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ing the advantages of Dr. Yu’s interventional therapy gives me better peace of mind, especially the super effective-ness with local high density of medicine inside the tumor at least dozens of times higher than traditional chemotherapy, plus the negligible side effect with much lower total dosage of medicine applied directly into the tumor as compared to the opposite in traditional chemotherapy killing too many healthy cells, also the killed tumor cells got circulated into the blood system can cause the human immune system to develop specific antibodies as a preventive and curing mechanism for the future. The advantages of Dr. Yu抯 therapy are phenomenal!
了解于教授的介入治疗方法的优点让我更加安心，特别是在肿瘤内部造成的高于传统化疗几十倍的药物浓度所产生的高效性，以及低得多的全身整体用药量避免了传统化疗过多用药杀死太多正常细胞的不良影响，并且被杀死的肿瘤细胞进入循环系统能诱导人体本身的免疫系统产生针对这种肿瘤细胞的特定抗体，来达到人体自身预防和治愈同样肿瘤细胞的功能。于教授的治疗方法的优点是很突出的！
As convinced by personal experience, I gained strong faith in this therapy, so have been encouraging Dr. Yu to expand the coverage of his extraordinary treatment to more areas including America, Europe and other countries where such treatment is not yet available. I was glad to be informed that Dr. Yu did get more patients from overseas to come to his hospitals in China, and the results are very positive and exciting! I have no doubt that Dr. Yu抯 innovative“Ultra-minimum Incision Treatment” of tumor injection interventional therapy has great advantages over most other therapies in treating solid tumors, to benefit more and more patients, and to lead the new trend of medical science development. This is surely a track leading to the ultimate complete control of tumors, one more light into the fu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由亲身体验所证明的，我对于教授的疗法有很强的信心，所以就鼓励于教授将他的杰出的疗法推广到美洲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国家。我很高兴得知于教授已经帮助了一些海外的病患，结果也非常好且振奋人心！我认为于教授的创新式的“超微创”肿瘤注射介入疗法在治疗固体肿瘤上相比绝大多数其他的疗法具有极大的优势，将造福更多的患者，也将引领医学的发展。这肯定是一条将导向最终完全控制肿瘤，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道亮光！
 
Phillip Qin抯 Brief autobiography:
斐力甫·秦自我简介:
I was born and grew up in China, went to US after college in early 1990s to continue graduate study in physics then transferred to computer science, worked in various financial companies in New York area for about 18 years. I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many science areas for many years with much learning and study, including medical science. I have personally learned and experienced Dr. Baofa Yu抯 specific therapy, value it a lot and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it to more people. Thanks！
我在中国出生和长大，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继续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先学物理，后转入软件专业，在纽约地区的金融公司工作了近18年。我对许多科学的领域有很深的兴趣，所以坚持进行很多年的学习和研究，包括医学。我亲身学习和体验了于保法教授的独特疗法，非常推崇，并推荐给更多的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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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四：把梦变成现实的人

“七七届”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七七届”的学生，都有着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他们来自农村、农场、工厂、部队，接受过基层的磨练和再教育，是成熟、理性的一代，而于保法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居里夫人说过：“我要把人生变成科学的梦，然后再把梦变成现实。”于保法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文革”时的“可教子女”到国立名校的硕士生；从跟着导师做研究到自己研发“缓释库”；从美国名校的教授到归国自主创业……为了抗癌中国梦，为了把梦变成现实，于保法经历了多个角色转换，承受了多重坎坷磨难，他对科学研究的执着，对肿瘤事业的锲而不舍，令人敬佩。
　　以身试药是古代名医所为，也发生在他的身上；事业刚刚起步，却耗资300多万元发起“医疗长征万里行”活动；站在美国法庭上，征服了美国的法官和医生，为美国男孩打赢了官司；他精湛的医术、敬业的精神，他对病人的真诚、病人对他的信任和依赖……令人感动。
　　欣然受邀为同学整理书稿，自知才疏学浅，书中难免疏谬不精，敬请指教，深表感谢。
　　                                   栾秀敏 
                                  2013年11月于烟台
 
　　栾秀敏，1960年11月出生，山东烟台人。1978年9月考入滨州医学院，1982年7月毕业，从事临床医学工作，烟台市福山区作协会员（笔名：亦禾文），烟台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第一篇 成长·励志
　　　　　
　　
 
1.1母亲两度患癌催生了我的梦想
 
　　应该说，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梦想，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对幸福生活的诉求与期待。一般人的梦想，大多都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我却与往事关联。我的梦想，起源于母亲的两次癌症，因为癌症夺走了我母亲的生命。从那时起，我就感觉癌症是人类未解密的黑洞。
　　母亲第一次患癌，让我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母亲第二次患癌，让我有了“破解癌症黑洞密码，救治更多母亲”的梦想。和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母亲将自己无私的爱，全部给了我。
　　小时候我有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父亲没有像爷爷那样从文，而是从小喜爱习武，并且很有造诣。他年轻时靠打拳卖艺为生，走遍全国，哥们儿义气的朋友一大帮，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当过武术教官，后因帮助老乡逃离监狱而犯下错，离开了国民党部队。也因此在解放初期入狱三年，即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尽管如此，父亲还于20世纪50年代在济南部队当过业余教官，教解放军武术。小时候我经常跟着爸爸练拳脚，学了一些武术功夫，以至于后来去了美国，还教美国老太太们太极拳，那已是后话。母亲是个贤惠能干的女人，家里的一切事务从没让父亲操心。母亲生下四个孩子，我排行老三，家里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可能是家里的唯一男孩吧，表面看不出来，实际上母亲非常偏爱我，我经常跟人说，我是在母亲的慈爱庇护下长大。
　　记得小时候，夏天在外玩，回来时一定要喝水，三碗水在桌上，我知道哪个碗里有糖，姐妹却不知道，那是母亲特意给我准备的。每次过大年，母亲肯定会给我做一身新衣服。说是新衣服，其实就是大人的衣服改装的，而姐姐们和妹妹大多都穿着旧衣服过年。家里要是赶上有好吃的，即使我没在家，母亲也会给我留出一些。二姐发现母亲偏向我，总是和我对着干，有时我俩还扭打在一起。小妹虽然年幼，却反而事事都让着我。父亲对我虽然严厉，但我一直是个听话、乖巧的孩子，从来不惹是生非，在学校学习中又一直名列前茅，平素不苟言笑的父亲，从来没对我训斥过。父亲每次外出，妹妹都想跟去，父亲总说不行，却早已暗示我，让我在大街的路口等他，与他同行。那时的我，虽不像现在的独生子女，却享受着全家人的呵护。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能够让人填饱肚子的食物，成了全国人民的奢侈品。那时，由于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过，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遣返回农村老家。返乡前父亲是运输公司的搬运工，还可以养家糊口，但是回到农村，就没有了生活来源。全家人靠着亲朋和邻里的帮助，勉强过日子，经常是吃不饱、穿不暖。
　　在动荡起落的“文革”时期，父亲虽是“反革命”，但子女没有罪啊！在母亲的争取和努力下，我和母亲又回到济南，但是我们家的房子已经被邻居占据，派出所的民警就让我们住到了邻居家的三间北屋中的东间。一个屋檐下，难免磕磕碰碰，有几次还吵了起来。那时，母亲不放心在乡下的爸爸和姐姐们，常常回东平探望。记得有一天，我放学回家，院子里没有大人，小孩也不搭理我。我就在门外溜达，忽然眼睛一亮，看到同院的邻居洪大娘晒在窗台上的熟地瓜干，我的肚子马上就咕咕地叫了起来，口水都流出来了，我实在是太饿了。心想，就吃一块吧，洪大娘没在家，吃一块又看不出来。吃上一块地瓜干后，感到更饿了，那肚子就好像装着一个正在转悠的轱辘，叫起来似乎还有节奏，我就间隔着拿起地瓜干，一块一块往嘴里塞，直到自己感到大娘可能要看出来了，这才收手，找小朋友玩去了。第二天也如此这般，时间一长，地瓜干就所剩无几了。
　　忘了过了多久，母亲回来了，责备我不该偷吃地瓜干，并高高举起了手要打我。可能是我那害怕的表情让母亲有些心软吧，母亲抬起的右手只是有些用力地摸了摸我的头，叹了一口气。原来几次偷吃，邻居洪大娘全看在眼里，但她没有阻止我，她笑着跟母亲说：“这孩子真饿坏了。”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犯错，也是唯一一次差点挨打。瞧，母亲有多么疼爱我！至今一想起此事，我就想流泪，就非常想念我的母亲。
　　1970年，由于父亲历史问题的原因，本来已经返回济南的我们，又一次被遣返回东平。不过大姐已经参加了工作，所以就留在了济南城里。返乡的头一天，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家门口，全部家当都被装上了车。第二天，满载着人和东西的车走了大半天，就到了东平接山乡夏谢村。到了村头停下车，村四大队的书记来迎接我们。然后我们一家人住进一个牛棚，一走进去还闻到一股牛粪味。
　　小时候，我脾气挺倔，母亲说，我有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记得有一次，已经在济南水泥制品厂上班的大姐回来看望我们，住了两天大姐就要回济南，我就闹着要跟着去，母亲虽不让，但表面上答应了，因为那时我已经在农村上小学了。第二天一大早，大姐就去大（这里读dai）羊乡车站，沿着山区的小道，乘车回济南了，我醒来发现她不在，知道大姐已经走了，就往门外跑去。到车站的路有十五里，一路上我边跑边喊，可是已经看不到大姐的身影，但我没有停下来。那时山间的路难走啊，根本没有像样的路，还要路过一片坟地，我跑出了大约十五里，那车早已没了踪影。回家后，我郁郁寡欢，精神恍惚，母亲发现后，感觉有些不对劲。因为我曾路过坟地，邻居大妈就提醒母亲：“是不是被鬼缠上了？快做做法事吧。”还是母亲了解儿子，“这是他的犟脾气啊。”十几天后，济南东平的老乡回夏谢村探亲，母亲就恳托济南老乡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一大早四点钟就出发，一路直奔济南。到了晚上六点终于到达大姐家，两百多里的路啊，我的屁股几乎要颠破了。在济南住了一个月，我的情绪稳定下来，大姐才把我送回了东平。母亲啊，你太了解儿子，也太宠着儿子了！
　　20世纪70年代，积劳成疾的母亲患了宫颈癌。不忍看着母亲受到病痛折磨，才12岁的我， 就用板车拉她去公社医院看病，医生说是癌症的那瞬间几乎吓死我。可怕的癌症，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它的名字。第二天母亲被送去了济南，在大姐的关怀和医生的积极治疗下有了好转。从那时起，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医生。我太爱母亲了，每当听到母亲的呻吟，就好比刀子在剜我的心。那时在学校学习根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母亲……1977年恢复高考，我如愿以偿，考进了青岛医学院北镇分院。我要当一名医生的愿望太迫切啦。
　　我在医学院学习的四年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现山东省肿瘤医院）工作，不久，又被派往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进修。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研修最忙的时候，操劳一生的母亲又一次患上了癌症，是食道癌。这对于我来说，打击太大了，母亲是我精神上的依靠，我不能失去她。我停止在京的学习，回到济南，我一边关注母亲的病情，一边更加发奋地学习，下决心要研究食道癌，为母亲治病。可是用尽了自己所有的知识和办法，化疗放疗都做了，还是没有挽留住母亲的性命。母亲带着对人世间的留恋和对子女们的企盼，撒手人寰。
　　我终于明白，靠目前手术和放疗、化疗的治疗方法，根本不可能在癌症治疗上取得实质性突破，要想挽救千千万万的癌症患者，必须有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出现。母亲过世时，我还是一个单身，母亲曾经那么迫切想看到我能够完婚，但最终还是没有实现。在安葬母亲后，我看到老家有患食道癌的老乡，没条件治疗却还活着，对我真是一个打击。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山东省肿瘤医院的肿瘤医生，连自己母亲的病都治不好，我心中痛苦极了。同时，这也让我对癌症的研究和治疗有了诸多的质疑。为了研究，我在自己身上打过针做过实验，以至于经常浑身肿胀，出现了全身不适反应。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的同事们看到我如此这般，觉得我可能是因母亲的病逝受到了刺激，钻牛角尖了，都劝我别那么疯狂，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再做研究。但我没有停下来，母亲都被癌症夺去了生命，身为一个肿瘤研究者，你说我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一个念头总闪现在我的脑海里：为什么我们总被癌症屠杀，却对它一点办法都没有？一定是我们做得太少了。要想拯救千千万万的癌症患者不再被癌症夺走生命，不抓紧时间研究怎么能行呢？
　　母亲不在了，夜间我常常从噩梦中醒来，心脏狂跳不止。梦里的自己身穿白大褂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患病的母亲，似乎要去做身体检查，医院的走廊很长很长，我推着母亲走啊，走啊，老是走不到头……走廊两侧站着很多人，他们用那种鄙视的眼光盯着我，人群中不少人对我指指点点，我都不敢抬头看他们。我听到人们议论我：“身为一个医生，一个研究癌症的医生，连自己母亲的病都治不了，这算是什么医生啊？”我面红耳赤，脑子里乱哄哄的，赶忙疾步向前。一直走一直走，我都累得气喘吁吁了，还是看不到化验室的门。这时，一群面目狰狞的人纷纷围了上来，又是一顿无休止的指责，这时候我忽然失去控制，大吼一声：“走开！”惊醒后，我出了一身冷汗，这才发现自己是在梦中。
　　我曾无数次地重复着类似的梦境。
　　癌症对我来说，是疮疤、是泪痕、是耻辱……癌症就是一个大灾难。对于患者、家庭、亲人们来说，癌症就是狰狞的杀人犯，癌症“黑洞”之谜何时能解开？何时能见到一束阳光？我能做些什么？这是日后我一直没有放弃癌症研究和治疗的重要原因。
　　为了这个抗癌中国梦，为了那一束穿透癌症“黑洞”的阳光，我踏进了癌症“黑洞”里，三十多年如一日，闷在了这个“黑洞”中；我投入了我全部的精力，夜以继日地与癌症抗争，执着地一路走来。
 
1.2自始至终就想成为一个高尚的肿瘤医生
 
　　癌症“黑洞”究竟是什么，里面都包含着怎样的东西？1988年我从协和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时，对此并没有清楚的认识。1990年我凭自己的勤奋和成就，收到了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医学院的博士后研究邀请，辞去原本待遇丰厚的中日友好医院的工作，孤注一掷远赴大洋彼岸寻求攻克癌魔的方法，希望再深入一点去探索癌症“黑洞”，找到那束阳光，实现自己追求的梦想。
　　没有其他的追求，也不想追求那些虚的荣耀与头衔，我就想成为一个高尚的肿瘤医生，为人类攻克癌症“黑洞”做一点贡献。
　　到美国学习，因为受到了导师斯奈尔·金（Sinil Kims）的影响，向他学习缓释库这个概念及应用方法。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自己缺少许多知识，急需充实自己，特别是分子生物知识。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虽然基础不错，但医学大学生主要以生物、生化等比较基础的学科为主，授课时间比较短，内容比较浅显，是以临床方面知识为主，大学毕业做住院医生是完全可以胜任，但是做研究工作就差得太远了。
　　读研究生时，自己的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当年，考取硕士研究生的比例非常小，专业分得很细。在国内，我的研究方向是核医学、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的显像、淋巴结显像剂等。
　　到了美国，研究方向变了，知识就有些不太够用了。跟着导师做过几年的分子生物学研究，确实填补了我的短板。在分子生物学的大潮中，至少我不说外行话了，至少我更能理解生物治疗中的关键点及相关的联系了。
　　我很注意参加索尔克生物研究所(Salk、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和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各种学术会议、讲座，有些讲座可能完全与我的研究无关，我也一样参加，为的是受受启发，看看能否找到我感兴趣的内容，尤其是癌症治疗方面的新点子或新思路。学术会也多数与我的目的相差甚远，我只是听听，当作练英语，当作休息，这些学术讲座会都备有饮料及小吃，我就当作休闲。
索尔克生物研究所是坐落在加州南部拉霍亚的一个独立非营利科学研究机构。它于1960年由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创立，创始者中有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1962年研究所正式投入运行。这所研究所是美国生命科学领域成果最多、质量最高的研究机构之一。在中国知道的人很少，多数人知道哈佛医学院。2004年，《时代高等教育》增刊将索尔克生物研究所列为世界第一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2006年，《科学观察》将其列为神经科学和行为学领域全球第一的研究所。路易·康是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设计者，在美国现代建筑师中，路易·康在建筑学上的地位相当高。他在1901年2月20日生于爱沙尼亚的萨拉马岛，1905年随父母移居美国费城，1924年毕业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器晚成的他五十多岁时才真正成为一代宗师，他的建筑作品通常是在质朴中呈现出永恒和典雅，他阐述了建筑应该怎样在反映人类对本质的思考过程中创造的奇迹；他提到的光明与阴影，与他在建筑作品中善于把握光的作用一样，都启发着人们对存在和哲理的思考。
　　这样一些学术讲座在索尔克和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几乎天天有，多数是基础的分子生物学，无临床应用价值。当然基础研究是科学家的兴趣与爱好，也是生物学家赖以生存的工具，为了能晋升，为了能争取科研经费，他们需要发表文章，需要写研究经费申请报告，他们一生花在写经费申请报告的时间，约占职业生涯的一半，然而，拿到经费的概率只有10%，甚至更少。
　　这些科学家拼命干的目的，是希望得到经费，用于研究和生活。哪里有项目招标，哪里就有科学家的身影，为了争取到资金，拼命地思考出标新立异的项目，并设想着种种可能的答案，而一些药企或大商人会选择对自己感兴趣的项目慷慨解囊，赞助美国癌症研究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的某些研究。各种各样的奖项，刺激着他们去申请，而药企或大商人拿出的这些钱，在美国还可以避税或减税。因此多数不是为了兴趣，只是为了生存。
　　多数的哲学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Ph.D.)的工资，不像临床医学博士（Doctor of Medicine，M.D.）的工资那么高，因为这些临床医学博士可以一边做医生，一边做研究，他们主要出于兴趣，为在临床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寻找答案，寻找解决的方案，这也是我比较欣赏的一种研究方式。在美国，这种医生社会地位较高，工资待遇较高。
　　中国留学生在国内学医，到了美国，有的人会去读哲学博士，目的是通过读哲学博士提高英语交流能力，同时有个学生身份在美国可以合法居留，有的人选择考美国的行医执照。在美国，临床医学博士一般都有行医执照，你考过执照，做完实习医生，就可以当医生。相比较而言在国内读了硕士、博士的人好像吃了大亏，其实没吃亏，打的基础好了，进步快，适应快。
　　我见过不少的中国医学学士，到了美国后干得很好，当然，一开始也是费了不少劲，克服了不少困难，有的人还通过自学来补课。
　　延安老兄就是其中一个，他没有研究生的经历，后来考取了行医执照，在美国就是当然的临床医学博士。我的中国朋友毛利（Mao Li）也很优秀，在著名的安德森肿瘤中心（M.D. Anderson肿瘤中心创建于1941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癌症研究中心之一）当了教授，没有考行医执照，也是临床医学博士，也没有国内外研究生的经历。近年他又去了美国马里兰的一家口腔医学院当了系主任，为中国人争了光，如按国内的观点，他确实没有得过博士学位，但美国承认了他，又当了不同级别的教授，就是当然的临床医学博士。
　　美国任何一个大学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或加冠于副（Adjunct）之类，条件之一是具有哲学博士或临床医学博士或同等学力，只要你在美国干得好，就能得到承认，这就是美国。这些人回国了，国内的观点与美国有所不同，那属于国情问题，不是个人能主宰的，我觉得，承认与否无关紧要，只要有能力就可以了。
　　像我就是这样，在美国得到了承认。回国了就按国内的规矩办，也没有问题。
　　在美国的研究室，我努力工作着，加班加点是经常的事，有时半夜睡不着，就到实验室搞研究，时常错过吃饭时间，饿了就随便找点吃的。就这样，两年很快过去了。
　　1992年，我有幸在世界著名的索尔克做博士后研究。在这个研究所里，我如鱼得水，开始在美国崭露头角，我的科研成果于1994年曾得到美国陆军医学研究开发署（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mand）科学前途发展奖16万美元，当时我们实验室的十几个博士后中，就我跟另一个中国人得到这笔经费，一时惊呆他人，我俩都没有哲学博士。同时我也是首席科学家（Principle Investigator，PI），同时还被聘为该研究所的研究员，同年被破格聘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的助理教授。
　　在美国站住脚后，在肿瘤的临床治疗及药物载体研究上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96年，在第89届世界癌症年会上，我提出的“用肿瘤自身作为抗癌药物‘缓释库’”的概念，在美国医学界引起极大轰动，也促使我为之奋斗终生，并取得了一定荣誉和相应的地位，美国政府破例为我办理了绿卡，美国癌症研究学会也吸收我为会员。
　　虽然在美国取得了初步成功，当年活得也算自在，但我一直感到自己身在美国，心在中国，因为祖国是我肿瘤研究起步的地方，我特别想回到中国，圆自己的抗癌梦。
　　我要用自己的技术造福人民，对此我充满了自信，因为我已经掌握了独到的肿瘤治疗技术。祖国改革开放空间巨大，有好几位国家领导人在接见留美学生时，都热切鼓励大家回国创业，我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强烈的创业愿望和归属感——回到中国干自己的事。
　　15年前，在中国大部分人绞尽脑汁要移民国外的时候，我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到祖国，回到山东，回到老家。在自己的家乡，在离县城还有二里路的农田里，建起了自己的肿瘤医院，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无先例的创举。有些记者听到以后顿觉不可思议，前去采访。
　　我没有辜负社会各界的厚爱和患者们的企盼，2004年至2007年三年间，我的“缓释库疗法”先后获得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国家发明专利，众多患者接受该疗法治疗后重获新生。
　　十五年来，国内外近三万名患者慕名而来,治疗效果显著，更可喜的是，部分肝癌病人甚至活过十年有余。攻克癌症，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没有做到，中国的大医院也没有做到，我也没有做到。但是我能做到的是：我为癌症患者减少了痛苦，延长了生命，提高了生活质量。事实也证明我的理念是对的，我的方法是科学的。
　　随着时代、环境和地位的不断变化，我对事业的追求在不断地深化和提升，始终不变的是，我想成为一名高尚的肿瘤医生!
 
