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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曾流逝的记忆
发布时间：2016-12-20 17:33 点击：
我在外交战线上工作了五十余年，其中有三十四年的时间是从事外事翻译工作，那就是从1952年到1958年在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当翻译；1958年到1962年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当翻译；1962年到1971年在外交部翻译室担任口笔译工作；1971年到1981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主管翻译工作；1981年到1986年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主管外交部的翻译业务和翻译培训。
回顾往事，我在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体会是：作为一个外事翻译工作者，应该以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奋斗和拼搏的动力。国家需要什么，就去学什么，干什么，那怕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和克服种种困难，乃至做出牺牲，也在所不惜。通过出色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尽职尽责，努力为维护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做出贡献，这是最大的光荣和激励自己的精神支柱。
1952年4月，我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调到北京参加“五一”外宾接待工作，到北京后不久，便荣幸地被选到板门店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及随后的六年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旅生涯，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当时，同行去板门店的有十几个人，我们彼此互不相识，第一次见面。其中有年已半百的清华大学教授赵诏熊、北京大学教授钱学熙，解放初期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朱光亚副教授，还有一些讲师、助教，最年轻的就是刚出校门的我和冀朝铸等人。出发时，我们穿上新发的志愿军棉军装，只带了最简单的随身行李和衣物，从北京坐火车经沈阳到达安东（即丹东），一路畅通顺利。一过鸭绿江，眼前便似换了天地。那里是一片废墟，美国侵朝战争已将朝鲜北方的城镇夷为平地，地面上没有一座完好的房屋。我们从新义州出发，连人带铺盖一起坐上了敞篷军用大卡车，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进，一路还冒着美国飞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卡车开开停停，走了两天一夜终于到达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总部。一开始我们住在朝鲜老乡家里，办公室也设在朝鲜老百姓为我们腾出的房子里。周围炮声隆隆，美国飞机经常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在远处扔下炸弹。因此，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加强各种安全措施。晚间实行灯火管制，我们要拉上防空窗帘，在微弱的灯光或烛光下工作到深夜。有时，深夜敌机飞越我们上空，我们一听到空袭警报，就要抱着文件和公文包，跑到房后的防空洞里躲避一会儿，等警报过后再出来继续睡觉或工作。开始时，我们对这样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不大适应，但过了一段时间也就习惯了。天热了，晚饭后，夕阳西下，我们三三两两散步来到山顶，席地坐下，看着远处炮战发出的火焰，我们意识到战争还在激烈进行，谈判尚需时日。
我在停战谈判代表团的工作主要是笔译、口译，特别是英文的记录，这里值得提一下我担任记录的坎坷经历。
尽管在谈判中，朝文、中文、英文是同等有效的正式语文，但朝文、中文的记录毕竟主要是朝、中方面使用的，双方赖以查据和引用的主要是英文记录，因而英文记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怎样整理英文记录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时，钢丝带的录音机已经问世，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拥有一切最新式的设备，因此，美方要求在会议室里使用录音机。美方明知我们没有录音设备，于是建议由美方提供录音机把双方的发言录下来，英文记录全部由美方负责整理，并向我方提供。大家知道，在这场抗美援朝的斗争中，为了反对侵略，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我们寸步不让。双方发言都是带有高度原则性和政策性的，必须保证绝对的完整、准确。如果记录中出现差错或任意的篡改，何以为凭？因此，我们严正地拒绝了美方的建议，主张在会场内任何一方均不得使用录音设备，中、朝、英三种文字的记录由各方自行负责整理，每种文字同等有效。
英文速记对美方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对我方来说，没有专职的英文速记员，只能由英文翻译来兼作英文速记。一切必须从零开始，任务是艰巨的。我们感到很紧张。
为此，我们抓紧一切时间自学，先是看书，弄懂速记的原理，接着是模写速记符号。过了一个多星期，便开始作练习。速记这门课程，原理并不深奥，但要达到娴熟自如，则并非易事。上场时，我们只能采用部分速记符号，绝大部分要靠普通手记。一个人记不下来，只有用人海战术的办法，即4个人一起记，开会回来，互相校对、追忆。美方念稿的速度一般在每分钟120-130个字组，而我们的速度开始只能达到每分钟70-80个字组，差距较大。因此，每次会议开完，我们都由于脑子高度紧张而疲惫不堪。要改变当时那种疲惫应付的被动状况，只有加紧练习。即使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时期，我们也没有放松速记的练习。停战后，我继续留在板门店工作，负责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会议翻译和记录。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我在板门店的6年多时间里，几乎从未停止过速记练习。熟能生巧，不间断的练习和实践使我的速记技术有了显著提高，最高时达到每分钟140个字组的水平。我还代表朝中方面同美方一起协助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整理英文记录。我方整理的记录，完整准确程度超过了美方。有时，美方说话不算数，不守信用，我们引用美方自己发言的英文原文予以驳斥和揭露，使美方无法抵赖或否认。
