括钢琴家的“相遇”。第二种相遇，是与他自己走过的整个艺术历程的一种重新“相遇”，这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相遇”。在昆德拉看来，什么是“相遇”？他说像石头的火、电的光，叫石火电光。后面还有个字，叫“偶然”，“相遇”最重要的是它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它又在必然之中。很多事情，有的时候难以相遇，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被很多东西给蒙蔽了。在他看来是给哪些东西给蒙蔽了？一种叫做成见，一种就是社会的定见，还有一种就是意识形态。所以他认为，我们要有一些新的相遇，跟自己的知音相遇，跟艺术相遇，甚至跟自己艺术的过去相遇，必须要去除这些蒙蔽自己眼睛的东西。
 
他这部著作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他就像在指点我们，把他自己偶然遇到的，一辈子偶然发现的东西，指点给我们，这是第一重收获。第二重收获是，他小说中的很多问题，在这里都得到了解答，比如说什么叫“流亡”，什么叫“母语”或“第二语言”。我是在从南京去上海参加书展的路上读了这本书，只用了两个小时。我一看就像遇到了知音，所以我跟它之间也构成了一种偶然相遇的关系。这种相遇它会带来什么呢，带来一种惊喜：“啊！原来如此。”这是第一。第二呢，它会让你发现新的东西，所以我说这是一部确实不错的好书。
 
两次“昆德拉热”大不同
 
《文化广场》：昆德拉在1980年代末的声望最高，而他的作品这几年才在国内流行起来，中国读者对昆德拉的接受史是不是和世界文坛存在一个时间差？
 
许钧：谈到昆德拉的小说在中国的接受史，韩少功对发现他、传播他起了很大作用。韩少功在1987年就翻译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出版了，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昆德拉在台湾、香港、内地的影响特别大。王安忆曾说，她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读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叫“政治”，一个叫“性”。“政治”是公共层面的东西，而“性”呢，又是私人空间。实际上这部书涉及到人生活中两个极端隐秘的空间。另外这部书在中国的传播，跟电影《布拉格之恋》也有很大关系。2003年，昆德拉的整个艺术作品，包括他的三部曲《慢》、《身份》和《无知》都引进之后，他在中国的接受群体发生了一些变化。
 
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知识分子读得比较多，现在的接受群体就比较多元。探讨小说艺术的人去读，会认为它是小说艺术的一种发展；也有从小说本身诗学的角度去解读。关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网络上的讨论已经接近3000条，有的文章最长有七八千字。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昆德拉粉丝，有年纪大的，也有年纪小的，一个共同之处是都结合自己的生命境遇，慢慢回归到小说本身。一部好的小说，它的接受一定是多元化的。不久前有朋友说昆德拉已经慢慢退出已经过时了，我说没有，他是慢慢走向经典。
 
他的身份让他很尴尬
 
《文化广场》：米兰·昆德拉今年已经81岁，在他的全部创作中，您觉得哪一部是最好的？
 
许钧：我仍然觉得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文化广场》：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昆德拉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了，但现在很多人认为，他得诺奖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您如何看待？
 
许钧：昆德拉的作品，每一部都不错。但近年来，他的创作慢慢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他早期的一些创作，都是跟东欧的历史、政治、社会语境结合在一起的；到了后期，包括《慢》和《无知》，他已经开始谈“回归”了。为什么《无知》不在法国出版？因为法国人有一段时间已经开始对他质疑。最早他到法国，用另一只眼看东欧国家的社会制度，还有一种新奇感。可当他开始谈“回归”，这时他的小说能给法国人带来什么？这就是他的问题，他的身份让他很尴尬。所以，现在他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总结式的创作，包括《相遇》。我认为他不可能再有更重要的作品问世了。
 
 “没有大师”才是大进步
 
《文化广场》：很多人说如今法国文学衰落到了极致，不少当代作家甚至连格里耶的水平都达不到，可是2008年勒·克莱齐奥获诺奖之后，又有一种声音说法国文学还没有衰落。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许钧：很多人都说，世界范围内当代文学都衰落了，这是个没有大师的年代。我觉得这是人类一个多么大的进步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神也要造出个神来，把自己的命运寄予神。后来我们又在俗乐世界把命运寄予一些救星，寄予一些所谓的权威。人类一旦走进一个多元的世界，大师就会慢慢褪去。即要出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多元的世界，而且将以它的丰富性而著称。
 
法国文学从19世纪开始，各种“主义”很盛行。浪漫主义如雨果，现实主义如巴尔扎克，自然主义如左拉，存在主义如萨特，包括新小说、荒诞派戏剧等等，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文学很难用哪个“主义”去框了，例如勒·克莱奇奥。为什么法国小说都是与思潮结合在一起，以哲学为先导，因为他把小说作为我们了解人生、表达人生、揭示人生的一个方式。应该说当代法国文坛有不少作家值得关注，像莫迪亚诺和佩雷克，最近莫迪亚诺的《青春咖啡馆》和佩雷克的《物：60年代纪事》都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优秀的小说家还是在不断地出现，只是离当下越近，越难发现他们的价值，我相信20年以后新一代就会慢慢获得认可。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评价我们的文学作品，因为一个文学作品的生命，是在不断传承中体现的。它的权威性也好经典性也好，都需要时间来证明。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忙着说我们的文学死了，或者暗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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