 
　　

1.3被遣返回乡促使我成为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人

    我出生在济南市，但是幼年济南的生活经历在我脑海里记忆甚少。上小学时正处在“文革”时期，那时的济南比较乱，学生不用学习，可以随便逃学，整天就是玩。当时我们家住在槐荫区，周围邻居都是普通百姓，街坊之间很亲热。我的童年就在那里度过的，整天和小朋友们玩在一起，小学什么也没学到，连乘法口诀都不会背诵，大字不识200个。
　　1966年，父亲被打成“反革命”，一家人从济南下放到泰安市东平县夏谢村四大队，这一年，我8岁。父亲带着一家五口人，落魄地回到了老家东平，匆忙间，村里没有房子住，只能暂时栖居在极其简陋的棚屋里，说实话，就是一个牛棚，连牛粪的味道还在。
　　尽管当时我只有8岁，亲身经历过父亲挨批，看到自己身边的玩伴一哄而散，像躲鬼子一样躲着自己的场面，多少已经品出了一点苦难的味道，回到了农村，就多了一份胆怯。
　　但夏谢村村民是淳朴的。乡亲们帮着收拾房子，帮着垒厕所，凑来玉米面做窝头，还细心地教我们一家人如何种地。渐渐地，我就不再胆怯了，反而觉得，在农村比在城里要自在得多。
　　但那个年月的艰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体味到的。我的父母不懂农活，两个人加起来才挣一个整劳动力的工分，自留地种得更是一塌糊涂——8分地，一年两季，还收不了200斤庄稼。秋后队里分粮，因为工分挣得少，一家五口人只分到了9斤麦子。
　　好在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分完粮后的一天，济南方面忽然有消息来，要我们回济南。当时的政治气候动荡不定，不要说幼小的我对这一切弄不明白，就连父亲也弄不明白，一会儿赶回农村，一会儿又招回济南，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再次回到济南，学校仍然整天在搞运动，老师不好好教书，学生不好好上课，我就又开始了逃学。
　　1970年，不知何故，再一次被遣返，我们再次被赶回东平夏谢村。从此，我的父母就再也没有离开那里，直至终老。
　　第二次返乡，我们就完全在农村落户了——东平县接山乡夏谢村第四大队，父母亲成了真正的农民，而我就是农民的儿子。虽然有了一段在农村务农的经历，但父母依然无从适应，依然只能挣半个劳动力的工分，依然只能分到很少的细粮。后来父亲拼命做工，终于成了整劳动力，毕竟是有一身功夫。年复一年，我们家的饭桌上总是老三样：地瓜、窝头、棒子面粥。时间长了，姐妹们有些抱怨，姐姐甚至拒绝吃那不好吃的饭，但我却不吱声，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已经体味到了生活的艰辛。何为苦？吃穿都是问题。幼小的心灵里已经埋下了奋斗的种子。
　　逢周六、周日或放学后，第八小队的谢队长必叫我下地干活。为了喝上一碗稠糊粥，全小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都要干活，不敢不响应。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被逮着下地干活，村队里有一口钟，到点他必去敲，简直是要命啊。秋季的活又多又累，我常被派到农田里看坡，晚上要自己搭一个临时的草棚住，晚饭也要自己用玉米秸烧地瓜吃，喝水要去小河沟打一点喝。如果是两个人还好，可以作个伴，要是一个人在田地里就很害怕，夜间会有野生动物出没。常常因为队里派的活我不愿意干，还和生产队的谢队长吵过架，他总是以“你成分不好”来压我，我很生气：“父亲是‘反革命’，但我不是，我是革命的。”那时毛泽东主席都说，讲成分，不唯成分论。我很会活学活用，其实，那也是自己的诸多不理解、不满意的一种情绪表达。但在真正的干活过程中还是蛮愉快的，于家的老少爷们儿对我不错，乡亲们也看得起我，这也逼得我不服输，总能干好任何农活。我们也能玩在一起，打打闹闹。
    第二次回到农村时，我正上小学五年级下学期。由于几次转学，自己很不适应，学习根本跟不上进度，还逃过几次学，即使逃到村外也没有意思，放眼望去全是庄稼，乡亲们都笑话我逃学。“文革”期间，农村受到影响较少，学生们都在按部就班地上课。在我幼小的心里，认为逃学是个正常的事，在济南不就经常逃学吗？可是在农村，逃学就成了大事了，农村的孩子从来没有逃学的。由于农村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逃学还不如下地干活，渐渐我对逃学也就没有兴趣了。
　　上初中后，我开始知道学习了，成绩也就很快上升了，不知不觉就成为班上的学习尖子。数学、化学和物理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课堂上老师出难题，在同学回答不上来的时候，老师总是让我回答，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回答正确。我成了一名好学生，重要的是，老师和同学对我刮目相看了。
　　在农村这段时间里，交了很多农村朋友，他们是那样的朴实、能干、肯吃苦。虽然父母是被遣返回乡，但乡亲们仍然非常尊重他们，我也就跟着沾光了。父亲的辈分高，同龄的小朋友们看见我有的叫我叔，有的喊我爷。叫我叔的有于运福、于运平、狗蛋、臭水、憨二，一般都是于家本族或是于家的近戚或远亲。
　　每天我和小朋友们一块上学，一块下地干活，偶尔我们还一起到村东的小河里游泳，在单调的农村，这是一种乐趣。在田里，我们还经常嬉笑打闹，有一次真的打了起来，从小练过武的我，把他们几个都打倒在地，他们就更佩服我了。   
　　父亲是武术高手，回到农村后经常教小朋友们练功夫，还教了几个成年人，高玉章就是其中一个，父亲教授武术是免费的，他们也帮父亲干点农活。还有人从济南大老远赶来，找我父亲学武术，我这才知道，父亲的武功的确小有名气。
　　我的朋友中还有高峰、高兴江、高兴华，我曾为他们家看管过房子，那是村外的一座新盖房 子。那时我家很小，牛棚能大到哪去，家里人口又多，几乎住不下，我就干脆住在高兴江家村外西头的房子里。说是让我看管房子，其实人家就是给了我一个方便，解决了我们家的困难。晚上在那里我可以看看书，那时的农村没有电灯，点盏小煤油灯，书要靠近油灯才能看清，等到第二天就会发现，满鼻子都是黑灰。多少年过去了，至今我们始终是好朋友，仍然保持着联系，经常一起吃饭一块喝酒，聊聊农村的生活。
　　我的初中是在村里上的。那时母亲得了宫颈癌，我用农村的地排车拉她到公社医院看病。到医院一看，医生就告诉我可能是癌症，我几乎就要崩溃了，我害怕癌症夺去母亲性命，因为那是绝症啊。我第二天就拉着母亲到了济南，找已经在济南工作的大姐，继续为母亲看病。对于癌症的恨就源于那个时候。
　　父亲与我和姊妹三人仍留在村里劳动，在村里上学，妹妹于保荣常常因家务活干不完而耽误上学，如喂猪，迟到早退是常有的事，以至于误了她的学习，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也养成了勤劳吃苦能干的性格。
　　全家在农村一待就是五年，1973年我被大队批准到接山公社的中学（四中）考高中。同级的表哥尹成鹏却因舅舅是“历史反革命”被迫放弃考高中。其实他的舅舅也是我的舅舅，再加上父亲成分也不好，就两个“历史反革命”了。我被批准考试，这源于大队里的干部对我的看法很好，我的表现很不错，积极参加各种大队活动，大队的文艺演出我都积极参加排练，业余时间就干农活，很能干能吃苦。事在人为，是家里老人常说的话，这话很在理，能有机会参加考高中，我算是很幸运了。
　　连考两天，考上了高中（百分之三十的录取率），家里穷，加上母亲有病，实在拿不起学费，父亲一度不想让我上高中。可我很坚定，坚持要上学，后来父亲看我那么爱读书，能考上高中也不容易，就卖掉了家里的一些粮食，换来几元钱，才使我交上了学费，圆了高中梦。上高中要住校，那时我只有一床被子和一大包生地瓜。要吃饭时，我就在食堂里把地瓜蒸煮熟了，蘸点盐，冲一杯开水，这几乎就是我每天的饭。
　　高中有个同班同学叫于桂英，辈分小，叫我爷爷，因为和我很要好，一些男同学常常拿她取笑，让她喊我爷爷。她家生活要好得多，有时她就把自己的饭拿给我吃，我当然是人穷志不短，表现得很像个男子汉，拒绝了人家的好意。
　　由于“文革”后期落实政策，我和我姐成了上山下乡的回乡知识青年，在县里的知识青年办公室有名册登记。当时县里经常发放书籍杂志，有关于知青的故事，也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著作，还有一些新资料，每一本我都认真地读。因为书籍是邮寄到我们学校的，我就有别于其他的同学，同学们很是羡慕，“县里还给他寄资料和书”，为此，让我也有了自豪感。
　　上高中的时候赶上了“批林批孔”，学校常常组织下乡干活。后来又出了一个张铁生交白卷，造反有理，学校的学习秩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我非常喜爱学习，特别感兴趣的是物理、化学、数学。按说回乡知识青年就应当在农村干活，但我是一个另类，我在此期间一直在东平四中学习，这也算是知青史上的一个特例吧。有一年知青们都到县里开会，我也参加了，县长接待我们，县里的广播站通过广播向全县播报了这一新闻，在那个年代，这也让我引以自豪。
　　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我就成了被教育的下一代(当年被简称为“可教子女”)，但我不甘心，积极要求进步。在高中时我入了团， 成了一名共青团员。说起来，这事还差一点就黄了。记得宣誓前，老师发现了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我的老师对我很好，他没有声张，高抬贵手让我过了这一关，那时的“可教子女”很少有入团的，这要经过党委的批准呀，可见，我在老师眼里，是一名优秀学生。
　　学校里很多同学是我的好朋友，上一届和下一届的都有，包括当时公社书记的儿子郑民、社长的儿子司建刚、尹成海等等，他们不管我身份的特殊和家庭的穷富，就认为于保法是好同学、好朋友，于保法身上有吸引力，很多同学都愿意围着我转。
　　高中刚毕业，父亲生病了，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在公社医院住院，那时的医院条件很差，苍蝇蚊子满病房飞。虽然我年纪不大，却非常懂事，家里除了父亲，就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父亲病了，我要把家里的所有事情打理起来。陪父亲在医院住院，和医生护士关系处得很好。有一位刚毕业分来的年轻贾医生人很好，和我很能谈得来，他说父亲最好用白霉素，这种药医院没有，我几乎跑遍泰安，但没买到，就到济南找大姐，大姐为父亲买来了白霉素。这期间父亲患有尿潴留，外科医生为父亲手术引流，那时的医疗水平实在是差，站在门外都能听到父亲一声声的“哎呀”，我的心也随着阵阵发紧，隐隐作痛。那时外科大夫水平也有限，麻醉水平也很低。
　　家里摊上两个病人，原本家境就不富裕，更是雪上加霜了，还好那时有农村合作医疗，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钱。一天，我们村的大队会计来公社医院办事，不知他跟医院的人说了什么，医院就改变了态度：“‘历史反革命’分子，不能享受合作医疗的待遇。”
　　我就找人说理：“‘反革命分子’也是人，我们也交了农村合作医疗费用，再说是历史问题，又不是现行反革命。”
　　“人都要死了，革命与反革命还成什么要紧的问题，再说，一开始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时候也没说清楚，也没有明文规定‘反革命’不能参加合作医疗。”
　　那时高中毕业的我，已经能说个理了，革命的理论水平也相当可以：“毛主席还号召给予生活的出路呢，你们这般对待我的父亲，是很不公平的。”
　　正当我四处求人的时候，父亲病情加重，心脏衰竭没救了，撒手人寰。父亲没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他带着终生遗憾、许多不舍离我们而去了，好在父亲的医疗费最终还是按着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手续给办理了。遗体告别时，我哭得几乎昏过去。
　　由于我是回乡知青，毛主席号召要给“可教子女”出路，招生、招工都有一定的名额，用于体现党的宽大政策，那时的政府按政策办事的原则性很强。1973年我二姐于保华，因为东平县师范扩招，她有幸上了东平师范，这在当时的农村，也是一件大事了，是沾了回乡知青的光。
　　我高中毕业就回村里劳动，公社知青办的主任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阿姨，对我比较欣赏，也有同情的原因吧。我为人很好，父亲又不在人世，她来过村里看我，有好几次发给我救济款，记得每次都有20多元，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不仅可以维持家里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支持了我，温暖了我，这比什么都重要。县里有了招工机会，主任阿姨就让我去报名，结果分配到了东平县饮食服务公司的第二理发店，她跟我说：“孩子，你别挑，先干着，以后再说。”我在农村养成了写日记的好习惯，记得还写过这样的豪言壮语：“一天的劳动虽然脏累，但却净化了我的心灵。”写归写，在内心深处还是想尽快进城参加工作。
　　当了理发工人，成天与县里的工作人员打交道，也算吃国库粮了。在那时，吃国库粮就是高人一等，可以与县委书记见面和聊天，只要吃国库粮，就是一个级别，那时风气也正，虽然在提干和重用上，像我这样的“可教子女”与别人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可在百姓的眼中我也算是一步登天了。
　　理发尽管不是我爱好的工作，但先干着，有个饭碗可以养活自己，也可以补贴家用。在工作的闲暇，我就看看数理化、无线电、收音机维修等书籍。有一天来了一位领导，县党校侯校长，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等待我的师傅，他是我师傅的常客。我上前跟他说：“我给您理吧。”他顿了一会儿，说：“好，年轻人，你理吧。”毕竟刚学，水平有限，加上他是大干部，我心里也有点紧张，手心都出了汗，终于理完了，校长照着镜子一看，后脑勺头发参差不齐，有点火了：“你拿我的头练兵啊？”我虽然有些胆怯，但还是大着胆子说：“您是党校校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在您头上练，那应在谁头上练？”他哑巴了。在那个时代，人们成天喊着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把这“口号”派上了用场。我的师傅赶忙过来打圆场：“小于是个勤快好学的青年，是个好孩子啊。”边说边为他修理，最终，他还是满意而去。
    由于我勤奋好学，表现很突出，所以在公司人缘好，朋友多。但记得那时有一位同事总是跟我闹别扭，我们都从农村出来，又一起分配到理发店工作。他爹是南下干部，在南方工作，很小就把他送回老家东平，陪他农村的母亲。不知何故，我们俩有点水火不相容的架势，事实上是他与我作对。1976年唐山地震那会儿，山东也有余震，几次半夜爬起来往外跑，我都让着他，他却不领情，觉得这是应该的事儿。我常常在想：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同的缘故吗？我是个比较谦和的人，一个屋檐下相处，很想和他搞好关系，但我也知道父亲的历史问题，凡事我都让着他三分。但还是不行，后来听同事告诉我，他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我的勤奋好学，在这小公司是出了名的。业余时间，我就搞搞技术革新，把坏掉的剃刀加以修理，有时还加以改造，改造后的剃刀很好用，师傅们很高兴。闲暇无事，读些无线电的书，还学会了修理录音机。有一天，商业局张副局长的收音机坏了，不知怎么知道我会修理，就把收音机送到了理发店，幸好不是大毛病，几天后我给他修好了，他高兴得不得了。
　　公司常常抽我去帮忙，在办公室写标语，做宣传工作。后来，公司成立技术革新小组，我得到公司领导的赏识，被调去干了技术员，一直干到高考。1977年12月，我抽出时间参加了高考，被青岛医学院北镇分院录取，从此改行不再理发，离开了东平饮食服务公司。
　　和我一起去理发店工作的同事有十个人，后来大多都改行，现在只有一个同事仍在以理发为生。虽然离开了理发店，但理发技术始终都没有丢，那是我为朋友和同学服务的工具。离开了理发店，但我经常回到那里看看，顺便免费理个发。那位总和我作对的同事也渐渐和我缓和了关系，后来他调到其他部门，我回国后听说他患癌症去世了，真是很可惜。
　　赶上了好时代考上大学，应该说是我人生的重大转变。我渴望读书，渴望上进。离开学的日子还有两天，我就去了大学报到，得到了班主任的赏识，让我当了第六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张新明，我们的关系处得不错。我把副组长当作正组长来干，副组长一干就是三年，每年的三好学生中都有我。在学校什么事我都积极参与，凡事都抢着先做、多干，业余时间为同学理发，体育活动积极参加，我喜欢长跑，参加过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直到毕业那年才把我升为组长。这么一个组长我当得很认真、很积极，因为这是一个锻炼的好机会。
　　大学期间同学们读书的劲头很高，那时的学习气氛相当好，谁要是晚上十点钟就上床睡觉，大家都会笑话他，我也不例外。
　　上大学时我有一个理想就是入党，改变一下家里的政治面貌。当时老家东平夏谢村受上级部门的委托，已经宣布为我父亲平反了。1982年1月临毕业时，我光荣入党，被分配到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工作。大学的生活记忆犹新，赵述江指导员是我的好老师，他对我很好，没有他，我不可能入党，我是全校唯一的小组长入党的先例。后来我赴美留学，没有保留党籍，归来后加入了中国致公党。
    那个年代，多数人在省级医院工作就已经满足了，我们77级这几个人都不安心在医院工作，报考了研究生。1985年开始读研后，几乎所有的硕士研究生都在复习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和托福，就是要努力出国读博士，出国是研究生每天必聊的话题。我是核医学的研究生，主要是临床应用，核医学是门新兴的学科，牵涉到很多基础学科，如化学、放射物理、核放射学。我主要研究放射药物的临床显像与应用，比其他的临床学科要复杂，学习起来要难得多，但我觉得很有趣。
　　三年后，我毕业分配到中日友好医院工作，在当时的研究生毕业分配中，我是较满意的。我于1988年7月份研究生毕业，9月就晋升为主治医师。中日友好医院的同事对我不错，都拿我当朋友，叫我老于，1989年我又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来用于研究肿瘤阳性显像剂，应当说在中日友好医院干得得心应手。
 
1.4爱动脑筋，喜欢创新，硕士毕业不久就获得了一项国家专利

　　1982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在外科干了近半年，知道了什么叫剖胸探查，什么叫剖腹探查，那就是打开胸膛、打开肚子查看肿瘤，看看能切就切。那时还没有计算机断层扫描（CT）、核磁，所以，剖胸剖腹探查几率很高，切除率很低，大多数病人都白白挨一刀。特别是食道癌病人，多数已失去切除机会，打开看一看，然后就缝合上，我看到后很是心痛。病人遭受如此大的痛苦，病灶却没切下来。我就动脑筋了：假如发明一个支架，给这样的病人按上，阻止肿瘤堵塞食道，让食物能通过食道进入到胃，不就延长了生命吗？
　　我试探着去研究食道支架，还找过洗衣机厂，试图制作支架。那个时期制造工业的技术相当差，材料产品质量差，更不幸的是，没人理我，认为我异想天开，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确实能力是有限，但是我想到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能为病人着想，就不愧是一个好医生。
　　今天，食道支架已经普及使用了，印证了30年前我的想法和行动，假如当初申请专利的话，今天的制造商要付发明专利费的对象就是我了。那个时候，年轻的我已经是敢作敢为了，现在看来，我的思路是对的。
　　同时分配到肿瘤医院的学生，都是77届——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所有人都想干外科，于是，都托人找院领导强烈要求干外科。省肿瘤医院的刘院长烦了，干脆外科一个都不给。我和朱钧从外科调出后分到了肿瘤放射治疗科，一同来的贺济琛也分到放疗科,汝宁分配到化疗科，韩俊庆分配到妇瘤科，刘惠忠分配到放射科，王继春是山东大学物理系的，被分配到加速器（放疗工具）室当了工程师。
　　肿瘤医院很是器重我们，不论毕业的院校是否有名，都把我们当宝贝。大家也都表现得很优秀，在医院里都是佼佼者。不知从哪儿来的劲，贺济琛、朱钧和我都一心想考研究生。
　　我们几个人一心在做着考研的准备，在当时放射治疗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大学里根本没有学过，我们既要学习放射学、放射物理、放射生物，还要学习英文。记得那时常常要政治学习，白天上班工作，不管多么忙，多么累，晚上下班后还要坚持我们的英语学习。这种情况被科主任发现了，他希望我们能留下来，能安心地工作。科主任私下跟我们谈话，会议上给我们提醒，会下还当面批评，当时我们都认为他胸无大志。30年过去了，我们理解了他，他那是一心一意为工作着想，为医院着想。1984年他当选了肿瘤医院的院长。后来听说，他患癌症去世了，我回国后没能见到他，十分遗憾！
1983年，因为没有医院的批准，谁也没能参加考研。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肿瘤放射治疗产生了兴趣，就想考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的研究生。之前，我一直在学习肿瘤的免疫学和肿瘤免疫治疗。于是，我就给当时著名的放射治疗专家谷铣之写了一封信，咨询了一些问题，请教了考试的课程，因为这个专业没有书籍可以看，也买不到基本的参考书。
　　谷铣之老教授亲笔写了回信，“到我院进修放疗比考研究生更实用”，并随信寄了一份进修申请表。我马上填上，送到医院医务处，一位刘处长盖了章，寄走没多久，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回信了，“同意于保法到我院进修，进修费1500元”，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
　　接到信函是在1983年底，要求我到北京学习是1984年2月。新上任的刘院长知道了这事：“北京通知你进修，医院怎么不知道？科室也不知道？”是啊，几乎没有人知道，因为我当时也没觉得是多大的事，到医务处只是盖了一个章，刘处长也没写同意与否，我也没向科主任、院长汇报，心里是这样想的：让去就去，不让去也行。
　　后来田副院长——我们的前任科主任出面说话了：“到北京进修实在不容易，咱不让他去，以后再联系去进修怎么办？他去上级医院进修，回来还是给医院干活嘛。”就这样，难题解决了。
　　我很激动，要去北京了，进修的机会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学习。刚过完春节，我就踏上去北京的298次列车，晚十点半发车，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就到了北京。当时天很黑，上了公交车，我平生第一次听到北京小姐报站，几乎没听懂，几次打听，才上了42路到了潘家园下车，到了肿瘤医院报到。
　　报到后，我被安排到集体宿舍住下，开始了进修学习的生活。
　　这是一个20多人的学习班，边上课边实习，跟着本院大夫一同工作。进修期间系统学习了放射物理、放射生物学、病理、内科肿瘤化疗，确实提高很快，并能学以致用。记得那时殷蔚伯教授刚从英国学习回来，看到他是那样的气度非凡，亲切而爽朗。也见到了谷铣之老人和秦德兴老师，秦老师穿刺活检闻名中外，我跟他学了不少东西。我一一拜访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各位老师，从那一刻起，我就想：从此我就是他们的学生了，他们是我心目中的照明灯。肿瘤内科的孙燕教授讲课我也去听，内科的化疗就是从那时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逸民讲的放射物理我印象最深。在科里学习的本院医生都是77级的大学生，他们来自湖南湘雅医学院、四川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等等，现在的李晔雄主任当年就和我们在一起学习过。他们毕业分到了大医院。
　　在北京的时候非常想念山东，有一次山东的陈丽主任来北京开会，我就像是见到了自己的亲人。这一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学习阶段，不亚于大学。学习班的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我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在临床上认真工作。同时也感到了，北京有着很多优越的条件，老师和教授大多都是国家顶级的学者。当年的同学有些成为了朋友，如崔纪青、周伟、王继英，后二位现仍在中日友好医院肿瘤放疗科工作。
　　在北京进修的那一年，百忙之中还找到了老乡，在团中央工作的张庆黎，和他在一起吃饭、聊天。那一年，我第一次到了长城和天安门，见到了祖国的宏伟建筑。1984年天安门前的大阅兵，也让我赶上了，非常幸运啊。北京太吸引我，我好想留在北京，也好想考上硕士研究生，学习放疗专业。
　　这期间，我曾在头颈组学习，带教是严洁华老师。有一次给鼻咽癌患者取活检时，我发现鼻咽活检器非常不好用，常常撕裂后咽，加重病人的痛苦。我发现活检器是钝性切，假如改进为锐性切，是不是会好一些？这个问题一直缠绕在我脑子里，如何改进鼻咽癌活检器，成了我的业余活动。画图、研究，中间几次去了新华医疗设备厂，与工程师讨论。用一个吸囊先吸再剪，忙活了一段时间，由于缺乏机械制造的知识，再加上制造工艺的难度，费了很多的功夫。这件事我与几位好朋友聊过很多次，他们都很赞同我的发现，遇到困难研究它、解决它，成了我的一个习惯。
　　转眼到了1985年硕士研究生报考的时间，在北京报考研究生需要单位介绍信，我很担心，因为开介绍信有难度，医院对于职工报考研究生有诸多的限制。正在这个时候，山东肿瘤医院的于竹成大夫来北京办事，手上有几份空白的介绍信，我就留下一份，很快填上报了名。可是报名之后，还需要单位在一份确认表格上盖章，没办法了，只好回了济南。
　　省肿瘤医院领导不同意我们考研究生，特别是我还在进修中。当时我很焦急，找到了卫生厅曹副厅长，是他出面跟医院说情，这才同意我参加了硕士研究生考试。当年我的英文成绩59分，病理学、综合、政治都及格，顺利地通过了。在录取专业上出现了竞争，报考殷主任的放射治疗有两个人，我和本院放射治疗科的谷峰，只收一个，我没有被选中，被调给了核医学唐谨老师。
　　贺济琛也考上了浙江大学生物工程研究生，实现了他的梦想。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生还是比较少的，大学同学里我还是第一个考上了硕士研究生。
　　1985年我们入校时，吴阶平院长给我们讲了话，修瑞娟副院长也和我们见过面，他们都是国内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过去只在报纸上见过。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和偶像，是我努力的方向，协和老师都是我的榜样。 我很幸运，我的导师很有名气，在核医学界他是杰出的，他的科研经费比较多，几乎随便由我支配，我在全国参加了各种核医学的学习班和会议。曾在天津、南京、上海等多次参会，开阔眼界，同时还拜访了那里的一些核医学的前辈。
　　我的老师让我仿制美国间碘苄胍(MIBG)，一种嗜酪细胞瘤显像剂，也可用于治疗嗜酪细胞瘤。嗜酪细胞瘤长在肾脏上方的肾上腺上，可以手术切除，间碘苄胍(MIBG)可以带同位素碘125亲和到肾上腺嗜酪细胞瘤上，同位素碘125发射γ射线可以治疗这种病。当时上海九院马寄晓在国内领先开展了此项工作，引起了专家的注意，我不想跟在别人的后面，我想独立开展一个新的领先项目。
　　当时我就想，既然间碘苄胍(MIBG)能亲和嗜酪瘤，为什么非静脉注射，要经过全身流到肾上腺，在循环过程中损失很多，又造成其他器官伤害，假如直接在影像引导下，将间碘苄胍(MIBG)标记碘125注射到瘤内，加上间碘苄胍(MIBG)亲和嗜酪瘤的作用，一定能在瘤内长期停留，达到有效的杀伤作用，起到治疗作用，副作用更小，自己越想越觉得值得投入研究。
　　在药物研究所王子厚老师的帮助下，合成出了十几克间碘苄胍(MIBG)。合成的速度慢而复杂，影响到了研究的进展，我就想另辟蹊径。后来王子厚老师当了国家医药管理局新药办的主任，回国后与他联系较多，学习新药的规则和咨询新药的申报。
　　有一种淋巴结显像剂，是用脂质体做成的，当时油酸多相脂质体在药界很热，顾学裘——沈阳药学院的教授，开创了中国脂质体治疗癌症的先河。其说明书中有一句“高度亲和淋巴的特性”，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如果标记上同位素99mTc，就可以作为淋巴显像剂。”
　　我投入了所有的精力，科室的刘琳、楼岑大夫几乎成了我的助手和学生。在我的带领下，白天研究导师的课题，晚上开展我自己课题的研究，一气干了5个月。动物实验清晰显示出新西兰大白兔的淋巴系统，我们做了标记率的研究，100%的标记率，药物代谢实验显示淋巴高度浓聚，具备作为一种淋巴显像剂的条件。
　　动物实验成功了，在人体上是怎样的表现？能否成功显像？最后，我做了一个决定，在自己的身上做人体实验，结果完全显示了我全身的淋巴结构，而且图像清晰，研究成功了，这在我预料之中。后来文章发表在《中华肿瘤杂志》上，题目是“一种新的淋巴显像剂——99mTc—油酸多相脂质体的研究与动物实验”（于保法，刘琳，楼岑，等.一种新的淋巴显像剂——99mTc—油酸多相脂质体的研究与动物实验.中华肿瘤杂志，1988,10（4）:270-271），这是我在科学研究领域里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国内顶级专业刊物上。当时我很激动，这项研究是有临床意义的，为了这项研究，我付出了很多，但没有白忙活。
　　在读唐谨老师的研究生时，有一天，老师在黑板上写出肾脏指数也叫肾功能指数，老师讲到“一个方，加另一个方，再除以一个方，这就是肾脏指数”。课后我就爱琢磨，在琢磨这个肾脏指数的时候，我突然醒悟：“这不就是勾股定理吗？”用一个三角尺随时可以估计出电脑计算出来的肾脏指数，于是，我就写了一篇论文，为此，我还参加了多个学术会议，从中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答辩就是用了淋巴显像剂课题答辩，刘秀杰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这些好课题随着毕业就没人管了，如果能长期用于临床，比什么都好，仅仅发表一两篇文章就完了，太可惜了。”
　　硕士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中日友好医院。按说可以留在协和医院，由于当时只想着早日出国，觉得换一个环境可能更好些。
　　刚毕业，时常回母校看望老师和朋友们，一天，探望了协和医院的老师，骑车赶回中日友好医院，途中，脑海中突然想起一个有关地质探查的报道：从一个地方注射同位素，再从不同地方测定其含量，就能知道地下水的流向。一下子受到启发，脑海里在盘算着：如果用核医学的同位素99mTc标记红细胞，注射到血液中，哪里有出血就有同位素聚积，就可以诊断出血了，如果用一个微小的探测器导入消化道，就可以探测出消化道的出血。
　　于是，经过反复试验和制作，我发明了胃肠道微量出血探测器，申报并获得了国家专利。
　　1989年我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是《肿瘤阳性显像剂的研究》。中日友好医院有几十人申请，最终拿到科研经费的，只有我和内科的一位老教授。
　　我硕士毕业参加工作就晋升为主治医生，在中日友好医院工作了两年。当年朱国泓主任对我非常好，1989年在北京召开国际核医学大会，他推荐我到筹备小组工作，后来我还发表了一篇论文。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以外国人为主的会议，当时能用英语交流是时尚而令人敬佩的一件事，我英语挺好，就接待了一些外宾。后来，科里来了一位美国核医学教授，我也充当了翻译，与美国教授建立了联系，为出国留学打下了基础。
　　当年在北京，出国前整天就是工作、看书、奋斗。院长耿德章（中央保健委员会原副主任、卫生部保健局原局长、中日友好医院原院长、北京医院原院长）很器重我，后来要去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他舍不得放我，但最后还是让我走了，也没让我交什么费用，因为毕业不到五年出国，都要给国家交培养费。真的很感谢老院长，假如要交那三四万的费用，我根本就交不起，出国也就泡汤了。
　　那时的硕士生，没有几个想在国内读博士，一门心思就是想出国。我的几位同学，朱钧、宋士玉、谷峰、邱秋也都是硕士毕业就出国了，有的干脆硕士学位也没要。能早日出国就是最大胜算，我当年也是这样的心情。有些在研究生在读期间就开始联系出国的事，毕业了拿到学位后，第一个想法就是出国，我的目标是美国。在脂质体研究领域一查文献，斯奈尔的文章比较多，就写信给他讨论脂质体的研究。
　　1989年10月他回信说，“希望你来美国一起做抗癌药物缓释系统研究。”就这样，被斯奈尔邀请到圣地亚哥加州大学。
　　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出国深造是最热门的话题，出国人员是最被羡慕的人，几乎所有研究生都把读研当作出国的敲门砖，只要出国，什么专业都行，只要出国，哪个国家都好。那段时间中国的学生有些浮躁，也有些激进。
　　这个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鼓励，社会推崇，人们向往，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好几批留学生，有些已经回来，能讲流利的英文了。中国也有了许多国际会议，能讲英文的学生、学者似乎是高人一等，再有机会当翻译，更是感觉优人一等了。整个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出国热，几乎同时十几万人正在熙熙攘攘地挤出国门。
　　我是比较幸运的，不是最早出国的，但是比较好地选择美国的名校。学校所在地加州圣地亚哥是美国最美丽的旅游城市，四季如春，世界各国的很多老年人都选择在这里养老，安度晚年。
 