1958年9月，金门打炮，中美大使级谈判在华沙举行，中美外交斗争的焦点转移到了华沙。我奉命从板门店直接调往华沙，参加中美大使级谈判的翻译工作。除了翻译以外，我的任务是把美方的发言原文逐字地记下来并译成中文，我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记录工作。依靠我在板门店所掌握的英文速记技术，我能把美方的发言一字不漏地记下来，这些记录已成了国家永久性的档案，归入史册。70年代，在我领导人同基辛格的历次会晤中，我仍担任记录，把双方的发言，特别是基辛格的讲话，逐字记录下来，整理成档。尽管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记录的任务大部分已由电脑来完成，但速记仍是一项有用的技术。
在我一生的翻译和外交生涯里，有一个人必须提及，那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的丰功伟绩贯穿在我们对内对外的各项工作之中。无论哪行哪业的人都无不直接间接地体会到周总理对他们事业的关心和指导。我在出任大使和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之前，曾长期担任外事翻译工作。每当回忆起周总理对翻译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我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一九六二到一九七一年期间，我在外交部翻译室从事口笔译工作，虽然直接给总理当口译的次数并不多，但通过陪同周总理出访亚非十四国和接待国宾等外事活动，我有机会亲身聆听和体验到总理对外事翻译工作的一些具体指示和要求。尽管我接触到的只是一鳞半爪，但回想起来，却是终身受用不尽。
大家知道，周总理对外事人员的十六字要求是：“立场坚定，熟悉业务，掌握政策，严守纪律”。对于翻译，周总理一再强调，翻译一定要结合外交业务，了解政策，熟悉情况。他认为，翻译人员处在外事工作的第一线，最易了解和熟悉对方的情况。同时翻译必须熟悉我方自己的政策意图，了解所谈问题的背景和来龙去脉，不仅了解一件事情的现状，而且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双方的不同立场和分歧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抓不住要害，划不清双方立场的界线，乃至造成政治上的失误。周总理十分强调扩大知识面。他常对翻译说，翻译不能只注意语言文字的表达，一定要扩大各方面的知识。一九六二年某次接见外宾，我第一次尝试给总理当翻译，刚开始还算顺利，但当总理向外宾介绍赵朴初先生是一位“居士”时，我就翻不出来。于是总理专门解释了“居士”的含义，并嘱我回去研究应该如何翻译。（原来，“居士”是指僧人以外的，即在家而不出家的佛教信徒，应译成“layman Buddhist”。）事后，总理向有关的领导谈了对翻译人员的一点意见，指出翻译除提高语文水平外，一定要扩大知识面。有一段时期，总理在与外宾谈话中经常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他常考问翻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何时开始的？“苏台德区”、“绥靖主义”、“闪电战”、“马其诺防线”等的外文是什么？为此，我们专门收编了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词汇！供翻译熟习牢记，并且还形成了习惯，除了背诵以外，还把有关的材料记成卡片带在身上，随时查阅。
周总理一方面对翻译要求十分严格，一方面平等地将翻译当作同志看待。在谈判间歇过程中，总理经常与翻译商讨对策，要求翻译出主意，当参谋，要求秘书和翻译进行研究，拟出各种措辞，供他参考采用。例如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对基辛格所提出的后被列入上海公报的那句名言“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总理曾在午夜与翻译和秘书等一起进行探讨，究其内涵，酌其利弊。因此，在总理面前，翻译人员普遍都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工作起来会自觉地产生一种高度的责任感。
总之，给周总理当翻译是莫大的光荣。尽管在他身边工作有时十分劳累和紧张，但总理那种夜以继日，不知疲劳的忘我精神，使我们感到渺小而惭愧，总觉得自己应该再努力一些，再刻苦一点。同时，总理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又使我们永不敢自满，任何时候都需要孜孜不倦地去学习，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
这里，我还想结合自己多年来的外事翻译经验，谈一谈外事翻译人员在工作中需要掌握和特别注意的两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在我国，外事翻译人员既是我们国家的外交人员，也是政府代表之一。同时，翻译还是传达我方立场和主张的载体。因此，外事翻译人员必须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拥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政治责任心，在翻译中注意政治。