1.5初到美国的生活经历

    1990年2月6日中午，我的美国老板斯奈尔医生到机场接我，他问我在美国有没有朋友，我说：“有个中国同学在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做博士后，我有他的联系方式。”斯奈尔马上打通了同学卢宪平的电话。
“好啊，送到我家吧。”卢宪平是我在美国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同学，他热情地接待我在他家里吃了一顿晚餐。至今不会忘记，卢宪平的家在诺贝尔街与珍妮丝街交界处，门前好大一块绿地，绿地上那一早一晚自动喷水的设备让我非常好奇，9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这样的绿地。
　　忽然的来访，同学也没有准备，我就在大沙发上睡了一夜。早晨同学又热情地招待我吃早餐，喝的牛奶中泡的麦片，那时国内还没有，现今有了。
　　随后老板斯奈尔就接我去了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肿瘤中心，在他的实验室里开始熟悉工作环境。傍晚，我从报纸广告中找到了一家出租房子的美国人家，这是一个大家庭，有一大家子人，还有两个房客：一个美国小伙和一条大狗。老板送我到了山顶区的第8街南头，那里就是房东的家，这是我住在美国圣地亚哥的第二天，也是我来到美国后找到的第一个美国人家的住处。
　　住进去的第一天，房东先把她现有的一间房子让给了我，我租的那间还没收拾好，屋里堆放了一些杂物。到了夜间，我躺在房东的床上辗转不安，翻来覆去睡不着，听着窗外刮起了大风，眼前晃过电影里夜间杀人的情景，真是有点胆怯。我真的住在美国了，应该是个高兴的事，可身在异国他乡，又加上时差的关系，还是有点想家，做了不少的梦，梦里一会儿出现这个同学，一会儿又是那个朋友，一张张都是熟悉的中国脸。
　　醒来后就去上班，老板不错，让我跟博士后夏尔（Shire）工作，这是一位中年女性，英文讲得快，我勉强能听懂，也可以看懂实验室的英文，但有一句我不解其意：“Your mother does not work here.”就问她：“这儿是实验室，当然妈妈不会在这儿工作，何必提示？”“哈哈……”她大笑，“就是提醒每个工作人员，你妈妈不在，没有人照看你，你必须自立，独立工作，没人给你擦屁股。”原来如此啊，这让我感受到了美国人的诙谐和幽默。
　　晚上，回到了我的那间出租屋里，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我从中国带来的两个大旅行包，里面塞着满满的衣服、用品。高压锅、筷子、碗都从中国带来的，只好在地板上铺上衣物睡了一夜。
　　现在想想真好笑，当时不了解美国，出国手里也没有多少美元，换到手的只有五十美元，又向在北京的山东老乡黄骊借了2000人民币，把能买的都买了，鞋、袜子、被、床单、背包等等，两个大包都超重了，衣服还没装完，我就尽量穿在身上，当时春节刚过，还比较冷，为了多带些，为了到了海外别缺这少那，于是就把大衣、毛衣穿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拿了那么多东西，去机场都费劲，北京的赵化娟大姐从单位借来了小车，把我送到了北京首都机场。
　　可万万没想到，2月的洛杉矶仿佛到了夏天，心情激动加上天热，我满身大汗，开始一件又一件地脱，脱下的衣服双手几乎拿不了，所有的包又满满的，那个狼狈的样子就别提了。中途，还要转机飞往圣地亚哥，要换乘一种小直升机，乘客大多是美国人，他们一个个穿着简单休闲，而我身上穿得厚重，手里还拎着大衣、毛衣，我知道他们看着我，心里一定在发笑：“从哪儿来的家伙，这般打扮？”瞧！那时的我有多傻啊，根本不知道美国的气候和中国不同步。
　　30岁出头的我，就这样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最会说的话是“对不起”，“请”，“有劳”。 我知道我就像农民进城，没办法呀，由他去吧，他笑他的，我不明白还得问。我相信当年有很多留学生大概也有这种经历的吧。
　　出国了，被同学羡慕，被家人朋友敬重期望，众望难负啊。至今还记得，当时买飞机票没钱，中日友好医院外事处的朋友小红出了一计：“让美国老板为你买，到美国后挣了钱再还他。”“不好意思，怎么说啊？”就在这时，美国老板斯奈尔又发来了两封催我动身的信函：有很多工作要做，尽快赶来，越早越好。
　　我就趁机在外事办朋友的帮助下，打了对方的付款电话（Collect Call），通过中转能听到那边的声音：“斯奈尔，有中国来的电话，你同意付款吗？同意接否？”当时我并不懂，由于时差的关系，他那边好像在半夜，说话结结巴巴，含蓄一阵后，问我何时能来，我就发问：“能否帮我买一张飞往美国圣地亚哥的机票？”他说：“可以，但要得到大学里的同意。”因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院是名校，有国际学生中心可以帮助。外事办的小红，通过并联的另一个电话在一旁帮我听着，当聊到可以买票时，她一再打手势，让我停下，就此结束。因为聊得多了，恐怕英语交流不畅，词不达意，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到了美国后，斯奈尔老板还几次提到那次通话：“你那一通对方付费电话，账单一来吓一跳，20多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数目不少的钱呀，没想到美国人也很会过日子嘛。
　　房间干净得连一张床都没有，第一周我睡在地板上，毕竟自己是个年轻人，带去的大衣当被子，床单盖在一层衣物的上面就当床了。第二周我开始装扮我这房间了。实验室大走廊外边有张电脑小桌子，询问后可以拿走，就扛了回来。在去上班的路上，到商店（古董店）买了个台灯，晚上就能看书了。
　　一日，发现房东的北邻家门口放着一张席梦思床垫，看上去是不用了，就想着把它搬回来，几次路过刚要靠近，人家的灯就亮了起来，弄得我好紧张，几次都退了回来，房东看见了，就主动上前说：“这床垫你可以拿去用，我们不用了，在外边放着，就是希望让别人拿去用。”接着，就让房客美国小伙帮我抬了回来，洗刷了一遍，放在了房间的一侧。哈，终于睡在床上了，还是席梦思，已经很满足了。
　　慢慢熟悉圣地亚哥后，走路要看红绿灯，过街要按指示器，买菜要去商店。那里的邮局，是我最常去的地方，因为每周要寄些信回中国。
　　每次去那小小的邮局，常与店主聊天，劳瑞（Larry）和森娜（Shena）两口子总是带着一条狗，一开始真是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带着狗上班呢。问他家几口人，回答是三口，“你们两口人，还有一位是谁？”“就是这狗。”瞧！连狗都是家庭中的一员了，太人性化了吧。自从认识劳瑞，我就在美国有了自己的朋友，无话不谈。一开始聊天时，经常因为我英文发音不准，对方听不懂，不理解，甚至还闹出过笑话。
　　我每天上下班要走3至5里路，想着有辆车，能开车上下班，那可就方便多了。于是，从报纸上找广告，再打电话询价，一番讨价还价，1350美元，然后朋友开着车找到了卖主家，开回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辆小汽车，是一辆二手丰田跑车，虽爱护有加，天天洗车擦车，不过再怎么养护还是辆旧车。                  
　　认识了邮局的劳瑞后，见面就不停地聊，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当初他看我想省钱买车，免费让我住他家的一个房间，只要每周给房东打扫一次家，整理前院后院的草坪，这是我到美国后第二个房东。房钱省了，我非常高兴，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吃饭、聊天、学习英语，每天早上我与劳瑞一起开车上班，他的家住在郊外，邮局离我们大学很近。
　　记得那时，每经过一个路口，劳瑞就让我大声念路标，都是一些很绕口的英文和西班牙文，那些街名的发音让我练得烂熟，我真的非常感谢劳瑞。为了感谢他，我发挥了我的特长，每月给他理发。那段时间我的英文进步非常快，有时连做梦都是英文梦了。在劳瑞的家里，我一住就是半年，直到我爱人来到了美国。 
　　我的爱人是协和医院儿科研究生，是个才女，在山东医学院读书时一直名列前茅，后来也考取了研究生。我们1986年相识，1987年结婚，婚后第二年女儿降生。我到美国后，就开始着手办理爱人出国一事，还算顺利。爱人来了，我们完整地租下一个独立的小单元，有厨房，有浴室，使我在异国他乡，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此后，就常常请朋友来家里做客聊天。
　　
1.6在美国名校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肿瘤中心，跟导师斯奈尔学以致用

    我的第一个导师，私下都称老板，是位肿瘤科的临床医生，因在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肿瘤中心，所以他也是助理教授，能带博士生及博士后学生。斯奈尔在研究药物载体方面很有成就，发表过很多篇文章，并拥有一些专利如多室多层的脂质体（Liposome）缓释药物治癌症。中心主任史蒂文·豪威尔（Steven howell）教授也是一名肿瘤医生，肿瘤缓释泵化疗是他发明的，为此，他得到了一笔不小的资金。主任史蒂文在美国肿瘤界很有名气的，主办过美国多届肿瘤学术会议，他的实验室博士生较多，正在研究铂类耐药基因。我们同在一座楼，基本上是一个大实验室，他是大老板，斯奈尔是小老板，我直接归斯奈尔管，是他的学生，他的部下，为他打工的博士后。
　　我在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专门研究过脂质体的合成、功能及应用，并发表了几篇文章，也算是第一个将脂质体用于淋巴结显像剂及骨髓显像剂的人。有基础研究，还有临床应用研究，这些在国内好像都没什么特别的，但到了美国，研究和发明用到了临床，人家就会高看你一眼。我的发明临床效果还不错，实验室里的美国人就更敬重我。
　　到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填了一大堆表格，有的看懂了，有的一知半解。月薪1200美元，这要比公派留学生380—500美元的薪金高出了很多。填表时有一栏是需要选择的，哲学博士？还是临床医学博士？我觉得我既不能选临床医学博士，也不能选哲学博士。
　　我便问导师斯奈尔，他说：“您填临床医学博士。”
　　我一再地向他申明：“我是医学硕士，大学医学学士，不是临床医学博士，也不是哲学博士。”
　　斯奈尔就反复给我讲，咱们一样都是临床医学博士，“你在中国已是医生并有学位证书，你的学校美国也承认，在我的实验室，做的是医学博士后的研究，那你就是临床医学博士。”
　　最后斯奈尔半开玩笑地说：“当然，你要在美国行医，是要考取行医执照的。”
　　我觉得还是不妥，他说：“好了，你如果读哲学博士，你就是临床医学博士加哲学博士，在美国有了临床医学博士，多数人不必再读哲学博士。有些哲学博士为了行医，也会选择读临床医学博士。你已经做得不错，没有必要再读哲学博士，太浪费时间，读哲学博士可能就是5—6年, 时间就是金钱啊。”
　　如果当年在美国我去读哲学博士, 前途肯定是另一样了。
　　就这样，我成了博士后，跟着斯奈尔老板做博士后研究。
　　1990年斯奈尔研究的阿糖胞苷脂质体（嘧啶类抗代谢药物，通过抑制细胞DNA的合成，干扰细胞的增殖，是治疗癌症的一种药物和脂质的合成体）缓释药物已经相当不错，脊髓腔内注射，在脑脊液内存留二十天，可以治疗各种癌症的脑转移和脑膜转移。为了放大实验室的小样品，我做了很多工作。同时他还教会了我怎样利用他发明的药物缓释载体，小样品的脂质体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回国创业时，我还用中国的原料做成了多室囊的脂质体。
　　我和斯奈尔天天交流讨论，他几乎天天在考我，从免疫学到肿瘤学和制剂学，三天两头给我文章让我自学。仅仅三个月时间，我开始头疼、头晕，并且越来越厉害，找眼科医生一检查，我的眼睛300度近视，从此我就戴上了眼镜，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利用脂质体承载药物，肿瘤注射缓慢释放药物，维持药物在一个较高的浓度，从而持续地杀死肿瘤，效果比较好。斯奈尔导师已经发表了一些文章，让我研究瘤内脂质体缓释的动力学。我比较懂得计算机断层扫描（CT）、核医学将造影剂，泛影葡胺包埋于脂质体，行瘤内注射，于是立即进行计算机断层扫描（CT）扫描，记录出片，然后用治疗计划系统（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读出肿瘤内计算机断层扫描（CT）值及变化，分析出泛影葡胺在瘤内的变化情况。
　　我们还研究了肿瘤内酒精饱和抗癌药物，饱和液瘤内注射，因为瘤内酒精注射治疗肝癌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效果并不理想。酒精凝固瘤内蛋白使肿瘤死亡，如果在蛋白凝固同时包埋其中，一些抗癌药物将会提高疗效，主要思路是斯奈尔提出的，由我完成，整个过程仅用了一年多。
　　实验一开始，患肿瘤的小鼠注射酒精后就昏过去，曾设法多次注射，效果也不好。反反复复浪费了很多时间，才使我想到如何让小鼠产生酒精耐受，买来新生小鼠就喂10%酒精，三天增一个量级，直至100%酒精。小鼠由于长期喝酒，长得也壮了许多，接种黑色素细胞瘤后，就长得很好。酒精饱和注射液瘤内注射，小鼠就不昏了，试验成功。
　　我多次在肿瘤中心会上发言，利用肿瘤组织凝固变性来缓释抗癌药物，从而达到更好的抗癌效果，这就是20年前我们提出的抗癌“缓释库”的原型。后来发表文章，那是在我离开美国约8年后发表的，我和斯奈尔导师共同署名。
　　斯奈尔研究脂质体缓释药物的目的不光是为了发表文章，他的目标是为临床病人治疗癌症。这不同于哲学博士研究理论发表文章是为争取更高的学术地位。斯奈尔开办了帝宝泰克（Depotech）公司，就是用他研究的缓释库抗癌药物的脂质体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申报批新药物。1998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终于批准斯奈尔的抗癌药物上市了，同时他也上了美国的《纽约时报》，斯奈尔成了亿万富翁。跟他工作了两年，我学到的就是学以致用，把自己成果最终应用于病人，斯奈尔非常满意我所取得的成绩。
 
1.7在索尔克做首席研究员，并拿到了众多博士后难以拿到的一笔数目不小的研究经费

　　斯奈尔在1991开办公司时，我本有机会跟着他去他的公司做一名研究人员，可周围的留学生中，大部分从事医学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这基因，那基因，当时典型的是P53基因（人体抑癌基因，该基因编码一种分子量为53kDa的蛋白质，命名为P53，p53基因的失活对肿瘤形成起重要作用），不懂分子生物学就像是缺少了一个武器，不学分子生物学就好像白来了美国。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在美国学术圈一点分子生物学都不懂是没法混下去的，在这种背景下，我决定重新换个工作，向分子生物学淘点金。
　　20年过去了，我觉得当时的想法是对的，多学习一些新的知识，特别是一些基础知识，奠定生物治疗和生物技术的知识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会知识粗浅，人云亦云，不能领悟其真正的内涵。就像现在的一些临床大夫，只会根据药物说明书去理解，去给病人解释，根本没有深刻认识。
　　经过半年的反复比较、发信、登门拜访，终于物色到了，索尔克是一个全世界非常有名的研究所，有8个诺贝尔奖得主，其中有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克里克（Cric），发现病毒诱导细胞癌变的杜尔贝克（Dulbeco）。能在这儿工作几年是最好的经历，比读博士都重要，美国比较注重人的经历，你干过什么，你能干什么。
　　经过几次接触，索尔克的教授塞拉·苏克玛（Sara Sukumar）认识了我，到她这儿来应聘工作的人很多，博士后和博士达到了19人，并且这些人都在美国读过博士学位。我一个临床医学博士仅在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做了一轮博士后，很难与他们竞争这个位子，但我内心真的很想到塞拉的试验室工作。于是我事先找到了塞拉，主动和她交流和讨论一些问题，她发现了我的缺点，我从未学过分子生物学，也没从事过这样的工作。我告诉塞拉，我会自学，并且学得很快，一学就会，她笑了，破例录用了我。说到做到，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掌握了分子生物学的各种技术，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简称PCR）、电泳、杂交、脱氧核糖核酸（DNA）。一下子也搞明白了很多，过去我的知识面的确太窄，对于肿瘤的很多认识，仅仅停留在字面上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临床知识的理解。通过自学，我提升了自己，对此我非常高兴，也可以说，没有在索尔克的经历和分子生物学的学习，也就没有我于保法“缓释库”的发明。
　　这个实验室重点研究P53基因与乳腺癌的关系、生物模型、WT1基因（肾部肿瘤）。经过两年的学习研究，我和同事们在《美国科学进展》（PN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要工作我做，文章塞拉写，文章发表了，我是第三作者，这已经很好了。
　　这段时间，家庭生活压力特别大。妻子、女儿来了，女儿于舟是个先天弱智的孩子，整天哭闹，大小便不能自理。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送一个幼儿园换一个幼儿园，几乎没一个适应的。我和妻子工作都很忙，我俩就商量谁上班晚，谁就送女儿去幼儿园，因为我每天看书、学习、研究到很晚，所以送女儿就成了我的专利。女儿每天早晨起床后，都是哭闹着，不愿去幼儿园，我常常为了女儿而迟到，自然觉得很羞愧。导师塞拉很理解我，每次看到我面带歉意的样子，就安慰我说：“没关系，孩子也很重要，晚来了就晚些走吧。”瞧，这就是我的导师，我从心底感谢塞拉。
　　女儿是在我研究生毕业那年出生的，刚出生时，和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不同，后来渐渐发现了，女儿弱智，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我觉得实在对不起她。我当时刚分到中日友好医院工作，妻子又考上了北京协和医院儿科研究生，只好将她寄养在岳父家了，生女儿少抚养，我心感愧疚。出国后常常想念女儿，几次流泪。出国10个月后，办理了爱人到美国的一切手续，第二年就托回国探亲的朋友韩念将女儿带到美国。至今想起此事，我还非常感谢他的帮助。
　　由于受到第一个导师的影响，导致我从分子生物学各个角度做研究的时候，总是想着如何把它应用到临床治癌上，这些充满奥妙的分子生物学技术，与癌症治疗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想方设法，苦思冥想，分子生物学在我的脑海里撑起了一片天，在这样的天空中，我在寻找着、研究着癌症的治疗，时刻都没有忘记。
　　斯奈尔的肿瘤内注射酒精加药物有缺点，怎样才能提高，做得更好？应用到临床，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着我。我在国内读研究生阶段也很注重临床应用，所以虽然干着很基础的研究，但始终没有忘记与临床结合，这就叫转化医学。
　　1993年，塞拉教授要求我们8名博士后都申请研究经费，我花了大量时间整理和阅读文献，写了“关于比较中美乳腺癌P53在月经前后的变化规律”，中美妇女月经前后乳腺癌P53变化有一定的差别，我就申请了美国陆军医学研究开发署科学前途发展奖。文章标书是我独立完成的，导师塞拉给认真修改了，她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教授，多次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导师很谦让，她让我做了首席，也称第一研究人员。
　　我真的高兴坏了，第一次在美国申请科研经费就能做首席，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很重要了，至于经费得到与否，我没太考虑。那个时代申请到经费是一件很难的事，多数人包括塞拉在内，谁也没敢奢望拿到这经费，其他几个身经百战的博士后也做了首席，也都在申请经费。在美国，博士后不是一个职业，博士毕业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才能走上独立的研究阶段，而教授和副教授是个职业。
　　塞拉要离开索尔克到其他大学当教授，而博士后们大多不能跟着她去。多数人都在圣地亚哥成了家，买了房子，很难与她同行，所以，她鼓励她的博士后们自筹经费，或重新找工作单位。
　　我也不想离开，在圣地亚哥我已经买了房子，到美国四年后就办了此事，当时多数人不能理解，贷这么多钱，怎么还，工作又不稳定，多数华人留学生都不买房。可我觉得圣地亚哥太美了，哪儿也不想去了，就赖在这儿吧。环境美是一大优点，同时也觉得月月付房租不合算，那是在帮别人还房贷。有一个台湾来的朋友做这方面的生意，总想帮我买房子。终于在1993年10月份，在离大学不远的大学城（University City）附近，花172000美元，买下了一处独栋别墅。别墅面积不大，三室两厅两卫，有前后院，要价215000美元，一番讨价还价后，交了20000美元订金，签了一堆表格，贷款买下来了这栋房子。房子经过粉刷和装修，屋里换上了崭新的地毯，清除了院子里丛生的杂草和树木，铺上了石子路面，总算有了自己非常满意的房子。后来，房价一路攀升到了40万美元，2005年又涨到了80万美元，这下算是让我赚到了。
　　时间过得很快，博士后们申报科研经费已经快一年了，还是没有结果，塞拉已经决定去东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做教授，跟她走的只有一位刚来做研究的博士后。
　　我们都纷纷去找工作，我想试试到生物公司应聘，体验一下公司的境遇，再说每月要付房贷，没工作是万万不行的，尽快找到新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
　　我找到了一家生物公司，是做生物诊断的，上半天班，在比较远的圣马克（San Marco），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的。没两个月，塞拉秘书打来电话：“保法，你赶紧来索尔克，有重要事情。”第二天我就去了索尔克，到了原来的实验室。
　　我竟然拿到了研究经费！16万多美元，大家向我祝贺，这是一笔不少的经费，用来做乳腺癌研究的。同时得到经费的还有一名刚从上海来的陈莹，别的博士后一个也没拿到，我俩都是中国人啊，多么幸运，多么为华人争光，我是四年的经费，相当于四年的饭碗，这下不必为工资发愁了。
　　那天在实验室里，大家七嘴八舌地祝贺，当时我都有点飘飘然了，这一通被羡慕啊，中国籍的研究员同时拿到了两个项目的科研经费，这并不是巧合，这证明了中国人的实力。
　　因为自己当首席，不再是老板从科研经费中给你发工资，科研经费全由我一个人来支配，这也就是说自己给自己当老板了。到美国才四年就做了首席，多数留学生由于重视学位，都在重新攻读哲学博士，毕业要四五年，而我到美国四年就以首席的身份拿到这么一笔经费，实属不易。从这一点看，我赶上了来美国读八年的博士或十年的博士后，我有时就是很幸运！
　　后来回国了，我的首席身份还受到了某些国人质疑：凭于保法的学历和到美国只有几年的时间，不可能做首席，肯定他老板是首席，他充其量也就是个副首席。说实在的，这有必要说谎吗？美国虽然很远，但也在地球上，认识和了解于保法的人多了，事实胜于雄辩，只有事实才有说服力。
 
1.8又一次被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医学院聘请为大学教授，但始终不忘回归

　　塞拉要走了，我们都不想跟她去东部，当然塞拉愿意让我和陈莹带着这一笔经费去约翰霍金斯医学院，继续原来的研究，可毕竟我俩都不愿意离开美丽的圣地亚哥。我很想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医学院，那里有比较接近临床方向的研究，并且还与分子生物学相关，只是我一时很难找到有应用价值的科研项目。
　　正在此时，忽然得到一个消息，圣地亚哥加州大学骨科系搞骨癌方面研究人员缺少。好机会，有一个实验是与生物工程结合的，主任保罗·宋（Paul Song）一了解到我这种情况很感兴趣，因为我对分子生物学有着深厚的理解，再与生物工程及生物力学结合肯定能做出一些成绩，他积极推荐，医学院骨科系主任约翰（John）也推荐，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的校长签批了我为助理教授。
　　那天，我作为一个被聘请为教授的中国人，开着新买的别克车，一下子引起华人留学生的关注：于保法没有发表多么重要的文章，没有什么太大的成绩，在美国直接做了博士后，没读博士学位，得到助理教授这样的头衔，让人感到惊奇。的确，这在当时很少见的，概率不到5%。
　　在保罗的实验室中有几位中国留学生，如杨力和石岩，其他实验室中还有几个华人学者，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常常去小饭店聚餐。大家一见面，话题最多的就是羡慕和称赞我，在一片赞美声中，我就有点满足感了，居然还成了别人学习的榜样。于是，常有朋友让我谈在美国的经验，那我肯定是毫不保留地传授。
　　我与杨力一起做P16基因与骨肉瘤细胞粘附力的研究，P16缺失，粘附力下降，就此发表过几个摘要。因为我的兴趣与一般博士后不一样，不在乎发表文章的多少，觉得写文章与临床治疗没必然联系，始终想学斯奈尔教授那样找一个能治疗癌症的方法，寻求打开癌症“黑洞”的密码，我认为那样比发表文章更重要。
　　当然，在美国发表文章，赢得一定的积累和评分，可以为工作和晋升铺路，这是常规做法，无可厚非。如果实用价值大的科研做不出来，有了这些文章，也可以在美国找到工作，有了文章，还可以再晋升为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但我心里装的是癌症病人。我认为，研究和临床相结合，才算是真正的研究，能造福于病人的发明才更有价值，我决不能停滞不前，不能让别人眼里对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的羡慕来满足我，要向前看、不能停。因此几乎没能整理已完成的研究，我就投入了梦想中的研究。
　　我走了一个独木桥，非要拿出个实用治癌的研究成果。做助理教授的四年间，没有怎么做太多基础的研究，而是在思索着一个新的、别人不曾想的治疗癌症的方法，就是今天的“缓释库疗法”。当然我冒的风险很大，如果不成功，我就很难再回到学术界，当时已经暗暗打着回国的算盘。
　　我很愿意和朋友们天南海北地聊天，也常常帮助中国朋友搬家，大部分在美华人都团结友好，常常这家那家的开派对，我们在一起聊在美国的生存，聊生活中的故事，聊回国创业的经验和梦想。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学习，渐渐地我就成为了一代华侨的侨领，开始向大家介绍一些回国创业的想法。后来在圣地亚哥几次华人商会创业经验交流会上，我多次发言，主题大多是：怎样让更多的中国人回国创业。
　　十多年来，证明留学生早日回国创业是有眼光的。现在国家有了“千人计划”、“春雷计划”，国务院侨办举办了十二届华侨华人回国创业论坛。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回来了，多数进了大学、研究机构，少数创业、开办各种各样的公司。“海归”们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优惠政策，鼓励留学回国人员创业。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老“海归”了，带了一个回国创业的好头，领先了一步。时任洛杉矶领事冯树森，1998年曾题字给我：“先行一步，必成大业。”大业虽未成，但也实实在在地开办了肿瘤医院，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治疗癌症，十五年来的医疗服务，相信百姓还是满意的。
　　导师塞拉曾于1998年来中国看望我，并参观了我在农村开办的泰美宝法肿瘤医院。
　　导师斯奈尔没来过中国，在圣地亚哥多次见过面，2010年在美国癌症研究学会会议见到过一次。2011年在美国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会议上，我们又见面了，他知道了我今天的成绩，非常高兴：“保法，看来下一步我得给你打工了。”
　　我见到我的导师更是欣喜若狂：“您永远是我的老师！”
　　
1.9朋友创业，激发我回国创业的信念

　　创业就一定需要一笔钱，大多数人创业初期都面临着融资难。我称之为资金之困，资金之痒，资金之苦，是每个创业者永远绕不过的坎。有人天生幸运，有祖辈的钱足够用。我们这些上世纪80年代到美国的留学生们，多数没有那么幸运。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万元户就已经了不起了，我们那时基本都是“穷二代”。当然有些人在美国呆的时间长一些，可能攒下一笔钱，但用于创业是远远不够的。
　　我与其他留学生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我去美国没几年，存款也不多，1994年买了房子，成了房奴，月月还房贷，是一笔不少的开支。从1994年起我就梦想创业， 就反复琢磨，启动资金从哪来？在美国注册一个公司非常容易，也就是一天的时间， 到政府大厦领个表，填一下， 签上字，就可以了，难办的就是没钱啊。
　　这期间，我已经到索尔克工作快两年了，结识了不少人，有人已经开办了公司，聚会时我是常客，很欣赏人家创业。
　　圣地亚哥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是优秀人才的集聚地，是创业者的摇篮。
    当年比较早创业的是沈纯，开办了宜基因（EGen）公司，任总经理，制造生产人工胰岛素。当时在中国还没有这个项目，他们还计划到中国申请药物批准文号，他的启动资金来源于洛杉矶的一位华人——翟先生投资50万美元。几年以后，沈总真的拿到了中国的人工胰岛素国家准字药号，在国内又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是当时基因药物的“六大君子”之一。中国浙江大学的余芒，在美国拿到了博士，那时已经是英玛索（Immuso）公司的总经理，这是一家典型的风险投资公司。后来他与夫人还合伙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启动资金有两部分，融资来的一大笔钱和军队的科研经费，研究流感疫苗，成为圣地亚哥为数不多的生物医药界的成功人士。王明伟也较早在圣地亚哥创业，是一个奇迹式的人物，早早就中美两地飞。他在圣地亚哥创办了几个公司，与美国人合资的公司是筛选中药的抗癌药，在上海也成立了中国国家药物筛选中心，还请我去参观，令人羡慕。 
　　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就是崔书杰，中国河南医学院79级毕业生，我创业的念头与他有关。1992年，他也来到圣地亚哥，就职在台湾人创建的著名的应用生物公司（ABI），这是一家生物公司，生产早孕诊断试条。在中国时我们不认识，但彼此都有耳闻。1991年我去美国德州的休斯敦开会，小崔正在休斯敦的安德森肿瘤中心做研究，到了他的“地盘”，哪能不见面？见到后，倍感亲切，“老于”，小崔常这样喊我。在他宿舍住了两天，期间相互聊了很多事情。他是中国的医学学士，在国内没有读过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但在美国仍然是临床医学博士，并以同样的资格做研究工作。1994年，我第一次回国，崔书杰就让我探索如何在中国经商，回国后走了几个地方，也没找到做生意的感觉。那时的我，其实只有创业的信念，其他什么都没有。小崔在圣地亚哥早早开了公司，生产一步法诊断试条，是当时很盛行的一种诊断法。他开公司一干就是16年，并买了自己的车间。后来，他还发明了一种尿杯，底部留有一个小孔，外边接上特制的诊断试条，中间有一个开关阀连接， 打开开关，尿液就会从杯底的孔流出，流经试条，诊断很是方便，很科学。他申请了发明专利，并拿到了专利。
    身边还有些小公司多是自筹资金，属于边创业边挣钱边投入的小公司，滚动式发展模式，这是我要学的榜样。
　　世界各国的很多学者都愿意到圣地亚哥学习和工作。90代在圣地亚哥的中国人就有2万，现在达10万了。圣地亚哥是美国的生物医药基地之一，索尔克研究所和斯克里普斯（Scripps）研究所都是世界著名研究所，其中索尔克有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中国的各种会议上，我常常遇到回国创业者，从圣地亚哥回来的颇多，如苏州的张海明，深圳的彭朝晖，上海的王明伟，苏州的耿玉，北京的杨蒙等。
　　2012年在武汉参加国务院侨办主办的华侨华人创业洽谈会（简称“华创会”），遇见了张维维，他创办了晶微（GeneWay）和基星（GeneStar）公司。1996年他曾主导了世界500强的美国百特公司与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生物医药合作，他代表百特公司将200万美元投入两家共建的百环生物医药研究所。张维维也是世界第一个基因治疗药物重组人P53腺病毒（今又生）的真正的发明人。2003年基因药P53在中国成功上市时，他因在美国工作，没有露面，直到2010年才回国。现在他是深圳市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和首席科学家，这是他应当得到的荣誉。
　　在中国，处处可见到来自圣地亚哥的华人科学家，从这一点来说，圣地亚哥对中国贡献可不小。
　　圣地亚哥还造就了一批在国内重要部门担任着重要职务的人。
　　同学詹启敏，与我一样来自中国的临床医学博士，1989年去了圣地亚哥，在美国国立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当了助理教授。2004年他回国，接替中国著名的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后来因为工作卓越，成绩突出，被选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2011年12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程京，四川人，美国博士，生物医药芯片是他的强项，2003年就回到清华大学建立了国家芯片中心。他在国内有自己的公司，圣地亚哥有分公司，曾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早早就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当年，我经常去圣地亚哥的海边，站在干净的沙滩上，任凭海风吹拂着我，极目望去，远处海天一色，心情舒畅至极。那蓝蓝的天上，漂浮着洁白的云朵，真像棉絮，像一团松散的大棉絮，舒缓地游动。我仿佛发现，白云是朝着祖国的方向飘去，祥云！一定是传说中的祥云，刹那，我的心随着白云而去……
　　我，始终抱着回国创业的信念。
　　有了创业的原动力，还要学会一些创业的本事。学医的我本应一心一意做一个医生就可以了，可我就是没完没了地折腾，那是因为有癌症“黑洞”的存在，解开这个“黑洞”密码的念头始终在缠绕着我。
　　成为一个医生不难，成为一个好医生很难， 想成为一个既有发明，又能创业，还是一个好医生，就更难了！我也是铁杵磨成了针，百炼炼成了钢。
　　1995年陪同美国布氏显微镜的老板罗伯特·布拉福德（Robert Branderfu）先生到中国山东德州办学习班，我当了三天的翻译，又陪他们到青岛医学院谈合作，差点没把我累死。此后，我几十次往返于中美两国，大多都是充当翻译人员。
　　在多次的回国中，我重新认识了中国。先后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商业、中国的医院，又见到了大学的很多同学，从北京到山东，从济南到青岛，从东平到其他县城。应该说，是做了一个社会调查。
　　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都有点不太适应了，心想：留学留傻了，回国创业，必先脱傻。
　　一般人认为，能留学的人肯定不傻。在美国留学多年，已经适应了美国的简单、干脆、直来直去的处世风格，在美国做生意要比在中国做简单得多，相比之下，人就显得有点“傻”！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人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做生意一不留神就被人家骗了，现在交足了学费，你骗不了啦。而我们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多数没有学习商业经营，多数是学自然科学，做大学教授和实验室研究， 根本就不是商人，回到国内创业真的是无法适应。
　　回国创业首先要脱掉学者的“傻”，再脱掉经商的“傻”，还要脱掉人际关系的“傻”。
　　有一年回国，山东省肿瘤医院的老张院长来到我大姐家，那时我在大姐家住了几天。在大姐的家里，他跟我谈了在济南办公司的经验。他创办的莱特医疗设备公司，主要业务是维修计算机断层扫描（CT），销售二手计算机断层扫描（CT）， 生意很红火，让我在美国为他找一台质量好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T）。 回到美国后，我去了旧金山，在一个放射治疗会上，认识了一位叫史密斯（Smith）的公司老板，订了一台很好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T），很快计算机断层扫描（CT）生意做成。这是我在生意场上第一次练兵，是这位老院长给我上了一堂在中国创业的课。
　　上世纪90年代，进口医疗二手设备在中国很盛行，基本上是一些质量很好的设备。当年，我为国内几家公司找货源，如加速器、计算机断层扫描（CT）等大型医疗设备，为我美国的公司增加了收入。那时的二手设备应当是促进了一些医院的发展。
　　同时，我积极筹备东平的肿瘤医院。开医院设备是不可少的，要懂得买好设备，买便宜设备。此外，我积极为开办医院准备征地、盖楼等相关事宜，整个过程就是中国创业工商管理硕士（MBA）的课程。只要不笨，只要努力，我一定能够学会、学好，当然，创业成功与否，有时也需看运气。
 
 
 
 
 
 
 
 
 
 
 
 
 
 
第二篇  理想·创业
 
 
 
2.1留美使我成为回国办医院第一人，建肿瘤医院是我事业的起步

　　中国是我的家，我血脉里流动的是中国人的血液，只有回到这片土地，我周身的血液才会温热而畅通。集大学本科、研究生学历和美国深造于一身的我，梦想办个自己的医院，以展示我治疗癌症的概念、理论、方式和方法，在临床上治疗癌症的疗效。疗效对病人至关重要，治疗效果如何，病人最有体会，能感觉出哪一种方法是最好的治疗。
　　一个人的学历和履历固然重要，但能力更重要，一个人只要有了能力，才能使自己的才智得以发挥。回国创业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验证的只是我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从1996年回东平老家创业，开办第一家肿瘤医院到今天，验证了我有一定的创业能力。所以我要特别感谢老家东平县政府的各级领导对我的支持，使我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验证自己多方面的能力，并有机会为家乡人民做点事。
　　回国后，我把第一家医院建在了养育我的东平县农村。那个时候，国内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为了吸引资金，加速当地的经济建设，各地都纷纷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政策。但政策再优惠，把医院建在贫困的农村，在许多人眼里是个不明智之举。作为新生事物，此举在山东见报了，一位外省的朋友看了报道，给我写了一封信：“于保法，你是不是想出风头啊？你的小九九打错啦！你把医院建在这么落后的农村，风头是出了，可是你的投资什么时候收回来呀？提醒你一句，基础设施你是带不走的！……我看啊，你不是一个疯子，就是一个傻瓜……”
　　不理解我这个大胆举动的，不只是这个外省人，我的好多同学朋友，甚至亲戚都不理解，极力劝阻。
　　我主意已定，在东平建肿瘤医院，理由有四。其一，东平是癌症高发区，贫困落后，一般人患上癌症后，根本没有能力去大医院治疗；其二，当时筹集的创业资金少，想在大中城市建一所肿瘤医院还远远不够；其三，国内对于开办民营医院没有相应的政策，卫生部门控制得非常严；其四，东平是我的家乡，人熟地熟，凡事都好办些。
　　当时我跟朋友们说：“我对东平感情深厚，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支持我，就应当选在东平作为我创业的起步。”
　　我开始筹备建医院了，先期征得十多亩地。在对建楼一窍不通的情况下，找人设计了一张图纸，一栋三层小楼，看上去还可以。记得当时有个朋友说：“从图纸上看，就像北京火车站。”啊，这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吗？就这样吧，只要是医院，至于像什么并不重要。
　　当地一位亲戚带领建筑队垫资盖楼，并再三表示让我放心，一定完成任务。结果盖起来，就像一个小鸟笼子，质量差，特别是门窗通风效果差。但不能全怨建筑队，当时我们没钱，也没提什么要求。其实我也知道，在他们心里，有自己的想法：楼盖得好与孬没有关系，我是帮了你的忙，你地拿不走，楼也搬不走。你没钱了，你的医院办不起来了，楼就是我的了。直到开业以后，有记者问他们：“你们怎么把这楼盖成这样？质量如此的差？”他们这才道出了实情：“哪能想到于保法真能把医院开起来。”
　　征得的土地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一笔付清， 是分期付款。我成功地使用了“空手倒”，分期付款，节约建设成本，完成了我初期的目标。没办法呀，自己的启动资金实在是太少了。就这样，算是过了创业的第一道坎，至于创业中有几道坎，我认为步步有坎，至少我的创业初期是这样的。
　　随着医院发展的需要，建设用地逐步扩大到了八十多亩，医院的二期工程进程就比先前要顺利得多，质量也要好得多。
　　东平是癌症高发区，经济又比较落后，农民们平日缺医少药，患上癌症后，由于没有支付昂贵医药费的能力，大多数患者都是在中小医院做简单的保守治疗，根本无济于事，还有的病人被医生判了死刑，就回家等死。这样的一些病人，在我的医院开业后，纷纷前来求治，甚至有的病人家属带着送终的寿衣把病人送到泰美宝法肿瘤医院，意思就是能治就治，治不好就听天由命。
　　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这些危重的病人经过我们的治疗，竟能走着回家。
　　泪水滚动在那一张张憨厚、质朴的脸上，没有过多的感激之言，也没有客套，有的只是一双双紧握着医护人员的大手，传递着那份朴素的真情；有的是一句“这孩子救了我”。朴实无华的语言，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做医生的幸福。
　　“保法治癌不用全身化疗，花钱不多，效果又好，简直神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泰美宝法肿瘤医院门庭若市。120张床位的病房区，床位利用率始终没有低于百分之八十五。
　　开医院的，病人多了，经济效益就会好，照理说我应该高兴，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浑身不舒服，好像什么东西缠着我的心，使我有些心事重重。因为来院治病的人，大多是东平的农民，癌症如此的高发，压抑着我，令我内心不安。于是我决定下村入户搞癌症普查，普查的目的是早发现早治疗，一是可以为病人省钱，二是可以减少痛苦，提高治愈概率。
　　从1998年11月开始，我和医院的职工们利用双休日，对东平县18个乡镇78万人口进行了下乡义诊及肿瘤普查活动，其结果令人震惊：癌症发病率是千分之二点八！
　　除了义诊，我还在医院经费相对紧张的情况下，挤出钱来捐助贫困学生，并专门成立了一个救助贫困学生的基金。
　　“整天和癌症病人打交道，你不会因此感到灰暗吗？”很多人这样问过我。
　　奇怪，在真正接触这些高危病人之前，我反而不时会因一些令人困扰的问题而自寻烦恼。因为刚建医院的时候，医院名气不大，来就医的大多是癌症晚期病人，都是没有了指望的人。那时候我紧张过——本来都是快死的人了，如果死在我的医院里，我就全完了，我的确是有过这样的苦恼，但很快就不烦恼了。因为活着会比任何时候更明朗、更有意义，正是因为我那么惊心动魄地接触到了死亡，也正是因为我看到了病人们的笑脸，我才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活着的意义，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珍惜生命和伴随我生命的一切，我觉得人人都该善待自己，善待家人，善待朋友，善待这一生与己有缘的所有人。
　　在全国上下都在讨论集资、生财、创造财富时，在我的医院急需资金的时候，我却在行“散财之道”。因为我始终认为，人嘛，除了发财致富之外， 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们赔钱去义诊、普查，引来了人们的惊奇。一般来说，公益性事业多半是由政府来做，可那时期，政府在这方面还没有这个意识。这是一项对于老百姓有益的事情，老百姓等不起，我也不能再等待。我这人就是有了想法，就要付诸实施，在自己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就投身到了公益事业，当时在国内还是比较鲜见的。
　　不仅如此，我曾经于1999年秋季江苏洪汛的时候，放下一切工作，专程赶到抗洪第一线为抗洪英雄吴良珠会诊。
　　应邀奔走在全国各地为病人会诊和治疗，是常有的事。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非常乐意去做的。
　　东平泰美宝法肿瘤医院是开业后才拿到营业执照的。随着收治病人的不断增多，医院知名度的不断扩大，仅有120张床位的医院显得小了，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了。
　　初战告捷，我的信心足了，目光放得远了，我迫切希望自己的专利技术“缓释库疗法”能让更多的人受益，而并不仅仅局限于东平县。我开始为一个更大的创业计划做准备。
　　2000年，我在济南创立了优科公司及肿瘤药物研究所，作为泰美宝法肿瘤医院的科研基地，给医院的发展再一次注入了活力。
　　直到此时，我才觉得自己的“缓释库疗法”是一枝独秀，疗效得到了病人的认可。随着研究工作的进行，我的其他几项专利技术也获得了专家们的认可，并应用到了临床。此时，我觉得将肿瘤医院做大、做强，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
　　我一笔一画地勾画着自己的医疗事业蓝图，现在在济南开办了肿瘤医院，又把肿瘤医院开到了北京。我梦想着，在全国联合几十家，甚至几百家有一定规模的医院，形成一个特许经营连锁肿瘤预防治疗网络，使更多的肿瘤患者得到“缓释库疗法”的治疗。
 