例如，台湾事务是我国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在翻译中涉及台湾的用语必须十分慎重，必须严格掌握“一个中国“的原则，注意避免可能产生“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任何用语。“台湾问题”应译为“Taiwan question”，不宜译为“Taiwan issue”。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作为一个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而“Issue” 这一词的意思是几方均有争议的事情，“ a matter that is in dispute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 。 因此，台湾“问题”应译为Taiwan “question”, 而不能用“issue”。试看 “question” 与“issue” 这两个词的不同用法：“ The Taiwan question is made an issue by those who want to interfer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相应的，把中国大陆译为“mainland China”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含义，即除了“mainland China”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什么 “China”。 应译为“China’s mainland” 或“the mainland of China ”。
联合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政府组织，既是政治论坛，又是决策机构。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各国必须执行。各国代表的发言都是代表政府的，联合国不是一个发表个人意见的自由论坛。因此，要特别注意用词的政治含义（political connotation ），不可掉以轻心。
例如，安理会有关中东问题的242号决议中，对“领土”一词的用法就是一个联合国乃至国际政治舞台上长期争论不休的悬案。这个决议的关键部分，英文是“Withdrawal of Israel armed force from territories occupied in the recent conflict.” 法文是 “Retrait des forces armees israeliennes des territoires occupes lors du recent conflit.”
英文中，“领土”一词用的是没有定冠词的“territories”；法文中，“领土”一词之前用了定冠词：“des territoires”。以色列、美国等倾向于英文本，因为英文本中的“territories”只是一般多数，可解释为撤出一部分领土而不是全部领土。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则倾向于法文本，因为法文本中的“des territoires”意味着以色列必须从其所占的全部领土撤出。
又如：在七十年代的安理会上，我方表示，“我们反对的是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而不是反对犹太民族”。“犹太民族”最初被译成“Jewish nation”。当时，我们是不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Nation”一词的含义引起了一定的误解。中国代表在安理会上发言后，美国代表团人员立即来找我，询问中国政府不承认以色列的政策是否有了改变？这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后来我们就把“犹太民族”改译为 “Jewish people”,以免引起政治上的误解。
翻译是“万金油”（Jack of all trades）,即什么都要懂一点，随时能担任各种问题的翻译。然而，术业有专攻，工作上应有分工，每个翻译应有一、两项专业（ master of something,而不是master of none）。作为外事翻译，必须掌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法律、宗教、民族、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基本知识，同时要紧跟与自己有关的事态发展，随时熟悉和掌握有关的知识和词汇，即“临时抱佛脚”。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与扩大，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许多概念与词汇应运而生，成为时尚的用语(trendy words)。我们必须努力掌握。举一些例子：
Paradigm shift 转轨，体制转变，转型
Civil society民间社会，社会团体，公民社会
Synergy合力，协同一致，增效。Create synergy or synergism (working together by two or more)。
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
Outsourcing 外包=obtain goods or services by contract from an outside suppliers
Leapfrogging跳跃式发展
Digital divide数码鸿沟
Outreach对外联系
Shepherd牵头人（指一个项目或一项课题）
Material breach(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实质性的违反（或破坏），等等。
从1986年开始，我脱离了翻译工作，出任驻外大使，至1997年回国从事非政府组织的经济外交工作。我在从事翻译工作期间所积累的语文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对我国对外政策的体会和了解，直接聆听我国家领导人的教导并受到他们高贵品质的熏陶，这一切帮助和推动我完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所担负的外事工作。
学到老，到不了。当前，我虽已年过古稀，但仍然感到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还需要继续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在有生之年再为国家和社会作些微薄的贡献。
过家鼎 资深翻译家、外交部英文专家，曾先后担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外交部翻译室主任、中国驻马耳他大使、中国驻葡萄牙大使、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大使）、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PECC）常务副会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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