2.2百般无奈之下的无证开业
 
　　1996年，我从美国回到东平老家考察时，县委书记赵传香热情地接见了我。他言语间满含对归国人员的尊重、理解和期待，使我充分感受到了家乡父母官的亲民作风。有一年的春节，东平县的领导还到济南看望我，我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虽然是小事，但看得出家乡人对我很重视。
　  家乡人对我的支持并不是盲目的，记得在筹划建院前，东平县人大主任赵庆森到美国专门看望和考察了我。当时在美国，我已经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赵主任回国后，给东平县委领导班子写了长篇汇报，主要是肯定我的做人做事。
　  由于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我的医院很快就立了项，并划拨了土地，开始是计划拨12亩，后来逐步扩大到80亩，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期工程，建起了一栋门诊加病房的小楼。
　  1998年3月28日，泰美宝法肿瘤医院终于矗立在家乡的田野里。医院配备有世界先进的模拟定位机、直线加速器、全身X光刀等高科技医疗设备。
　  20世纪90年代，国内整体的医疗水平还很差，仍处在一个听诊器、三大常规化验的原始状态，农村太需要有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医院。当时，在整个泰安地区都缺少设备，连泰安肿瘤医院都没有加速器，我的医院设备是先进的，具备了开业的基本条件。
　　但是办医院执照费尽了周折，县卫生局按照管理条例，可以批准我建设医院，而申请开办“肿瘤”医院，县卫生局却不同意。副县长前去做工作，表面上同意了，却推到了上级卫生局审批，审批材料报到了泰安市卫生局，终于派人来验收了。验收是认真的，我理解他们，工作就要认真。一次验收，二次、三次都不合格，总之，我们是改不完的问题，所以就一直没有拿到执照。
　　他们真沉得住气，我可不行啊，我的员工已经上岗，病人已经住院，癌症病人没有时间等啊，等待就意味着死亡，我那个急呀，我几乎天天跑卫生局，几乎都到了求的程度，仍无结果，我好无奈，好无助。
　　记得当年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我们留学生受到了接见，我也参加了欢迎晚宴，我还是晚宴的主持之一。江主席说：“国家富强离不开海外华侨的支持，回家创业是党的政策。”听了江主席一席话，我心里就更有底了，宴会上，我送了江泽民主席一条绘有中美两国国旗图案的领带，象征着中美之间的友谊，当时美国《华文报》做了报道。那领带是我到美国一家知名的服装公司定制的，是由设计师普利茨专门设计。
　　好在我已经很明白国家大政策，倒也不怕什么，既然营业执照没有消息，等待也不会有结果，只好着手开业事宜，开业前还反复与时任县长宋鲁同志商量，决定于1998年3月28日开业。
　　开业那天，我邀请了山东省侨办主任商振永，滨州医学院院长李武修，齐鲁医院院长杨兴季，泰安市副市长李东，副市长孙承志等领导，参加了医院的开业典礼。
　　同时，我还请来了北京的一些老师，有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周伟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殷蔚伯教授、余子豪教授和徐国镇教授。
　　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时任山东省长李春亭还来电表示了祝贺。
　　时任县长宋鲁在开业典礼上做了发言，参加典礼的有泰安市侨办主任桑新华，东平县部分局长、副局长，包括卫生局局长。还有我的许多朋友、同学。
　　在开业典礼上，我说：“今天我们只是一个小医院、小团队，十年后要成为一个抗癌大军，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那天，长长的乐队站在路的两旁，整齐地排成两排，百姓们成群结队地涌进医院，将医院门口堵塞了两小时。
　　其实，无照开业是被迫无奈，逼上梁山了呀。这里倒是离梁山很近，梁山就在东平湖的西岸，过去是属于一个地方管辖区。当今的东平也出过好几位中央领导，有家喻户晓的万里委员长，还有全国第十二届政协委员会副主席张庆黎，他们都是东平人的骄傲。
　　不给我发执照，我真的很无奈，为了医院、为了职工、为了病人，也只能无证开业了，这在中国民办医院史上，大概是个先例。是不是感觉于保法胆大妄为、大逆不道？可我觉得不是，于情于理我做得都不过分。
　　医院建设、筹备、征地都与当地政府保持了良好的沟通，也得到了支持和帮助。医院的名字是时任泰安市委书记张庆黎给起的，“泰”取自“泰安”“泰山”的“泰”，“美”取自“美国”的“美”，“泰美”又音同“太美”，而“宝法”的意思是一个宝贝的方法，这又音同了我的名字“保法”，张庆黎书记真有学问，就这样，“泰美宝法肿瘤医院”由此而生。
　　张庆黎书记很支持留学生回国创业，当时征地办医院非常困难，当我申请贷款找他汇报时，他毫不犹豫地批示：“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请给予支持。”1998年1月他被调到省委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在办执照过程中，我没有机会跟他汇报，否则，办执照可能会容易得多。
　　一个无照经营的民营医院，抗癌战争悄然打响。一个个癌症病人从本县、本省、外省赶来就医问药，新闻媒体上也出现了我办医院的有关报道，记得第一次见报是《泰安日报》，第一次登上电视节目，是山东卫视《天南地北山东人》。
　　肿瘤博士后回故乡办医院，此事传遍了山东，影响到了全国，病人来自四面八方，治疗效果也不错。可无证违法经营这个事，每天都烦扰着我，心里有些不太踏实，员工们也觉得这事挺麻烦。
　　一个回国留学生与违法密切相连，一个新的医院却戴着违法经营的帽子，一个被关注的医院却在非法行医，我怎么向社会交代！怎么向病人交代!并且时刻都有可能被执法部门查封，罚款那也是必然的，甚至可能封门停业。我的职工为我捏了一把汗，县人大主任也为我捏了一把汗，他多次为我向有关部门过问此事，我更是为这事苦恼心烦，但始终没有找到切入点，以至于一拖再拖。
　　医院刚开业，领导班子需要磨合，医生们需要我手把手地带教，每个病人需要我亲自诊疗，我方方面面操心，寸步不离病人，就连晚上睡觉都在医院，在办公室椅子后边放上一张小床对付着，洗澡就更不方便了，要去院外找地方洗。每天的忙碌和生活的不规律搞得我身心疲惫，本来身体很好的我，几乎要病倒，几度没有信心支撑下去，想退也没有退路，想往前走又困难重重……
　　当时我在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的研究还没有结束，定期还要去美国……那时，把我整个人大卸八块，好像也忙不过来。
　　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如果克服了困难就会有成就感。如果同时有一堆困难来包围你、攻击你，也许会被打败。但我的心理承受力比一般人强点，从小也养成了不服输的劲头，虽然这次非常难，新建的医院不成熟，又遇到这么多的坎，真让人有些抗不住，但我心里暗暗劝自己：我决不言败。
　　那一年，我在中美之间来回地飞，飞了50多次后，觉得实在忙不过来，最后下定决心放弃一个，全心打理另一个，我不能熊掌鱼翅兼得啊。那时美国有一位朋友在圣地亚哥当副教授，叫郭亚军，在上海某军医大学兼职，中国和美国来回飞，他是第一个享受“哑铃式”服务的。他可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在上海的军医大做研究，在美国也是在大学做研究，没有太多的杂事，可以熊掌鱼翅兼得。我不行啊，中国的事我决不能放弃，我所追求的梦想就在这个医院里，追求的临床治癌研究也在这里，那只有放弃在美国的事业。说心里话，真有点舍不得。
　　在美国，我的心已经飞回了祖国，我从单纯的基础研究跳了出来，从一个细胞、一只小鼠，飞跃到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人的器官、一个人的整体。我的思路从全身的化疗转到局部肿瘤的化疗，确切地说，是转到了肿瘤内部的化疗，从癌症“黑洞”的外围到了内部消灭的时刻。
　　我的心归属感极强，这颗始终没有随着飞机在美国着陆的心，没有随着美国绿卡和别墅到手而在美国安居下来的心，要在祖国着陆，要在祖国安居。随着我的心和我的身在祖国的时间越来越多，现在终于决定：辞去美国助理教授的工作，全身心地打理我在中国农村的医院了。
　　完成了我人生中的又一个转变，我轻松了许多。
　　我天天工作在我的医院里，病人见了我就像见到了亲人。病人的欢声笑语是对我最大的奖赏，一个个病人经过我的治疗好转、缓解，看着他们悠闲地在散步，在下棋，在聊天，我由衷地高兴。
　　这个时期，雷锋精神作为我们医院的文化建设内容上了墙报：
　　对待患者要像春天般温暖
　　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火热
　　对待歪风邪气要像秋风扫落叶
　　对待癌症要像冬天般冷酷无情
　　医院红红火火，而我还在为无照经营烦恼着。虽然每天以最好的姿态迎接病人，但病人哪里知道我心中的愁与烦，他们只知道我忙，还经常看见我外出，外出干什么他们毫不知情。
　　那段时间新闻界对我特别感兴趣，常登载有关我回农村创业的报道，比较早的是人民日报的《悠悠故乡情》（1999年3月31日），还有泰安日报的《拳拳爱国心》（1999年8月6日）。
　　有一天忽然来了几位记者（大约是在1999年3月），其中一位叫杨建军，中国青年报社记者。同时来的还有工人日报社的记者，是听说有一位“海归”回乡办起了医院，于是带着许多疑问来了：“在美国的博士后、教授怎么可能回农村创业？学医的又不是学农的，干吗回农村？是与哪个县医院合作的吧？怎么可能一个人办肿瘤医院？”
　　那天他们一进门，碰巧看到了我与病人在交流，稍后又看到我给病人做治疗。这期间，他们刨根问底，有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等我回到办公室里，互相寒暄了一阵子，他们又问了：“创业的钱从哪儿来的？为什么选择东平不选择济南？选了东平为什么不选县城而选县郊？大夫是从哪儿来的，护士是什么级别？”还有我的年龄、婚姻等等，简直就像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在查我的户口。
　　被这些记者“围攻”着，我是跑不掉了，诚实的我也不会回避问题，都一一如实回答。越说越多，越聊越投机，也互相比较了解了。当时东平县的穷是有名的，晚上我们在一起吃饭，粗茶淡饭他们居然没嫌弃，还喝起了白酒。杨记者和我拼起了白酒，我们俩都喝醉了，我口无遮拦地聊我的愁与烦：“医院还在非法行医，开业一年了，还没拿到营业执照。”
　　第二天清醒了，就有些后悔了，我是害怕呀。报道了我非法行医怎么办？病人知道了，要出院怎么办呀？医院的好局面，是我们全体医护人员打拼一年的结果，是大家汗水的结晶，他们万一报道了，有可能招来毁灭之灾，之前的努力可能就要付之东流了。
　　还想和记者们沟通一下，哪知人家要走了，我拼命地挽留：“吃了中午饭再走吧。”但他们还是走了，我忧心忡忡。找卫生部门补上执照？可是一两天也补不上啊，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就给补的，能补上也不用无证开业了。我实在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等着那可怕的消息。
　　一周过去了，没有消息，卫生部门也没来找茬儿。
　　又过了几天，突然接到一位女士从广东打来的电话说：“从报纸上看到你回国创业，医院开业一年了，还没有执照。我这几天就买票，飞到山东给你搞定，你这样的人才，从美国回来办好事咋这么难，真是苍天不长眼。”
　　我很吃惊，这人是谁呀？她怎么知道我？我们又不认识，她说的是真的吗？一系列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着，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处理，如何回答，只是对着话筒“嗯，嗯”。
　　第二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接到了山东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说吴官正书记过问此事了，这位办公人员让我放心：“领导一定给你主持公道。”
　　我就像堕入雾中，又似在梦中，但我清楚，一定与杨建军记者的报道有关，就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保法，为你出口气呀。”他在《中国青年报》上报道了我们：“没有执照，是因为卫生局54次检查过于挑剔不让通过。”真相大白，一片哗然，有好多人为此事鸣不平。
　　坏了，这不是又要出事啦？我害怕此报道得罪了卫生部门，赶紧跑到卫生局做汇报，做检讨，卫生局长真生气了：“哎哟，于保法，你怎么搞的嘛。”
　　我把北京记者来访的过程做了具体汇报，我说我一直害怕他们报道非法行医，违法经营，哪想到他们这样报道，这也不能全怨我呀。
　　正在这时，广东那位素昧平生的女士又打来了电话：“我们明天下午就到山东直奔泰安，你就不用管了，费用我们自理，非帮你拿下执照不可。”
　　我赶快告诉她，我们省委书记过问了，基本办妥了。
　　“那更好，我就不去了，祝你顺利，有困难找我吧。”
　　由于医院刚刚起步，又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那时的我，整个人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再加上那女士的电话来去匆匆，我竟然忘记问她的名字，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打过电话给我，我们失去了联系，真遗憾！
　　两周后的一天，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好消息，泰美宝法肿瘤医院领来了执照，是卫生局通知我们去领的，全院欢呼雀跃。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那个广东女士，我始终没有忘记，她多大年龄？做什么职业？什么模样？我完全不知，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她一定是一个爽朗的人，一个有能力的人。她是多么善良，多么侠义啊，我真该好好地感谢她。每次遇到广东的癌症患者，就好像是见到了她，我还去广东顺德会诊过多次，治疗过不少癌症病人，算是对她的一种报答吧。
　　对于吴书记的帮助，我从内心感谢，也无法回报，我就把当年在美国定做的中美国旗领带寄给他了一条，以此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2003年我当选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吴书记那时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了，在北京见到他，我当面表示了感谢，他还有些诧异，我就聊起了当年他过问我们医院执照一事，他笑了。他说当时中央有人电话询问此事，他觉得应该为回国人员创业开绿灯、行方便。
　　《中国青年报》力量真大，让我从中得到了帮助，还把我与吴书记联系了起来，把我与善良的广东女士联系了起来。
　　此后，我不断收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有的说：“你肯定有病，不然不会到这种穷地方办医院……”有赞我的：“你是活菩萨,好人……”也有示爱的：“愿当你的内助……”也有愿意来工作的，我都很感谢！
　　这一关过去，总算轻松了。头上没有了那顶“违法”的帽子，安心给病人治疗，这要比应酬社会上的好多事容易得多。
　　开业后医院病号挺多，有从外地赶来的，也有东平本地的，二者的比例几乎是1∶1。东平的病人如此之多，我认为应该搞一个肿瘤调查，于是我决定要下村入户进行普查。我明白癌症要早发现早治疗，才可以胜券在握：一是可以为患者省钱，二是可以减少患者痛苦，延长生命。普查的目的是预防、检查和治疗相结合。
    一家私立医院，干一件公立医院没干过的事，并且要全程免费，这是体恤老百姓的一件好事。说干就干，从1998年11月开始，我带领一个医疗小分队，利用双休日，对东平县18个乡镇78万人口进行了普查活动。有这样一组数字：出动医护人员600余人次，捐赠药品2万余元，发放科普材料6万余份，义诊3500多人，普查人数38万，普查结果是癌症发病率2.8‰。
　　2.8‰的发病率连我都感到了吃惊，生活太不公平，总是跟农民过不去。而中国有8亿农民，虽然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遇到像癌症这样的大病还是没有办法。毛泽东主席曾号召我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1965年6.26指示）现在我有了知识，有了能力，这也算是我对家乡人民的一个回报吧。　　
 
2.3创业初期，业务上娴熟，管理上外行

　　创业初期，我们一个小团队，怎么才能在传统治疗基础上有所突破？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虽然设备是一流的，但我们的住院条件、我们的人员配置都无法与正规医院相比，人才方面多数是国内年轻的临床大夫，缺乏业务扎实的中老年业务骨干，引进人才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当时唯有我是国内硕士毕业又留美八年的学科带头人，唯有我具备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带教资格，建院初期我就充当了所有这些角色。
　　当时国内的肿瘤医院或肿瘤科室使用的治癌方法大都是常规手术治疗、放疗和化疗。我们的肿瘤医院在肿瘤临床治疗方面，是采用已获取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多国发明专利的“缓释库疗法”为核心技术，配合“活化化疗”“活化放疗”“三氧治疗”“冷煎中药”等特色疗法，形成针对原发部位、骨转移、肺转移、淋巴转移、脑转移等全身各部位肿瘤治疗的独特系列技术。　　
    我知道，要想办好自己的医院，有独特的治疗方法还不够，还要在管理上下功夫。为了让医院能够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我们制定出一系列规章制度，以及有特点的治疗原则，并细化服务流程，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领域站住脚跟。
　　在业务管理上我还可以胜任，因为自己就是一个专业医生，所以在治疗方法的选择、应用和疗程上做了严格的规定。在每周的例会上，我说的最多的是：“搞好医院的管理。”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毕竟我从来没在医院做过管理工作，在管理上，自己就是一个门外汉，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老百姓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吃不穷，穿不穷，管理不到就受穷。”
　　刚刚凑起来的医护人员都来自天南海北，两位护士长一位来自县人民医院，一位来自乡镇卫生院，她们比较懂护理方面的管理。在医疗管理上，我聘用了一位大学同学，开业前就派他到济南齐鲁医院进行了培训，他可以带教一组年轻的医生，我也参加查房，医护这两个主要方面的管理我还比较满意，保证了医院能够基本运行正常。
　　而医院其他方面的管理就有点松懈，首先出问题的是药剂科。进药环节的过程是：药商们先送药进药房，之后再付药款，药库管理人员为证明已收货只要在三联单上签字即可，导致三联单上的药价没人注意。由于我的管理不到位，就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一，进药量没把关。如胃舒平一次进药两万片，10年都用不完；其二，药库只知道履行签字收货，不管价格的变化；其三、药品的价格是个变数，会计账目管理失职，未起到监督提醒的作用。
　　2000年的某一天，我偶然发现进药的三联单上的价格与半年前相比变了许多，我一查，几乎80%的药价全涨了。更糟糕的是，我们并没有签订关于价格变化的协议，50多种药几乎全涨价了，有的甚至翻了一番，三个月的药费几乎要多付百分之五十的钱，总数要多付30万元。
　　我找到济南的药商代理老程，他不紧不慢，笑里藏刀：“世界上哪有不涨价的东西，一年一签的合同，月月进药，物价变化是正常的。没有讲价的余地，只能付钱，分期分批可以，按原价没门。”
　　我们只好一直拖着不付钱，重新找了一个药商，从中吸取教训后，每一批次的药就签一次合同。后来对药商进行招标，由于药买得便宜，卖得也便宜，医院坚决不从中拿回扣，也不允许医生按处方拿回扣，医院的管理到位了，我们的病人就拿到了价格合理的药品。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医院可以给医护人员奖励，但不是根据处方大小和药的品种奖励，医生要按病情需要与否给病人开药。
　　药商老程把我院告上了法庭，经过审理，我们还是要按他偷着涨价后的总数付给他钱。也是因为此事，我知道了无良药商的黑与毒，他们就是要挣钱，根本没有为病人服务的意识，钱就是无良药商的追求。我本以为私立医院与药商合作可以从长计议，长期合作价格低些，因为他们从药厂里拿的药，出厂价非常低，可他们大多都想一夜暴富，挣钱如魔鬼啊。
　　十五年了，我从未请药商吃过饭，更没有吃过药商的饭。一个医院不与药商打交道怎么活？当然能活，实行招标制度，多家招标，达到比较合理的程度，不让药商挣钱显然也不可能，也不现实，但是要在合同中规定不能以任何形式给我们的医护人员回扣送礼。药房管理也比较紧，决不允许统计处方给任何药商。若药商从中捣鬼，就中断合同，以此来冲击一些无良药商的不法行为。
　　十五年来我们拒绝了药商的各种不廉行为，保护了医院声誉，更保护了病人的权益，决不能浪费病人的每一分钱。
　　初开业时，个别护士用病人剩下的药拿到药房换药吃，医院发现这个问题后，开除过两位护士，其中一位还是我同学介绍来的。我认为这虽然是件小事，但有可能助长不良恶习，会给病人带来损失，把这种不良现象扼杀在萌芽中，有利于医院的发展。通过实施一些严格的管理措施，医院在药房管理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在医院的发展中，最大的烦恼是寻找投资商，当年“和氏璧”难找识宝人的心情记忆犹新，至今都难以平静。
　　那段时间我非常辛苦，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美国……不停地奔波，白天跑风险投资基金公司，寻找投资伙伴，找投资经记人，选择最适宜的方式与之交谈，头脑中深藏一张算盘，许多场合要处理得机智。回家后顿时松懈下来，才觉得累是来自骨子里的，晚上上床一分钟后就能睡过去。
　　终于，在无数家风险投资公司当中，有一家非常有实力的投资公司向我们抛出了橄榄枝。当时这家投资公司在140多个项目中，挑选了10个准备投资。我的项目就在其中，并很快签订了投资意向。我天天都盼望能有资金注入。但签订完投资意向书后却再也没有动静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不知道，没人告诉我。事隔多日，才知道仅仅是意向，抱了半天热罐子，最后为他们跑了一次龙套，很无奈。
　　我们和国内的一些投资公司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有技术的在找钱，有钱的在找技术，两者之间的沟通有问题，导致不能很好地进行合作。这是因为：第一，他们的知识有局限性，并不了解什么是治癌的技术；第二，国内投资公司的钱是很有限的，额度很小，有点急功近利，并没有给予像我们这样的高新技术公司一定的孵育期。没有一定的孵育期却想得到一个成熟的高新技术产品，这是很难的事。风险投资，顾名思义，是有一定风险的，有了很保险的项目后再投入资金，就不叫风险投资了。风险投资是高风险、高利益，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利润。没有一定的风险而想得到超额回报，这是不可能的。
　　不同的是，美国圣地亚哥医学博士乔治·亚玛看到我的成果，曾两度飞赴中国学习，接受培训一个多月，还有两位美国同行也看到了“缓释库疗法”的潜力所在，来到中国考察后极力劝说我在美国开一家自己的医院，他们出资，我出技术。就这样双方一拍即合，1999年4月，美国美亚医院研究所正式成立。
　　相比之下，国内的遭遇令人感慨万千。我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好的项目居然找不到投资人呢？而且迄今为止，有些权威学术部门对在世界领域已获得专利的“缓释库疗法”还持所谓的谨慎态度！
    在费尽周折，获取各方支持后，我终于找到了投资商，分别是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普利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天成投资有限公司。我与这四家投资商共同发起成立了山东保法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总股本为6000万元，我所拥有的东平泰美宝法肿瘤医院以及个人合法拥有的“缓释库疗法”技术在国内的使用权及部分现金，共计3000万元，按1比1的比例折合为股份3000万股，占总股本的百分之五十。
　　于是我们不再是一家医院，而是一个医疗集团，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我们以泰美宝法肿瘤医院为基础，打造了一个技术推广平台，培养“缓释库疗法”的技术骨干，培训医护人员、管理人员，为将来新建医院打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特许经营。
　　在我们这几家医院里，我的亲人没有担任要职的，重要岗位都是选拔优秀人才来担任，给了员工们一个公平合理的工作环境。我的亲人在医院工作，我就很少和他们来往，私下根本不谈工作上的事，以免干扰我的正常思路。
　　拨开乌云见月明，我们的公司和医院正以朝阳之势慢慢升腾，这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创业的路有甜有酸，有苦有乐，我在此过程中不断地成长。

2.4主任医师的晋升
 
1988年我就是主治医师，2008年晋升到主任医师，虽然在美国大学中担任助理教授多年，在美国大学的研究所承担着博士后的研究多年，但是回国后晋升主任医师时却遭遇坎坷。
泰美宝法肿瘤医院开业后一直在忙，我根本顾不上自己的职称晋升。当年的同学、同事在各个大小医院工作，都晋升正高了。在公立医院晋升职称就意味着涨工资，我觉得能当一个行医治病的医生就可以了，反正也没有人给我发工资。但在医院的发展过程中，我发现，在国内，医院没有高级职称的专家，似乎缺少了什么。我虽然具有美国的助理教授资格，但我为人低调，在中国没有必要拿美国的职称来炫耀，于是我想补上这一课。
在国内，主任医师是医生职称中的最高级别，其级别相当于医学院校的教授。部分主任医师，同时也被评为教授职称，承担一定的科研与教学任务。主任医师要有医科大学本科毕业或取得学士以上学位，从事副主任医师工作不少于五年，外语考试要合格，本人要有论文或科研成果。外语免试条件有两个：一是获硕士学位，二是出国留学一年以上。我个人的情况已经符合了这些条件：硕士毕业，九年前在美国任助理教授（相当于副主任医师）。虽然具备了外语免试条件，但我依然被要求参加外语的笔试和面试。
2004年，我参加了英语考试。考题并不难，我顺利通过，又报了书面申请材料一堆，直接申请正高职称（主任医师）。我在美国任助理教授的内容没有放进材料。我觉得美国的材料是美国的，在中国就拿中国的材料，再说我的材料已经足够了，至少不次于一般的申报人，材料里有我当年发表的十几篇论文，有的论文还发表在美国专业杂志上。
几天后，通知我面试，按要求用英文回答问题。这更难不倒我，要知道那可是我的强项，我用英文讲了好长时间，那些考官我都认识，他们没出国留学，按理英文肯定不比我好，我毕竟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我讲得也比较清晰、好懂，没有什么难句、俚语，考官们一句都没提问我，就让我离开了，我觉得应该很顺利。可没想到，从此如泥牛入海，再无音讯。
我到底评上了？还是没评上？后来托人问个究竟，答案是评委专家们一致认为我不合格。原因是不能破格从主治医师升到主任医师，要从副主任医师晋升。我哪里是水平不够？在医学的路上，我每一步都比别人走得早，走得快，中文文章、英文文章我都不缺，按理说我早该是某些评委的老师了，留学九年回来反而还落后了，我有点想不通。
其实，评委是知道我的水平，不比其他评上职称的人差，也知道即使我晋升上了，国家不会给我发工资，可他们还是不让我通过。真的是因为我不懂人间烟火吗？真的是因为同行有竞争吗？我无从知道，也不想过多地猜测。
当时我也不想再晋升了，觉得为了这事，费心费力不值得，我并没有把正高、副高职称看得那么重要，可能是太务实了吧。不出污泥，也就不染污泥，即使出污泥我也不会有染。
一拖几年过去了，2004年我开始筹备第二家医院——济南保法肿瘤医院。这次法人代表的资格条件要求高了，职称必须是副高以上，我只有国内的中级，这下麻烦了，如果没有高级职称，就会给医院带来诸多的不便。
于是医院管理层建议，让我还是把正高职称补上：“医院的法人代表不能找人代替。”“好，我补上。”嘴里是这么说，可我心里真是有点怵，怕评委们过于苛刻。我也是要面子的人，从来不给别人难看，这回真觉得自己有些难看，还有些难办，医院员工们给我打气：“怕什么，你的水平早就够了。”
于是2008年我决定再试试，给自己一个机会。要影响到我的医院了，我有点焦急。我把我的情况反映给省里的有关部门，有关部门知道了我的情况觉得遗憾，他们认为职称逐级晋升是正常的，但像我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破格晋升。
回国几年来，得到过省人事厅、省侨办的不少帮助，省级领导很关心回国的留学生，在回国安置、创业中都给予了政策性的支持。这次在晋升职称上同样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关部门的领导告诉我：“我们国家人事部有文件规定，在晋升职称问题上要给回国人员更优惠的政策。”山东在这方面执行得很好，很多回国人员都破格晋升了，其中有个留学回国人员在10年间破格晋升过两次。最后，有关部门给我的答复是：“你在美国已经是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无论翻译成副教授，还是助理教授，都已具备副高职称，晋升为正高职称(主任医师)也不算破格，应当是正常晋升。”
又到了报送晋升材料的时间了，这次我做了充分的准备，材料中多放了几篇有价值的文章，特别是放进了我在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时校长签发的助理教授原件，我一遍遍审核材料，觉得没有漏洞才放心，我想这回应当可以过了。
事后我才知道，肿瘤专家评委会内部还是意见不一致，还是有人指责我不够格，不符合条件，我猜想：万般挑剔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美国留过学还是因为我是私立医院的医生？什么是标准，怎么运用标准？我不出国早该是主任医师，留学了反而水平还低了？我已经回国十年了，又当了十年的临床医生，发表了十几篇关于“缓释库”治疗癌症的文章，还写了几本专业书。难道别人的水平都比我高？条件都比我好？不是这样吧！
后来终于在网上见到了评审结果，我被晋升为主任医师。没有太多的兴奋，只是松了一口气。
人要干点事真不容易，创业初期根本没有考虑太多，就想干点自己愿意干的事，没想到一路走来要遇到很多麻烦。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竞争，抢走了公立医院的病源，惹得公立医院心里不平衡；在治疗方法上的不同，也与公立医院产生了意见分歧；公立医院有政府拨款支持，处处以老大哥自居，私立医院自己招聘人员、自己赚工资，处处像后娘的孩子。私立医院处处举步维艰，在此次晋升职称上就有所体现。我在职称晋升上遇到的小磨难，并不能把我怎么样，只是折射出这个圈子的一些怪象。
我承认有些私立医院不尽人意，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凡事应该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不管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我们的目的和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癌症患者，请不要把我拒之门外，我虽是一个不拿国家工资的医师，但不会拿职称去骗人，去渲染。肿瘤患者的疗效好坏，也不完全取决于医生的职称，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和能力，为病人服务的态度和热情，对于病人来说更重要，更有意义。
如今我成了主任医师，有了这个职称，水平比以前高了吗？没有。能力就强了吗？也没有。职称只是人的一个外表，一个标志，我始终觉得医生的品德比什么都重要。
这就是我晋升主任医师的艰难过程。
 
2.5刚回国就当选为“99山东省十大杰出留学科技专家”，2005年获国务院全国首届“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杰出创业奖’”，2013年获泰安市荣誉市民
 
　　1999年，回家创业的第二年，山东省评选“99山东省十大杰出留学科技专家”，我被科技厅提名，但遭到卫生系统不少人的反对。
　　被提名山东省十大杰出回国专家，确实是科技厅的领导到东平参观了我的医院后，感动了董昭和厅长，他一再称赞我是个干实事的回国留学生：“这么穷的地方，你怎么想到来这儿创业啊？是什么力量、什么动机、什么因素使得你跑到这么偏僻的穷困县？”面对这一连串的问题，我就跟领导们汇报了我的创业经历。
　　我们谈了很多，我跟领导实话实说：“东平是癌症的高发区，从济南到东平驱车要三个小时，路又不好走，一些癌症病人去济南看病，当天不能往返，还要住宾馆，既不方便又要多花钱，办这么一个小医院能为农村人行个方便，也省点钱。另外，我也需要一个平台施展肿瘤治疗的理念和方法，展现我的一点能力。我完全可以到省城大医院工作，但是那样很难继续我的研究，并将我的‘缓释库疗法’应用于临床。”
　　省领导对我的思路和做法，给予了肯定。
　　这才有了提名候选人的机会，评比对我来说很困难，卫生系统就是不同意把我推上来，私立医院是被人瞧不起的。当时在评比过程中起起伏伏，最终我还是被评上了。这是山东的一大新闻，邵桂芳副省长主持了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有山东医科大学的张运、烟台的罗永章、于金明等，当然，还有我。会前董厅长对获奖人一一作了介绍，会上每个人都发言。
　　罗永章的发言是反对化疗（使用化学药物治疗肿瘤的方法），因为化疗伤害病人的正常组织，所以他带着美国的血管抑制剂的基因回国创业，药品已经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癌症，是一种联合化疗方案中的药物。由于他研发了生物新药，卫生系统没有人反对他，他取得了成功。如果罗永章与我一样，研究成果不是药物，而是一种用于临床的方法，也许同样会遭到反对。因为做药物可以帮助临床医生治病，作为方法虽然同样是服务于病人，但存在着意见分歧，还要竞争病人，必然就有矛盾。
　　我也做了发言，也是反对化疗，要从使用方法的角度减少化疗的毒副作用，创新方法，那就是“缓释库疗法”，把抗癌药物作用于肿瘤内部，仅杀死癌细胞，不伤正常组织。
　　于金明也做了发言，当时他是山东省肿瘤医院的副院长。
　　省长肯定了我们的发言：“你们是山东的人才，山东的宝贝，在山东你们将大有作为。”讲话中还勉励我们不要怕困难，只有不断克服困难，才能取得成就。
　　这次会议上，有留学回国人员提出了反对学术不正之风，科学研究和学术文章存在着弄虚作假问题，邵省长就询问董厅长，老厅长做了圆滑回答：“还不是科研人员为了晋升。”当年留学回国人员眼光和思想很敏锐，已经发现了学术界存在着不良风气，如今这种风气越来越差，要是及早治理，现在不至于这样糟糕。
　　后来得知，省科技厅为了让我当选，费了一番周折，做了很多工作，一个主要原因，我是私立医院的人。
　　那时候，私立医院是个新生事物，记得当时省内只有两家，除了我的医院外，还有一家是万杰医院。至今我还纳闷：当时泰美宝法肿瘤医院刚开业不久，没有什么影响力，也竞争不了公立医院的病人，不知否定声从何而来？
　　很多人认为，回国后我应该到大医院工作，有的领导就跟我说过:“你可以回到省肿瘤医院工作，我来给你安排。”这对我来说一点兴趣都没有。一个朋友还说过：“你办医院，人家会不舒服。”可我一直有自己的想法，干自己想干的事，在农村办个医院，肯定受群众欢迎，受县级各部门支持。记得当时吴官正书记就说：“你的行为，为回国留学生带了一个好头。”现在看来，不仅仅如此。
　　不管怎么样，我当选上了山东省十大杰出回国专家，是十名专家中的一位，而这十名回国专家至今干得都很不错。我作为回国创业者，至今坚持着当初的选择，全心全意地为癌症病人服务。
　　各级侨办从来都是回国创业者的娘家，“有事找侨办，有困难找侨办。”成为侨界的名言。侨办代表着一级政府，帮助着每一个留学回国人员，特别是回国创业人员。
　　时任山东省侨办商主任曾经在中国洛杉矶领事馆做过商务领事，认识他是在有一年的领事馆的春节招待宴会上，因为我俩都是山东人，老乡在一起感到非常亲切。此后未再联系，也不知他已经回国，担任了山东省侨办主任。再次见到商主任，是我刚回到东平时，还在征地、盖楼、建院过程中省侨办就知道了此事。商主任亲自接待我多次，问长问短，当得知办医院遇到很多困难时，商主任一再劝我：“别着急，中国国情，你要了解，跟美国是不一样。”为办医院省侨办帮了我不少的忙，他们非常支持民营医院的发展，非常支持华侨回国创业。那时商主任就断定医疗改革是迟早的事，今天已经验证了他预言。
　　济南侨办也一样关心着我们回国创业者，王晓霞主任曾多次过问我在济南办院的事，多次为我出谋划策，济南保法肿瘤医院的建成有她的一份功劳。
　　可以看出，被我们回国人员称为“娘家”的侨办， 处处是真心的帮助，侨办并没有权力，但能为你呼吁，代表着政府的心声。
　　2004年全国侨办要表彰一批回国创业者，是开国后的第一次。济南市侨办和省侨办都积极推荐，这可是全国的一个大事，也是我们归国知识分子的一件大事，这次很顺利，我受到了国务院侨办颁发的首届华侨华人百名杰出创业奖的表彰。
　　表彰会上，国务委员唐家璇接见了我们，正值国庆期间，国务院还安排我们参加了国庆宴会和天安门庆典活动，我感到了无比自豪和无上荣光。当时还有济南王革，百度老板李彦宏，我的朋友张海明。祖国非常支持华侨回国创业，从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中国革命与华侨是分不开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离不开华侨，改革开放更是这样，中国有关华侨的一系列政策是世界独有的。
　　2008年中国侨商会成立，我成为会员，成立大会召开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来祝贺讲话，我有幸与他合影留念。
　　2011年第二届中国侨商换届会，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自到会祝贺并讲话，我很有幸与他合影留念。侨界的活动我是有呼必应，等于自家的活动，处处感到亲切。
　　我的家乡泰安市侨办也一样关心我，城市小点，华侨也就少点，我们得到的关心可就多了。2010年7月28日我在东平又建立了一家东平保法综合医院，县领导和卫生局很支持，开业时，时任泰安市委书记杨鲁豫赶来祝贺参观，体现了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2012年杨鲁豫书记升为济南市市长（副省级），仍然关心我们华侨的创业。新任泰安市的领导仍然注视并关心着我们，一个民营医院，一个在农村的医院，能得到政府的关心，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2013年泰安市经过提名，市人大通过表决，授予我泰安市荣誉市民的称号，2013年10月15日在泰安市举办了盛大的仪式。坐在主席台上，我感到无上荣光。泰安就是我的家乡，由于出国留学，没有了家乡的户籍，但我始终不忘自己是一个泰安人，回家乡创业牵动着国内外无数的泰安人，家乡连着我的心，我连着家乡的根，今天成为了泰安市的荣誉市民，更加深了我对家乡人的感情，更拉近了我们海外游子与家乡泰安的距离，代表海外的山东老乡，泰安老乡，我要道一声：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感谢家乡的父母官——泰安市的领导们，我们会尽其所能地为家乡做出贡献。
 
2.6学术上有所成就，临床上成果喜人

　　我从硕士研究生开始每次参加学术会议都有冲动，想提问题，开始还有点胆怯，怕提错了，后来就觉得，在学术圈里混，必须要学会提问题，提得对方答不上来，提得他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样，我才觉得过瘾，不但可借此来表现自己，引起人们对我的注意，还有机会让学术圈了解我的发明，了解我的治癌理念。
　　我善于思考问题，吸收别人的东西，激发自己的思想火花，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参加一百场会议，观看一百个幻灯片，可能仅仅一两个观点对你的研究有用。研究癌症就是这样，肿瘤学包括外科、放射、化疗、病因学、病理学、遗传学、免疫学等学科，所有的学科都装在脑子里，也不一定能产生一个好的医疗新思路，这可不是简单的学科集合，而是要有所创造，有所发明，而新点子、新方法还要有实用性。
　　台上的演讲者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语都吸引我。在美国期间，讲学讲座特别多，只要有空每个学科我都去听。在实验室每周的早会上，更能轻松地学习，也可插嘴发言、讨论，对我真是一个极好的锻炼。
　　我羡慕每一个演讲者，直到1994年，我当上了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助理教授，走上了讲台，才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在台上讲和在台下讲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大学毕业后，那么多同学愿意留校当老师，给学生讲课，展示老师的魅力和风范，成就大师气质。记得上大学时，病理课的郑老师把炎症讲得活灵活现，简直就像是说书，让人听得入迷，感觉生动有趣。多么复杂的问题他都能讲得深入浅出，讲得学生们目不转睛。
　　有关肿瘤的学术会议是比较乏味的，回国创业前听的都是英文讲座，我留学九年，英语已是相当不错了。1995年，由我牵线，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医学院与滨州医学院签订协议成为友好医学院，两个医学院之间互访，我自然就成为了友谊使者，也成了兼职翻译。有一次在母校，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医学院院长的讲座，讲课的内容是脑癫痫病的治疗。在完成了翻译工作后，我站在母校的讲台上，讲我在美国的研究——P16基因与骨癌细胞粘附力。这次讲演，是我在中国第一次走上讲台，有点自豪，同时觉得也算为母校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回国创办医院的三至五年间，没有机会上讲台去讲课，倒是给我的职工们讲了不少。
　　在肿瘤界渐渐有了名气后，2003年，全国名医大会邀请我讲课，会议的组织者要我出一笔赞助费，我问他：“这是为什么？”“因为你是私立医院，带有广告性质。”看到了吧，这就体现了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的又一个不同之处。私立医院不管出现在哪里，都有广告因素，不管你愿不愿意做这个广告。而公立医院就不存在广告因素，这是何道理？交了赞助费就不用交会议费了，我们一行五人参加了会议。我的讲课内容新颖，从创业到新疗法，从理论到实践，有理有据，步步为营，赢得在场医生们的一阵阵掌声。我还讲到了在美国替人打官司，为中国人争了气，是赢了美国医生的第一个中国人，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当我讲完走出会场，许多人跟了出来，讨教治癌方法，要名片，留电话。后来我都不好意思了，怕影响下一场的讲课，劝他们回去听课。
　　后来，我到美国讲在中国创业的经验，受到留学生、华侨的赞扬。在北京大学、山东大学药学院也给硕士生们讲过学术课。2006年和2008年曾两次在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讲创新与创业。2013年北京保法肿瘤医院开业后，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石满老师还专门送来我当年的讲座录像，现在我们医院作为继续教育的普及教材，对年轻医生和护士进行培训。北京保法肿瘤医院开业后是老师专门送来当年两次讲座的录像，真是让人感动啊。
　　通过一些讲课活动，我希望给予留学回国创业者启迪，激励留学生们练就本领。希望硕士生们、博士生们有更多的发明创造，为破解癌症“黑洞”密码做出一份努力，贡献一份力量。
　　通过讲课，让我感到了实现自我的价值。别人欣赏你，你会从中得到鼓舞，再努力，再前进。
　　在中国，我的研究仍然在进行，我的肿瘤研究所里有研究生在为我的研究而工作，我的治癌疗法在不断改进，临床疗效也在不断提高。我没有进入主流的学术界，几乎成了民间科学家，我私下与医学界的老师和朋友交流时，他们经常和我探讨一些问题：你已经是一个私立医院的院长，也是一个经济实体的法人，你怎么还在做研究？你不是肿瘤学院派的专家，只能是非学院派的专家等等。
　　学院派的肿瘤专家，主要身在大专院校的附属医院，是各级学会的骨干，掌握着教学的任务；非学院派就是在一般医院的肿瘤专家。的确学院派是主流，非学院派相对少些。学院派掌握着这些学术界的大权，能够左右和掌控学术方向及未来走向，非学院派似乎只是为医院的工作而存在。我是在搞癌症的研究，而且是前沿的治癌研究、临床的治癌研究，我不是学院派。但是如果我到大医院工作，慢慢也就成了学院派，这区别就在于我所处的位置，我觉得这对我并不重要。
　　很遗憾，在中国的私立医院中，真正争气的医院很少，与那些为了钱的大医院没有什么差别，有些小私立医院只是为了钱。私立医院搞癌症研究，我是先例，我的老校长顾方舟在参观我的医院时说过：“保法，你开创了民营医院研究癌症的先河。”
　　学院派也好，非学院派也罢，都是在研究癌症，治疗癌症，谁干得好就向谁学习。我就是这样的态度，不管别人怎么想。
　　讲课、演讲并非只是专门为学院派设计的。2008年在吉林长春市举办了中华医学会肿瘤年会，我受到邀请去演讲。同样，因为我是民营医院的院长，交了赞助费。
　　那天上午，我听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一位专家的讲课，他讲了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会议上的进展，还有一些肿瘤外科专家讲了他们工作的体会和经验。认真听的同时，我在想：没有多少进展呀，难道这就是中国的治癌水平吗？
　　陈竺（原卫生部部长，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王振义教授的研究很好，在世界上打响了，走出了国门赢得荣誉，也为中国人争光。他们研究的内容是砒霜的主要成分三氧化二砷，其机理研究是受体机制，为肿瘤治疗提供了新的药品，是从中国的民间到官方，从假药到真药的典例。当初砒霜是民间的药物，后来成为哈尔滨医院的院内制剂，在临床应用多年了，效果显著。在美国留学的王进博士专门从美国回来，做了深入的调研，与中国的某医院签订了合同，带到美国开发，美国的曼哈顿投资公司投资，申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并获得成功，主要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
　　那天下午，轮到我讲“非手术靶向治疗癌症的新思维”：中国化疗免疫治疗的临床应用。我的研究已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仅从肿瘤内部的“黑洞”里缓释抗癌药物杀死肿瘤细胞，还将杀死的肿瘤细胞有效地转化成肿瘤自身疫苗。乍一听是天方夜谭，但事实的确如此。我有理有据地介绍了我的研究，治疗肿瘤不仅有疗效（肿瘤的大小已控制稳定、缩小、消失），而且病人的生存期得到延长，P值小于0.05，表示统计学有显著性的意义，即免疫“缓释库”与“缓释库”的生存期比较，前者提高了100%—500%，肺癌一年生存率从26%提高到49%，胰腺癌一年生存率从5%提高到28%，肝癌晚期一年生存率从10%提高到39%。
    数字惊人，掌声如雷。一位来自吉林大学的李教授，站起来问了几个问题：“第一次听到化疗不仅不降低免疫力，还能提高免疫力？”“第一次看到肿瘤内治疗效果这么好，遗憾时间太短了，我们了解得不全面。”“我一定请你来我们吉林大学讲你的肿瘤治疗。”
    15天后也就是2008年8月17日，我应邀来到吉林大学第一附院。因为飞机晚点，本应由我开场的演讲，拖到了第二位，先由另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博士，讲了基础免疫学与肿瘤。我讲了《化疗免疫治疗肿瘤的临床应用》。现场有400多名大夫听讲，掌声不断，提问的人也不少。讲完了，很多大夫围上来要联系方式，其中还有一位小袁曾经在我院里工作，后考硕士研究生来到了吉林大学。
　　阚杰也来了，在加州大学进修时，他住过我家。晚上和阚杰等八九个教授一块吃饭，又讨论了我的研究。有位基础免疫学教授了解我在美国的经历和取得的成果后，很是羡赞我。阚杰也不停地插话说：“于老师你原来不仅是开医院呀，还在研究肿瘤免疫治疗方面走在了世界的最前面啦。”
    这场演讲之后，至今仍有许多医生与我保持联系，我也多次去吉林大学附属医院为病人治疗。
   其实，我在2005年就被邀请去了美国，在美国德州休斯顿世界最知名的肿瘤中心（M.D.Anderson）, 院长约翰·安德森（John Menderson）出钱邀请我去演讲。而他们药物发展中心的主任罗伯特（Robert）还愿意帮助开发新药，大约100万美金的费用。因为他们可以做院内的新药临床实验，而且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承认他们的Ⅱ期临床结果。可惜我的两位美国朋友亨利（Henry）及弗洛维尔（Followwill）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当时弗洛维尔（Followwill）的父亲投资了50万美金，为我的发明成立了公司，他们认为还得找到更大的风险投资。转眼金融风暴来临，他们的梦想成为泡影，没能在美国借助风险投资做大药业。但我从中学习到了不少东西，也在美国展示了我在中国的治癌研究。
　　转眼到了2005年，我在北京遇到一个美国的风险投资助手魏莱，他把我的发明告诉了他的老板史密斯（Smith），他们研究了我和我的医院一番，表示愿意投资，条件是两家医院必须进来，要有对赌协议。他们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成功了他挣钱，失败了他也不赔钱。亨利（Henry）、弗洛维尔（Followwill）和我最终意见没法达成一致。我的医院还有董事会，都担心对赌的事不可靠，一旦合作恐怕一味地追求利益，最后不但失去自主权利，还会妨碍医院的长远发展，对医院不利，对病人也不利。
　　2008、2009、2010、2011这四年，由于有投稿，我参加了美国的美国癌症研究学会年会。2011年世界抗癌大会在中国召开，我做了主题发言，赢得了中外学者的好评，这是当年唯一一家私立医院参加这种会议，我很知足。一位德国专家也在研究肿瘤内治疗，他从头到尾听了我的演讲，然后逮着我问个不停。下午会议结束后，在飞机场，还追着问我，直到快登机了，他还在问：“好像你还有一点保密。”是啊，也不应该全部告诉别人的，我总该留一点吧。
　　2011年和2012年，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细胞治疗大会，我做了主要发言：靶向免疫治疗恶性肿瘤，受到了与会人员的好评。
　　那次会议结束后，回宾馆的路上，坐在同行的车上，和驾车的张教授聊了起来,他说：“于教授，我们那桌的专家都在聊你。”
　　“聊我什么？”
“都说你开创了肿瘤个体化治疗的先河，是个体化治疗之父。”
“我的免疫‘缓释库’治疗，具备了局部靶向缓释化疗，又兼顾了全身免疫治疗，具有个体化免疫疫苗治疗的特色，我还在研究中呢。”
　　展示自己，应当实事求是，注意谦虚，避免过度张扬。我恪守自己的治学态度，谦虚而客观地评价肿瘤治疗的现状，注重和听取同行们的反馈信息。
　　尽管如此，只要批评过度治疗，手术、化疗的缺点，总是让从事这个专业的人不舒服。其实他们心里也知道手术、化疗的优缺点。手术在早期可用，化疗在中晚期可用，这些他们都很懂，但还是在做着“生命不息，化疗不止”的事情。同行们啊，我建议在疗效没有保证时候，放弃这种治疗比较好，对病人有利！我一谈起这些常见问题，就会引来他们的不满，遭到他们的攻击。
　　记得东平医院开业后，我在美国休息，但华人的活动我都参加。多数都是学生物、分子生物、药物学的中国留学生，也有专门研究肿瘤疗法和抗癌药物的专家。大家聚在一起，难免问长问短：“你的肿瘤医院用什么方法治疗？疗效怎样？”我都有问必答：“一种新的肿瘤内给药的‘缓释库疗法’。”
　　“噢，药物缓释现在是很时髦的。”
　　“对，近30年来，药物缓释的研究非常盛行。”
　　很热门，也就没什么争议。当我说到治癌疗效可以达到84%时，专家们很惊讶，都瞪大了双眼，表示怀疑：“全世界任何一种抗癌新药疗效无非是20%—30%，你没搞错吧？”
　　“我没有搞错，因为我的方法不是一种药的作用，是几种因素的集合。让肿瘤迅速凝固的作用本身，就具有60%—80%杀伤肿瘤的作用，再加上药物作用和缓释技术等几个联合作用，临床使用后就会有惊人的效果。”
　　“你的治愈情况怎么样？”
　　我说：“因人而异，情况很复杂，有一点可以肯定，疗效提高了，生存率提高了，但并非治愈。”
　　十五年过去，经过统计学分析，我们在治疗上效果是显著的：与常规治疗相比，肺癌疗效翻了一番，胰腺癌翻了五倍。
　　听了这一番解释，我的朋友说：“认识老于十几年，干事严谨 、认真，不会虚夸，说疗效好，肯定没问题。”
　　“在学术上可不能吹牛啊。”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科学上，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
　　为了消除同行们的怀疑和不理解，让他们了解我的研究、发明及肿瘤治疗效果，我们举办了一届“中华肿瘤靶向治疗论坛”学术交流会。
　　2008年4月，交流会在山东珍珠泉宾馆举行，到会人数300多人。
　　参会的知名人士有中国医科院肿瘤研究所的老所长张友会院士、中国医科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王琳芳院士、中华医学会原理事长宗书杰、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理事长李家熙等。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主持会议，邀请来意大利的教授参会。北京协和医院杨宁、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研究员胡逸民等在会议上做了发言。
　　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踊跃参加了学术会。
　　山东省肿瘤医院专家付春宴和同事们一行也来到会场，他兴奋地说：“我当年没白帮你，终成大业了。” 当年刚开业时，正逢付教授退休，在我的一再请求下，他来到我们医院带教年轻医生们，并经常参加查房和会诊工作，和我们一起制定肿瘤研究和治疗的方案，“缓释库疗法”定稿时，他还提了建设性的意见。
　　一场学术会议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起码在同行中，对我有了新的认识：于保法的发明确实具有科学性，在肿瘤研究上有理论基础、动物实验、数据支持和临床病例，统计学分析有显著意义，而且做的规范，无可挑剔。这么多年了，我的要求并不高，能得到学术圈的承认，我已经很满足了。
　　为了消除关于我的负面传闻，我曾给省委书记写过一封信，信发出后，就接到省科技厅的来电话：“定于2009年12月6日组织部分专家到你院考察。”当时来的有省立医院、齐鲁医院、省药监局和科技厅的专家，我汇报了关于肿瘤内化疗免疫、治疗癌症的临床应用。
　　他们提了许多问题，最后表示：“原来不明白你们怎样治癌，现在知道了。”据说，事后专家们给省委书记写了一个汇报材料，此后，争议就小了。我明白，不能阻止人们对治癌的争议，因为癌症“黑洞”至今还没揭开谜底，这场抗癌的战争还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
　　目前，在癌症的研究领域里，有一部分研究者只在治疗癌症申请标书上下功夫。什么科学严谨，什么先进水平，没有能真正拿出提高临床疗效的方法或药物。扪心自问，拿了国家科研经费，你真正贡献了什么？难道写几篇文章发表一下就算是交代了？
　　癌症是世界的难题，人类的公敌，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想为攻克癌症做贡献，都是受欢迎的。无论贡献的大小，成功与否都应当被尊重，我作为肿瘤医师，作为一家肿瘤医院的院长，作为癌症患者的朋友，作为誓与癌症对抗的良知学者，我已经踏入了这个癌症“黑洞”里，并愿意投身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癌症已经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且每天都在继续，我没有理由观望！没有理由懈怠！
　　不再理会那些匪夷所思的传言，我潜心钻研肿瘤的治疗，在研究上有所突破，在临床上也取得了更好的疗效。回到了祖国，能为祖国人民做点事，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2.7创业过程中的艰与难
 
　　一个行业出几个领头人，是一个行业的好事，但要想成为领头人确实很难。学术水平的高低，为人的好坏，是否有真材实料，是否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是否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尊敬，这些都非常重要。肿瘤治疗行业的领头人还要有学者的睿智，医者的仁心。
　　关于肿瘤研究，研究人员们就像是被闷在癌症“黑洞”里，苦思冥想、潜心钻研，也只是有一点新发现或成果出现，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几十年来，化疗和放疗方案没有太大的变化，新药层出不穷，价格不断提升，而两者的价格已经升到了病人无法接受的程度。大大小小的医院几乎把外国洋设备全部进口到中国，硬件达到了先进的水平，可疗效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先进的加速器与几十年不变的疗效，几乎就像兔子和乌龟在赛跑，最终能否得到寓言描述的结果？那需要肿瘤研究人员的坚持。
　　好几次与某些领导见面，介绍到我时就有些委婉，有的人还这样说：“于保法，开办肿瘤医院，噢，当然还有些争议。”研究癌症的治疗我也就是带了一个头，却把一些莫名争议归到我一个人身上，成了对我个人的争议，我表示不理解。
　　我并不是、也不想一个人在行业里单打独斗，但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实质上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解放前，医院大多是民营经营，如北京协和医院建院时就是私立医院。山东的齐鲁医院初期也是外国人个人筹资兴建的。解放后，中国的医院都改为公有化，但是其为病人服务的性质没有变，永远也不能变。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才逐渐有了私立医院的出现，间隔了50年，私立医院再次兴起，相关的配套政策、管理规范和措施等却没有相应的规定。实际上，目前的私立医院在夹缝中发展。
　　在市场的终端，竞争必然会引起矛盾，医院的终端就是给病人做治疗。在肿瘤的治疗上，选择何种治疗方法，使用何种药物，每个医院、每个医生的意见不一致， 就引来了一些病人与大夫之间的矛盾，假如发生在私立与公立医院之间，就引发了两种不同体制医院的矛盾。
　　本来公立医院医生的意见确实是占主导地位，但在一些病例上，可能也形成不了主导意见，例如有些病人病情出现了复发和转移，就来到我的医院治疗并好转了。有的病人及家属就会找原来的医生要说法。注意，这是某些病人和家属的个人主张，不是我们授意，我们躲还来不及。因为我们知道癌症的发展规律，明白医患关系的紧张形势。我们医院也深受其害，所以不会在病人面前说长道短，不会让病人去讨说法。这是病人的一种自然反应，也是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社会反映，是癌症治疗效果不好的反映，是癌症还没有真正攻克的结果。癌症治疗如果能做到彻底治愈，也就没这事了，医院之间的竞争就只剩下竞争服务质量了。
　　问题是所有公立医院在癌症的治疗上虽处于整体的优势，但要具体到癌症的治疗、病人的生活质量和疗效上，大医院也没有优势可言。病人要疗效，病人要生活质量，病人就有权利择院择医，找疗效满意的医院，病人可以判断出疗效的好与不好，所以肿瘤医院提高疗效是发展的根本。
　　中国的肿瘤专家及整个抗癌团队，我们有理由团结起来，去共同抗击癌症，应该干点为攻克癌症，为减轻病人痛苦，为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和延长病人生命的事。在抗癌的战场上，不管是主力队还是游击队，不管是国家队还是地方队，不管是公立队还是私立队，都应该统一战线，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癌症。
　　允许百花齐放是一种大度，你不做的研究，别人来做，有什么不好？百家争鸣才能使抗癌战斗有突破、有亮度。
　　在人们的印象中，企业要发展，医院要发展，其中必有很大的私心、私利，其实不然。有创业的“野心”，为事业而奋斗，施展自己才能，实现自我价值，这才是创业者的心理。其实，企业发展就关系到社会发展，企业发展了就要交税，就要雇人，就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企业的老板从中合理合法赚钱，是可以理解的，全世界都一样，古今中外也如此。创业以来，有一些对于我的医院和我个人的攻击，还有说我们赚黑钱。我创建医院，为癌症患者解除病痛挣点钱咋就成了挣黑钱呢？
　　我创办医院的前期投资很大，十几年来，前后办了三家肿瘤医院、一家综合医院、一个肿瘤研究所和一个有限公司。盖楼建院，聘用四百多名职工，所有的资金要自己筹备，所有的开支要自己管，没有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投入。而且我们医院的收费标准低于公立医院，我们医生和护士的待遇和公立医院相比也要少得多，他们有家，要生活，要养家糊口，我的医院就要办下去，而且要越干越好。是为了病人们，也为我的职工们。公立医院挣钱不是也要给医护发工资，发奖金和各种待遇吗？我们也如此。
我研究的“缓释库疗法”，2004年拿到了美国专利，2006年拿到了中国专利，2007年拿到了澳大利亚专利，2012年又得到了美国的治癌专利，一个民营医院拿到了美国专利，有几家肿瘤医院能够做到？包括公立的大医院，你们为什么不分析一下，多问几个为什么？
　　在中国，看待民营医院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民营医院发展确实不容易，要改变中国人的习俗观念，这一点更难。
    在临床上推出一个治癌新理念，不自觉地就成了对传统治癌的挑战，要想被所有人接受和理解，目前也很难。让病人多一个选择，让病人多一个机会，让病人延长一点生命，这有啥不可？
　　曾认识一位大医院肿瘤科的科主任，把他的两位病人送来我们医院，他说：“这两个病人在我们那里治疗了一段时间，效果很不好，病人的求生欲很强，我们苦于没有办法，现在终于给病人找到了一个可以创造生命奇迹的地方！”
　　这位主任有着军人式的说话方式：“你留着好好的大医院不去，自己独自开辟一条路，多艰难啊，我们是没有这个胆量的！”
　　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没有竞争就没有危机感，有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从狭缝里吸取阳光。”对于目前私立医院的状况，这句话非常贴切。
　　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一定会往前发展，所以，私立医院一定是一种方向。2013年10月14日国务院发布文件《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在文件中，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健康领域的“玻璃门”明确要求打破。企业、慈善机构、基金会、商业保险等机构均被鼓励以出资新建、参与改制、托管、公办民营等多种形势投资医疗服务行业。并明确指出，中央大力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此外，还要求推进外资进入国内医疗健康产业的步伐，进一步放宽中外合资、合作办医条件，并逐步扩大具备条件的境外资本设立独资医疗机构试点。
　　2010年，国务院出台过《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曾掀起了一轮热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有一位教授这样说过：“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在医疗卫生系统内，公立医院的垄断格局改变还是困难的，这需要解决很多体制方面的问题，此次国务院出台的文件，在有针对性地破除民营资本的壁垒。”
　　国务院明确要求各地清理取消之前的“不合理的规定”，加快落实对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市场准入、社会保险定点、重点专科建设、职称评定、学术地位、等级评审、技术准入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对待的政策。
　　这对于我们医院来说是个大好的消息，我们可以挺起腰杆，和公立医院称兄道弟了。有了加快私立医院发展的政策，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私立医院将会有良性发展的空间，我的医院，我的治疗方法，会得到更好的发挥和发展。
　　我爱创业，因为具有挑战性。在这个过程中有得有失，有爱有恨。刻苦地上了多年的学，又到了美国见了世面，心里总想干点儿事，仅仅待在实验室里觉得有点局限，这就促使我去尝试创业。早知道创业这么难也可能就老老实实地做一个研究人员了。
　　在美国那些年，白天除了研究室工作，就是讨论如何创业，晚上回了家，也在电话里与朋友讨论创业，很多时候仅仅电话不能满足内心的急切和渴望，还跑到朋友家里再讨论。回国后参观过无数个企业，补了很多的创业的课，也就有了自己的创业圈子。在这个圈子内，人是自由的，说话可以放开，随心所欲，无限的想象，无数的设想，经过3—4年的摸索，我锁定了肿瘤内的“缓释库治疗”。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一个探讨走直线治癌的项目，一个前人没有走过的创业路，建自己的肿瘤医院，我是唯一。
　　终于回到了祖国，历尽磨难，我办起了肿瘤医院，正当我事业刚刚步入正常轨道的时候，也就是在刚开业的头四五年中，药监局常常收到一些人的告状，告我的“缓释库疗法”中有非法的药物，药监局多次来检查，结果是医院里并没有什么假药品。
　　2006年，中国医疗扶贫万里长征完成了任务，志愿者们都回到了各自的岗位，我也可以安下心来了，好好打理我的东平和济南两家肿瘤医院，好好投入癌症的研究。那时济南的住院病人都达到160多人，东平的病人更多，已经离开得太久，赶紧投入到了工作中。
　　6月30日，我应邀去日照会诊，在奔驰的火车上，我的电话响了，“保法，网上怎么有你的坏消息啊。”
　　“什么消息？”
　　“等有时间你自己看看。”
　　我到了日照给病人会诊完毕，没心思与朋友聊天，就赶忙打开电脑，看到网上的负面消息，我有点傻了，这不是无中生有吗，说我学历假，专利假，美国的教授假，跟帖的也在骂，闹得铺天盖地，我就像遭遇到了一场暴风雨，周身被浇了个透心凉，一时间我不知所措。 
　　冷静下来后，一查是北京《市场报》的一个记者，名叫张向阳，曾经来过我院，很简单地聊了几句就走了，是他发布了这么一篇“三假”的报道。
　　第二天，我就到了北京《市场报》，找他们的领导反映情况，结果他们并不在意报道的真与假，对我只是假意地敷衍。我又找到《人民日报》的纪律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他们称这是舆论监督，也在敷衍我。这明明就是造谣胡编，这就是诽谤呀。我跑了多个部门，他们都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没人搭理，我就像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个感觉比我十几年来闷在癌症“黑洞”里还让我郁闷，还让我憋屈。
　　正在这时，《市场报》有人打来电话，说要给一篇正面的报道，但要我付给一定的费用，无奈，只得和他们讨价还价，砍价到十万元，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我录了音。当时我们正在济南开新闻记者会，把这个事情一说，记者们就告诉我，他们肯定是要诈骗你一笔钱啊。第二天准备汇款时，《市场报》拒绝了交易，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行动，于是也不给做正面报道了。我的这一举动，虽然打乱了他们的诈骗计划，但是那些网上的负面消息依然还在。
　　我们只好在北京开了一个发布会，到会的记者不少，在会上，我把我的学历、留学过程、缓释库专利等情况一一做了说明，我把《市场报》记者的不轨行为也公开了，当时美国的《世界日报》通过电话收听了记者会，这真是一个黑暗的记者诈骗案，但是，到场的记者们并不愿意报道记者的黑。
　　我不甘心就这样被诬蔑，一定要告他们，吴官正老领导知道了此事，通过省里了解我的情况：“到底于保法有没有假？我支持他多年，也比较了解他，不大可能有假。”
　　这个“三假”的负面消息又出现在内参上，吴仪副总理看到了，批文到卫生部部长高强那里，让秘书徐绍史过问，又转到省里韩寓群省长处，王军民副省长亲自过问，组织专家和卫生厅、药监局的人员到我医院检查，查看治疗的细节，药房药库都一一做了检查。
　　后来，王省长三次来我医院视察。经过两个月的调查，2006年10月山东省政府以文件（鲁政发［2006］115号）的形式给国务院汇报，主题是：“于保法个人和医院没有任何虚假，一切都很真实，只是医院内部的宣传手册部分内容超出广告的范围，建议更正。”
　　2007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又遇韩寓群省长，他说：“保法，你假不了，你要假了就没真的了。”领导的鼓励让人高兴，其实，我做人做事始终堂堂正正，决不作假。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就这样被他们整了一顿，这是有组织的网络诽谤，可那时没有人管，这种现象如果出现在今天，一定有人会因诽谤罪而坐牢。
　　在《市场报》诽谤我的时候，该报的李副总编正在西藏考察，偶遇北京的赵大姐，聊起了我。赵大姐非常了解我，她说：“你看你们《市场报》编造事实诽谤于保法，我们都认识他，他肯定没有三假问题。”
　　李总编听了，很生气地说：“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市场报》竟干这种事！这就是一种诽谤行为，也是一种诈骗，早晚会被关掉的。”真应了他的话，现在《市场报》已经关门了，被撤销了，这种靠诽谤骗钱的行为，其结果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是啊，是是非非经历十五年了，我尝到了病人生还的喜悦，更体会到了创业的艰难。
 
2.8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为祖国和人民多做实事
 
　　2003年3月5日，上午9时10分，中国北京，灿烂阳光下的天安门广场显得格外广阔。踏上汉白玉的台阶，走过顶天立地的汉白玉大柱，处处象征着人民的尊严和权力。我作为一名中国医生，一个留美归国学者， 民营医院的院长，在抗癌领域独自奋斗了五年（从1998年创业到2003年）的人，和其他代表们一起步入人民大会堂。
　　关于人民大会堂，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对于我来说，每次见到它，有着不同的感觉。早在读研究生时就在北京，远远地望着人民大会堂，我感到它非常神秘,多次进入观看，感受到了它的壮观和宏伟，回国创业初期，带领美国朋友游览和参观的时候我又感到了人民大会堂的神奇和庄严，感到了祖国的伟大。如今，也算是故地重走，但不一样的是当我作为它的主人——全国人大代表，迈进人民大会堂的那一刻，我感到自豪，同时也感到我责任的重大，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事。
    朋友们这样说：“老于你可真够牛的，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坐在人民大会堂里，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第一是激动，第二还是激动！”
　　仔细想来心态还有一点复杂，我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那天，我想了很多。我真实地感受到人民对我的信任和重托，我是一个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我更感受到了中国正在和世界同步，我是从9800万山东人民中选拔出100多名代表中的一名，我代表着山东人民，代表着山东的医生们，代表着许许多多的山东归国创业人员，我的担子很重啊。
　　能成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我有着典型性与代表性。自从1995年回国创业、归国留学生在一片庄家地里创办的第一家肿瘤医院开业以来，还没有后人跟进，我的医院以“收费低，疗效好”享誉海内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不但学术成就占领了国际国内癌症领域的高端，而且，我把发明的抗癌新疗法付诸临床实践，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创业这么多年，救治了很多普通百姓的性命，延长了他们的生命，也治疗了很多外国的癌症病人，其中，挽救了美国儿童安德雷斯的性命，并且跨洋作证，挑战了美国法律成为了典型。由于这些社会影响力，我先后被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吴官正、李岚清、张高丽、张庆黎、韩寓群、朱丽兰等领导同志接见，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也是因为这些社会影响力，中央电视台《中国人》《东方之子》《东方时空》《实话实说》《百姓故事》《中华医学》《讲述》等栏目先后对其做过专题或报道；香港亚洲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山东电视台等也多次进行专题访问。除此之外，《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华英才》《参考消息》《健康报》《中国青年报》《半月谈》，美国《世界日报》《国际日报》等国内外众多的媒体也做过报道。
    事业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由于我的“缓释库疗法”的发明和临床治疗喜人的效果，引起社会的关注，政府和人民也同样关注。
    2002年9月份，我应邀去北京天坛医院给一位癌症患者会诊，刚到北京没多久，忽然接到助手从济南打来的一个电话。电话里说：“统战部、市侨联来单位了解你的情况，他们说，要推荐你做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
    由于事先没有心理准备，听电话里这么一说，我有些不敢相信，就说：“是不是想让我早点回来呀？”
   “是真的，济南市推荐了侨界里三个新的候选人，你是其中的一个。”
    其实，候选人的事，一切都是按照程序来的，相关部门做了相关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我是爱国学者，是归国办医院第一人，我为社会、为病人做了一些事情，在医学界我具有代表性。我感到热血沸腾了，“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这个殊荣让谁听了都会兴高采烈。
　　北京的会诊很顺利，回到济南之后，我就立刻投入到公司的征地工作中。因为征地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理顺关系、谈判、再谈判……还要行医看病及处理日常事务，那段时间搞得我身心疲惫，胸口常隐隐作痛。偶尔，我也会想起自己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也想尽快知道自己是否当选或者落选，但仅仅是偶尔想想而已，不敢奢望啊。大家都知道我回国创业办医院的初衷就是为病人治病，从未想过从政，也没想过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我满脑子就是办好医院，救治病人。
　　2003年1月16日，得知自己当选的消息，我非常激动，医院里的职工也都激动万分，纷纷表示祝贺。
　　激动归激动，心里想的是：更应该为国家和老百姓做实事了，因为有这样一段经历曾经触动过我：
　　东平医院刚开业不久，有一天，医院来了一位老大娘，是三个儿子抬着送来的，老大娘70多岁，癌症折磨得她有些憔悴。我亲自给老大娘做了检查，结果还好，不是癌症晚期，能治，就让她几个儿子去办理住院手续。几个儿子却面有难色，一直商量到了下午5点多，走了，再没见他们回来。
　　都是贫穷惹的祸。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苦思冥想，想出了一个办法，如果有一种农村健康储蓄就好了。由我的肿瘤医院做担保，农民把钱存进健康储蓄账户，平时这笔钱就是健康储蓄，一旦有了大病，就用这个钱来治疗，如果还不够就由我医院负担。
　　于是就作了一下分析，如果让农民买医疗保险，他们肯定觉得不划算，积极性不高，而农村健康储蓄却不同，农民能接受。觉得可行，就跑到县建行找行长，行长一听也觉得不错，但他没这个权力，这要得到市行批准才行。
　　我不懂这些行政管理流程，始终觉得可行，就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将健康储蓄替代医疗保险的办法写了书面报告，在洛杉矶接受朱总理接见时亲自交到总理的手中，想以这种办法在东平搞一个小范围的试点，但始终没有成行。
　　现在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在第十届全国人代会上，我可以把健康医疗储蓄作为提案提出，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健康医疗事业，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障而大声疾呼。
    二月底，和其他代表一起集中在济南学习了三天。通过三天的学习，进一步明确了人大代表的职责和义务，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心中也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目标：人大代表是人民选的，要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反映人民的心声。作为一名人大代表，要走到百姓当中去，了解百姓的冷暖疾苦，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由于渠道不够畅通难于解决或者急于解决的问题。作为医学领域的人民代表，就目前医学界存在的弊端和不足坦陈，以起到针砭时弊，促进医学界健康、有序的发展，从而为广大人民群众谋求更大的福利。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要充分利用会议发言反映社情民意，达到参政议政的目的。人大代表是人民的代表，就是要代表人民说话，为此，我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我提出了四个提案，议案充分展示了对当前医疗界的了解和把握程度，到今天为止，我的提案国家已经实施了三个。
　　在大会期间，我还给全国妇女联合会提案，针对乳腺癌问题，呼吁推广母亲产后乳腺癌预防治疗，提案中强调说明：
　　“……根据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最近的统计信息，全国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为39.5/10万—248.7/10万，女性前十位恶性肿瘤占全部恶性肿瘤的76.2%—83.4%，而前五位为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胃癌、肝癌，乳腺癌位列第一，乳腺癌死亡率为女性恶性肿瘤的第四位，成为威胁女性健康和生命的危险杀手，特别是产后妇女，发病概率更高，患病女性不仅忍受生产的痛苦，还要面对癌魔的魔爪和由此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
　　当年，我的母亲也是被癌症夺走了生命，母亲的去世使我走上了行医之路，立志以自己的医术济世救人，帮助那些像我母亲一样需要帮助的母亲们。当年我无力留住母亲的生命，今天我不能再看到天下的母亲们经受我母亲曾经经历过的痛苦，我要为中华母亲们大声疾呼：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措施，推广母亲产后乳腺癌预防治疗，使她们免除乳腺癌的威胁，让母亲们远离痛苦，只有笑容！”
　　在此之前，我就提出了“为了母亲保护妈妈”，并为之奔走、疾呼了。此后，这一观点在美国画家莫瑞尔身上得到了验证：为了身体的完整，为了美，她宁肯放弃生命，也不愿在美国做乳房切除术。
　　在人大会议分组讨论的时候，我又提出了“造好药、用好药、把好药、用好药——新药研发呼唤百家争鸣”的观点。药厂有好药，医生要是不给用，病人就用不上，这就会造成医患之间的矛盾。因为病人都要听医生的，他并不知道哪种药好、哪种药不好。如果新药研发“百家争鸣”了，透明度提高了，最终受益的才会是广大患者。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和一些职位较高的领导接触的比较多，这样，有些代表就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向领导反映情况，介绍自己，希望在某一领域得到领导的支持。
　　有一位我非常熟悉的代表王革，知道了我创业的艰辛，就对我说，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的一些具体情况向领导反映，就某一方面的情况听听领导的意见呢？
　　我一听在理儿，可是我不认识这些领导们，王革就自告奋勇地带我去见领导。
　　当天晚上，两人一同来到一位领导的房间，王革把我归国创业，用“缓释库疗法”济世救人的经历简单做了一个介绍。
　　王革又介绍他在创业项目上有困难，一说完了，领导就马上打电话联系解决。他的事完了就等我向领导提要求，而我却张不开嘴，除了谈参会的感受、医疗界的情况之外，再也没有多言，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大多沉默不语，听领导和其他代表聊天。
　　从领导房间里出来，那位代表气得不行，说，“老于呀，你说你今晚是来干什么的呀？你是留学生创办肿瘤医院第一人，把你的困难向领导反映反映，说不定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呢！可是……”
　　听着也在理儿，就鼓足勇气想着下一次一定向领导说出来，可是第二天晚饭后再去见某位领导时，头一天的勇气又跑到九霄云外去了……说也奇怪，到后来，很多领导和代表们都知道了，并主动地嘘寒问暖，主动地说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再根据相应的政策来解决。
　　向领导坦陈自己领域的困难和不足，这本无可厚非，也并非“走后门”，而我却偏偏不会这么做。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有着迂腐的学者举止，想得更多的是“本领域”，而非“自我领域”。
　　每年的人大代表活动还要在驻地视察、调研，我们这几位企业的代表也互相参观考察，我们考察过医疗行业、教育和工业，形成一个报告给有关部门，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每次市长总是参加，也给我们的考察提供了很好的机会。2005年人大代表一同参观了我东平的泰美宝法肿瘤医院。
　　因为济南组在山东团里是第一组，我们的组长是张高丽，小组讨论总是见他，他带头发言，也问家长里短，和蔼亲切。一次代表大会，总有几次全会，包括开幕式、总理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院长报告、选举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一定在人民大会堂进行，这也就使得我们有机会见到总书记和总理，第一次会议时， 江泽民主席出席了会议，全体合影，三千多人的大合影，代表们人人都想离新老总书记近一点，可以理解，这使得有些人拼命往前靠，其中一名代表叫孙启玉（淄博万杰医院的创始人），本来在三排， 当总书记快要走近时，他忽然从上边跳了下来，争夺了与总书记合影与握手的机会，安保人员非常紧张地把他叫到一边，盘问了半天才放了他。我有幸得到了机会与温家宝总理握手，与朱镕基总理握手，非常高兴了。
　　人民代表大会确实有很多机会见到领导人，本省的领导几乎天天可以见到，还有机会与一些领导人合影留念。每每全会的时候，各省的省长一定坐在最前排，开会前总能过去聊几句，因为在人民大会堂，人们也不问你怎么来的、干什么的，大家都有着比较平等的感觉，譬如贵州省的省长石秀诗就特别平易近人，他问起我做什么工作，我告诉他，回国开医院专治癌症，他诚邀我去贵州开医院，后来他派来贵州省贵阳市卫生局局长来济南与我商谈。
　　这么一个天天见省长的机会，应当用来干点名堂。我刚在东平县开医院的时候，就下乡为病人服务和搞医疗普查，那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能在全国搞一次这样的活动该多好。中国医疗扶贫万里长征，就是这样开始的，当年长征求解放，今日长征送健康，我们起草一份倡议书，每次人大全会开会时， 我总是早点到，到第一排，找省长签字，二十多个省长给签字了，当年的省长有些已是国家领导人，王岐山和张高丽现已经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等进入政治局，还有一些是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的副主席。
　　有了这么多领导的签字，我觉得这事就好办了，于是我带着领导们的签字找到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周强，他看后立即签署在全国搞一次“中国医疗扶贫万里长征”，由团中央、卫生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保法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承办，这也就实现了我当一次全国人大代表做一次全国性大事的理想，在团中央我们花了近五个月来策划“中国医疗扶贫万里长征”活动，2004年10月开始，四个月完成。有人说：“没有人像你这样，自己还没有站稳脚跟，就投身公益，在中国还是比较鲜见的。”我觉得，个人的利益事小，国家的事情为大，我身为人大代表，有这个机会，做点公益事业，是我人生中的一件伟大的事，这也是对红军长征70周年的纪念。
　　5年的人大代表会议，每次14天，时间较长，中间活动也较多，每年济南市市长主持一次代表活动，济南代表们聚在一起议事，那一年有我于保法、王革、常金月、张才奎、邓宝金、王丽、李长顺、左慎湘、鲍志强等，大家畅所欲言。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人大会议使我对于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在我以后的人生旅途中，继续发挥自己的潜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附提案四篇：
提案一
推行母亲产后乳腺癌补助费用预防治疗
妇女是中华民族的半边天。可是，当她们品尝做母亲的喜悦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可怕的阴影，那就是乳腺癌。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的统计，全国女性肿瘤发病率为39.5/10万—248.7/10万，前五位为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胃癌、肝癌，乳腺癌位列第一，乳腺癌死亡率为第四位，成为威胁女性健康和生命的杀手，特别是对于产后妇女，发病概率更高，现有的治疗方法：乳腺切除、放射治疗，使她们承受巨大的身体创伤和失去乳腺的精神创伤，同时还要承受沉重的经济负担。
作为一名归国创业的留学生代表，受到了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等接见，又作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荣誉给我带来沉甸甸的责任，我在自己创办的医院用自己发明的“缓释库疗法”救治了很多母亲，但我深深感到自己力量的弱小，只有全社会都来关心中华母亲们的健康，才能为她们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所以我郑重提议：以中华妇联牵头，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措施，积极宣传母亲产后乳腺癌预防治疗的重要性，特别是对那些上辈母亲有乳腺癌病史的新母亲更为重要性，以全国妇女保健组织为主要实施单位，为广大产后母亲进行预防治疗。具体方法是美国研究出的乳腺导管癌预防治疗措施或其他方法。我们的目的就是使中华妇女免除乳腺癌的威胁，让我们为所有的中华母亲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保护好她们就是保护中华民族，就是保护我们的明天。
提案二
试行农民大病健康储蓄医疗基金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医疗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平均寿命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是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特别是广大的不富裕的农村，存在着有大病（如癌症）不能医、不敢看的情况，原因就是经济窘迫。遇到癌症，对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来说，就是一场地震，甚至使已经“小康”的家庭由富返穷，家庭陷入困境，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奔小康，大病健康有保障。中国人口80%是农民，近9亿人，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盲区。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仅仅对常见病起到保障作用，对于像癌症这样的大病基本不能保障给予治疗。依靠国家财政或社会保障是难以解决的。所以我建议，在农村试行农民大病健康储蓄医疗基金，以八方之力，解一方之难。具体措施：农民以村或大队为单位，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设专门的账户、农民的各种收入，以自愿的形式存入“健康储蓄”，银行根据存款量，为他们购买一定数额保险，存款量大，存期长，得到的保险金额就大。这样农民一旦有了大病，就可以从保险公司得到大笔赔偿。同时银行与某专科医院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农民有了大病到该医院就诊治疗，得到一定数额的优惠，优惠数额与“健康储蓄”的量和期挂钩；医院每年补贴到“健康储蓄”的农民的金额，由银行无息或低息贷款给医院，帮助医院健康发展。实施农民大病健康储蓄，能补充农村基本医疗制度的不足。对9亿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治起到重大作用，中国不能完全学习西方的医疗保险制度，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民大病储蓄之路，是中国农民大病保险的有效之路。适合广大农民的心理和实际情况。以上建议望有关部门研究实施细节，并在某县试点再推行。
提案三
放开公费医疗，让享受公费的病人选择医院，促进医院竞争，从而降低成本，节省公费医疗的支出
　　我国医疗体系已经发生变化，分成非营利性医院即原有的大部分国家所有的医院和营利性医院；多数为改革开放以来新建医院，或新改制后的医院。其中一部分民营医院逐步转化为营利性医院，一些医院虽在农村基层，仍被划分为营利性医院。然而国家原有的公费医疗仍未有任何改革变化，享受公费医疗的病人只能到指定医院（既原来的医院）就诊治疗，如果到一些营利性医院就诊，就无法享受免费治疗，无论该医院治疗的效果怎样好，仍无法公费治疗，这是一种新形势下的不公平。
　　这种指定医院的公费治疗，助长了这些医院服务质量下降，无竞争意识，某种程度浪费医疗财力。建议放开公费医疗定点医院的限制，让病人有充分选择的权力，这样能促进医院之间的公平竞争，提高服务态度、服务质量，降低医疗成本，使有限的公费医疗的财力能为更多的病人服务，要相信病人选择医院和医生的眼光和眼力。
提案四
药品宣传须注明化学名称
　　目前，药品广告铺天盖地，人们很难进行辨别，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药品宣传过中没有一个合理的规范来约束、管理药品宣传。
　　目前不要说患者，连有些医生甚至也不知道药品的有效成分，例如康泰克，绝大部分人都知道其是治疗感冒的，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其有效成分，它的化学名是复方盐酸苯丙醇胺缓释胶囊，有强烈的收缩血管作用，能迅速缓解流鼻涕、鼻塞等感冒早期症状，而对发烧、头痛、肌肉痛、咳嗽等无缓解作用。若老人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症，而苯丙醇胺迅速收缩全身微小血管的作用能使血压升高，患有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青光眼、癫痫等病的患者服用之后易引起头痛、头昏、心悸、恶心、呕吐、焦虑不安等反应，甚至诱发早搏、中风、癫痫发作等，再加上老年人肝脏功能减退，即使服用正常剂量，也会因代谢能力降低，使体内药物浓度较高，致使副作用加强或持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在宣传的同时，康泰克和复方盐酸苯丙醇胺缓释胶囊同时宣传，让大家知道二者是同一种东西，则可以避免广告中的虚假成分。而且便于临床医生处方，避免不必要的毒副作用发生。
　　更有甚者，某些宣传用“××号胶囊”、“××号口服液”、“××号药”来代替，使消费者和医生治疗一头雾水，不能明明白白看病用药。事后一旦产生纠纷，消费者由于没有真凭实据而无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是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一些医疗机构规避国家法律法规，使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取证难、处罚难。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未对于药品的宣传提出商品名称和化学名称的强制性统一。《药品管理法》关于药品宣传的规定主要有两条，第六十条规定“处方药可以在国务院行政部门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共同指定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上介绍，但不得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布广告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以公众为对象的广告宣传”，第六十一条规定“药品广告不得含有不科学的表示功效的断言或者保证；不得利用国家机关、医药科研单位、学术机构或者专家、学者、医师、患者的名义和形象作证明”，均未明确表示药品的宣传必须商品名和化学名同时宣传，这就为虚假广告的宣传提供了可乘之机。
　　为了进一步规范医药市场，使药品宣传有法可依，保障广大患者的利益，更好的指导临床医生工作，提议将《药品管理法》第六十一条：“药品广告不得含有不科学的表示功效的断言或者保证；不得利用国家机关、医药科研单位、学术机构或者专家、学者、医师、患者的名义和形象作证明。”修改为：“药品广告不得含有不科学的表示功效的断言或者保证；不得利用国家机关、医药科研单位、学术机构或者专家、学者、医师、患者的名义和形象作证明；药品广告应使用化学名称，需要使用商品名称宣传的，必须同时注明其化学名称。”
 
2.9医疗长征万里行的发起运作，长征路上的感受和感动
 
     2004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当时已经是两个肿瘤医院院长的我，发出了一份开展医疗扶贫万里长征活动的倡议书，有29位省部级领导和全国人大代表在倡议书上签名支持，因而展开了从江西省于都县出发的历时3个月、行程14000公里、途径10个省（区、市）、服务30多个县的医疗扶贫万里长征活动。
　　提出这项建议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95年回国创业的时候，在深入基层调研中了解到，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原因，我国农村卫生工作仍比较薄弱，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农民因病致贫、返贫问题仍比较突出，就萌生了在将来时机成熟的时候为老区人民做点实事的想法。
　　谈到发起这次活动的初衷，我这样告诉过记者：“我是在泰安市东平县的农村长大的，农民看病的艰难自小就深有体会。从美国回来，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用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先进医疗技术为基层群众服务。现在我有了知识，有了能力，但这一切都是祖国为我创造的。回报祖国，回报社会，是我义不容辞的选择。我希望通过发起和组织这次医疗扶贫万里长征活动，去感召和呼唤全社会都来关注贫困地区医疗卫生状况和老区人民的健康需求，让过去为民族解放做出巨大牺牲的老区人民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在这次重走长征路的活动中，我自发筹资300多万元，用于购买捐给贫困地区的药物、医疗器械、物资、书籍及日用品等，用于这支长征医疗队66人的衣食住行。
　　看不到硝烟弥漫，听不到厮杀呐喊，但始终不能让我忘记那些被万恶的炮弹所撕碎、被无情的子弹所洞穿的红军战士们，也是为了他们，我和我的同伴们踏上了那条充满苦难、曲折而漫长的征途，去重新寻觅那不朽的光荣。
　　记得那是2004年10月11日，我们在济南举行了集结仪式，整个活动时间自10月16日开始，到第二年1月中旬结束。活动车队从江西省于都县出发，途径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甘肃、宁夏、陕西等10个省（区、市），从沿途100余个县市中选择30—40个县市作为服务点，每个服务点服务2—3天，最终到达陕西省延安市。
我在医疗扶贫万里长征中，一路上，不断地收获着感激和感动。
以下是我的部分日记。
 
2004.10.16
　　到了全国著名的红军县——江西省兴国县，会同其他专家去看望96岁的王邦忠、99岁的曹恢佐和97岁的刘恋等9个老红军战士，查体、诊疗和送药，当看到刘老的身体仍然那么好时，我非常高兴，送给刘老500元，让他买点滋补品。向老红军们赠送并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
　　在志愿者们的鼓励下，老红军战士黄老深情地唱起了红军反围剿时期那首著名的《反攻胜利歌》，让人仿佛又回到了70多年前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衷心地祝福老红军们健康长寿。
 
2004.10.20
　　上午8时40分，一进圩场，两排长长的服务台就被村民围了个水泄不通。
   “请让一让！”上午10时，一村民背着母亲朝骨科台前艰难地走来，汗水已浸湿了他的衣衫。他叫刘长顺，听说医疗队要来，他一大早便背着双腿残疾的母亲，走了5公里山路赶来。
     当我给老人检查过后，心情非常沉痛。老人的右乳房上长了一个肿瘤，多年来没有得到医治，癌瘤长得如拳头大了，表面已经溃破，创口在流着脓液，望着老人憔悴的样子，很是心痛，老人却说：“年纪大了，长个疮疖，也没钱治呀。”
　　我赶忙给老人做了必要的检查，之后做了“缓释库”的治疗。
　　我深切地感到，老区人民缺医少药啊，同时也感到内疚，我应该早一点来，来为老区人民送医送药，来为老区人民送知识送文化。
2004.10.24
　　上午，我在叶坪乡服务点医疗车内，为叶坪乡新院村家境贫寒，身患十二指肠部恶性肿瘤（2cm×3cm）压迫胰腺头的41岁的钟石水（男）进行了“缓释库疗法”治疗，治疗后，患者感觉良好，其家属拉着我的手，眼里噙满了泪水，再三道谢：“要是没有你，我丈夫就只有等死了。”
　　治疗很成功，我还给他们讲了注意事项和后续的治疗。
　　下午，就肿瘤世界前沿治疗科学课题，对瑞金市基层医务工作者进行专业培训，受到医务工作者的热烈欢迎。
 
2004.11.8
　　在湖南道县义诊现场，来看病的人太多了，从上午8点30分到下午2点30分，队员们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争分夺秒地为患者看病。
　　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强看了100多名病人，头晕得直想呕吐，心前区疼痛难忍，一测血压，低压高达120多毫米汞柱，服了降压药和救心丸，休息了5分钟，他又走到诊区继续看病。护士李滨、刘德云的嗓子都喊哑了，测血压耳道被磨破了皮，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
　　赶到现场治病的85岁的老红军李修胜目睹此景，老泪纵横，登上检查车，向所有队员三鞠躬，他激动地说：“看到你们就想到了当年，长征精神万岁！”
 
2004.11.12
　　红鸡蛋、煮花生，70年前，湖南道县的群众用这种朴素的方式，送别了走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70年后，情景再现，伴着“十送红军”的歌声，等待多时的上百名老区群众，手捧着早已准备好的红鸡蛋和煮花生，来到每个队员面前。
　　登车的路线仅有20米远，但队员们们却足足花了20多分钟才走到服务车跟前，红鸡蛋捧了一个又一个，花生捧了一袋又一袋，手中的鸡蛋和花生多得都拿不住，掉了再捡起来，送行的群众迟迟不愿离开。
　　在这份浓得化不开的鱼水情面前，我都禁不住泪流满面。送行人群中有位白发老奶奶紧紧地抓住我的双手，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车轮开始缓缓前行，这时，上车的队员有的都哭出了声，其中护士李滨哭得最伤心，谁都劝不住。
 
2004.11.20
　　今天，乘飞机把弗兰妮从四川带回了济南保法肿瘤医院。
　　62岁的老人弗兰妮是美国纽约的一名小学老师。一年前，弗兰妮在当地医院查出患有乳腺癌，美国医生三番五次建议她做化疗或做乳房切除术。但是，当她得知做手术不一定能根除癌细胞时，她放弃了这种疗法。她说：“除了这种方法外，世界上一定还有其他方法治疗此病。”
　　前不久，弗兰妮从朋友处得知，中国有个叫“于保法”的可以治她的病，便不顾美国医生和朋友的反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当她满怀希望来到济南时，却被告知：我已在千里之外的湖南。求医心切的弗兰妮老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到长征路上寻找我。敢想敢做的弗兰妮几经周折快到湖南的时候，又听说“于教授”已经率领医疗长征扶贫队到了广西。于是，她改变路线，奔向广西。
　　10月29日我和她在广西全州县见面了。
　　次日。用“缓释库疗法”为弗兰妮进行了首次治疗。随着缓释制药物缓缓注入体内，弗兰妮那颗悬了很久的心渐渐放了下来。几天后，弗兰妮乳房患病处的肿块开始慢慢消退，她的精神状况也好了许多。
   在随后的20多天里，我一边参加扶贫活动，一边为老人进行治疗。经过三次治疗后，弗兰妮乳房肿块开始慢慢消退，精神状况也逐渐好转。
   “我想成为长征路上的志愿者。”弗兰妮在接受治疗的同时，力所能及地为山区的孩子教一些英语口语，并和医疗队员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考虑到老人的病情和身体状况，今天下午乘飞机将老人带回了济南，做进一步的巩固治疗。
 
2004.11.27
　　早上7点30分，车队满载着当地人的殷殷谢意从云南省祥云县浩浩荡荡地向四川攀枝花米易县出发了。车队行驶的这条路是从山里硬开出来的，路面是泥浆混合着碎石铺成，极其崎岖不平。走在这样的路上可想而知，颠得人五脏六腑都快出来了，胃里不停地翻江倒海！路面很窄，只有够错开两辆车的宽度，向窗外望去，车队就在悬崖峭壁上行驶。在群山环绕中颠簸着、行驶着……山是一座接着一座，车队究竟翻过了多少座山头已数不清了。此时，车上的几名年轻医疗队员感慨道：现在有车有路还要走这么长时间，还这么危险，红军长征时就靠一双脚翻山越岭，真是难以想象当年他们是如何走过这些大山的？
　　晚上，都12点了，车队依然行驶在山里，两边是悬崖。为了安全，医疗队员们只好下来走着……
　　重走长征路真是对我们心灵上的一次洗礼啊！”
 
2004.11.28
　　今天，正在济南保法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弗兰妮度过了63岁生日，为使自己的生日过得更有意义，老人以个人名义为“医疗扶贫万里长征”活动捐助5000美元，希望能够为此次活动尽自己一点微薄之力。
　　弗兰妮在寄给长征医疗队的信中这样写道：“感谢你们精湛的医术，更感谢你们使我感受到了奉献精神……祝愿你们一路顺利、身体健康。”
    我很感动，一个异国的老人，就这样支持这次活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更好地做好这项活动？感谢弗兰妮老人！
 
2004.11.30
　　下午，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在四川省米易县普威镇，医疗扶贫万里长征的医疗队员为当地敬老院的孤寡老人送医送药，用自己真诚的爱心温暖了老人孤寂的心灵，老人们用歌声唱道：“我要把你们记在心里。”
 
2004.12.2
    今天，看到张华医生不知疲倦地在给病人做检查，斑白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额头上沁出了汗珠。
　　张华已经65岁了，济南保法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谁说走长征路只有青年志愿者？张华这位超龄的志愿者正在用自己满腔的热情和精湛的医术为老区人民服务。
　　活动开始前，我曾征求过张华的意见，问她是否愿意参加长征诊疗活动，当时她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真是感谢她，一路上和年轻人一样，一点也不示弱。
 
2004.12.8
　　在重庆医科大学的15阶梯教室，我给250多名同学作了“医学与长征精神”专题报告。
　　我讲述了留学生回国创业、报效国家的艰辛和乐趣，医疗扶贫志愿者在老、少、边、穷地区服务的一幕幕动人情景，尤其强调如何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并化为自身的思想信念，回报祖国医学事业，服务人民群众。报告使入会者深受触动，引起了全场同学的共鸣，会场上掌声不断。
 
2004.12.15
　　两个多月来，我们在长征路上相互帮助，相互鼓励，一同分享欢乐，一同承担痛苦，已成为一家人。漫漫长征路上，队员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志愿者共同的誓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留言簿上留下了队员们对亲人、对老区群众的一片深情。
    “我们正跋涉在万里长征路上，条件虽然艰苦，但我们心中燃烧着一团火，这团火来自家人的关爱、理解和支持。我们要用白衣天使炽热的情怀永远温暖云贵高原，让黄土高原布满健康绿洲。”
    “艺敏，分别已久，家中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女儿，他们可好？照顾家庭的重担落到你单薄的肩上，在长征路上的我，要深深地说一声：‘你辛苦了，感谢你，我爱你。’”
    “妈，女儿本应在您膝下尽孝，却让您为女儿操劳，真是对不起，您要注意身体。颖儿，妈的宝贝，妈也不愿意离开你，你还小，长大以后会为妈妈正在做的事而骄傲和自豪，要听爸爸和姥姥的话，把学习搞好，等妈回去看你的好成绩。”
     ……
    “无限思念，尽在不言中。”服务队中年龄最大的许国生老师用一句话表达了所有志愿者们的心声。
 
2004.12.21
　　重庆到甘肃，一夜之间，队员们由南方进入大西北，十多度的温差，极其干燥的气候，这些使得已经在南方生活了两个多月的我们突然不适应起来，很多队员开始咳嗽、感冒、发热。
　　清晨7：30，外面很冷，地上结着厚厚的冰，队员们只好手拉着手，小心地迈着碎步，向下一个服务点走去……
　　由于甘肃气候干燥，队员王宪涛一直在流鼻血，但他塞上棉球，继续坚持工作。在阴冷的检查车上，我让他休息一下，他却说：“现在，超声检查只有我一个人，如果因为一点儿小事就影响工作，这样要耽误多少老百姓看病。”
 
2004.12.30
　　早晨8点多，我和几名队员前往下一个服务点——陕西省吴起县。
　　由于天气严寒，路面结冰，三百多公里的路程，车队整整走了近九个小时。路上，不顾舟车劳顿，我在车内向志愿者们讲起了当年红军长征的故事和本次医疗扶贫对农村医疗事业的深远影响。下午4点多，终于到达了陕西省吴起县，刚刚来到县城边沿，便感受到了老区人民的热情：震天的锣鼓，挥舞的鲜花，欢快的秧歌，整齐的队列，热烈的掌声，使志愿者们精神为之一振，忘记了旅途的艰辛。
 
2004.12.31
　　天气愈加寒冷，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医疗队的车也坏了，我当机立断，决定把车送往检修厂进行修理，重新包车前往服务点，因为我知道，服务点的群众一定在寒风中等待。
　　三十多公里，近一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了服务点——吴起县白豹镇。看到等待的乡亲们，我们没有休息，而是迅速开展了医疗活动：超声、心电图检查，内、外、妇科开处方，药房发药，一切都在紧张有序中进行。
　　今天，在白豹镇服务点，肿瘤病人有11人。
 
 
2005.1.4
　　天气寒冷，还飘着零星的雪花，同以往的工作一样，医疗队员们在给老区人民看病送药，做各种检查。
　　忽然，一名镇医院的护士跑来，我立即询问，原来镇医院里有个肿瘤病人生命垂危。我马上命人准备手术治疗的药物，数分钟后，我就来到南泥湾镇医院，立即为一名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的中年妇女进行了止血，并对肿块施行了“缓释库疗法”治疗。
　　后来得知，病人患宫颈癌一年多了，因家境贫寒，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她只是在吃中药治疗，吃遍了中西药剂，但是无济于事，每天都在流血，有严重的贫血，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同癌魔抗争。我就与医院协商暂时留她住院观察几天，情况稳定以后把她带回济南保法肿瘤医院治疗。
　　治疗后病人需要输血，但当地血源非常紧缺，我义无反顾地为她献血，在我的影响下，随我同往的队员也献了血，此次献血不同以往，体会到了献血的激动、紧张而又喜悦的感受，望着输血后病人有些红润的脸上，露出感激的微笑，那一刻，对我来说，终生难忘。
 
2005.1.9
　　今天下午，我和队员们怀着喜悦的心情登上了象征延安的宝塔山，参加延安的抵达仪式。在宝塔山下，此次医疗扶贫活动落下了帷幕。
　　延安市有关领导向我们医疗服务队赠送了锦旗。会场上我们眼含热泪，百感交集。心中有着这样的意念：此次长征活动虽然已经结束，但为老区人民的健康服务却刚刚开始，如果有机会，我们愿意重走长征路，不为别的，只为那浓浓的鱼水情。
 
　　活动历时近3个月，行程1.5万公里，累计接诊群众5万多人次，为1578位肿瘤患者进行诊断，并为其中25位患者实施了“缓释库疗法”手术治疗，向群众直接发放药品价值近50万元。 先后在28个县的51个乡镇开展服务，向基层卫生院捐赠药品和医疗器械价值超过100万元，培训基层医务人员4000多人次，发放卫生健康宣传手册5万多册，先后有4000多名当地青年志愿者参与活动。
　　我们的万里长征结束了，我的长征日记也收笔了，但是萦绕在我脑海里的长征依然在延续。三个多月来对本次活动深有感触：
　　老区人民生活艰苦、医疗卫生现状落后，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是这样。老区人民为了民族的解放，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洒下了自己的一腔热血，换来了亿万人民今天的安宁生活，而今却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上。我们生活在自然条件较好、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不应忘了他们，要义不容辞地向他们伸出温暖的双手，帮助他们改变目前令人担忧的生活、卫生状况。
　　老区人民的淳朴、热情也是我有生以来少见的。 每到一个服务点，我们的队员们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老区人民视我们如亲人，甚至是“活菩萨”，以致出现了“泪洒湖南”的感人肺腑的离别场面。
　　在此次活动中，队员们的奉献精神，精诚合作、相互照顾、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同甘共苦、共渡难关的精神让我终生难忘。

2.10善心驱赶呻吟，妙手除去病痛

　　这是我对病人的领悟，也是作为一个肿瘤医师必须具备的素养。
　　呻吟是心灵的呼唤，是对疼痛的宣战。不管音调怎么样，乃是心灵对上帝的祈祷，是身心向医护的求助。呻吟不是那随便的咋呼，这就注定呻吟不能没有回应。上帝太远，医护在身边，呻吟是痛苦的反应，它可以缓轻痛感，也可以呼唤医护，医护要学会倾听呻吟，耐心去抚慰呻吟，其减轻痛苦胜似药物吗啡和杜冷丁。
　　痛苦的病人无不发出呻吟，或大或小，或高或低，不管怎样难听，都是病人心灵的声音，医护就要用心去聆听。善心驱赶呻吟，妙手除去病痛，这是作为医护人员的素质。人一生难免有痛苦，医患心换心互理解，痛苦时的帮助胜过黄金万两。
　　肿瘤医生看到病人，已经习以为常了，内心平静如水面，而一个新的肿瘤病人出现，那对他或她及其全家是个突发事件，心急如焚、焦躁不安，必然刨根问底、追求治愈。
　　就像我的老师那样，老师得了肝部癌症，来到了我们医院治疗。老师那魁伟身躯有些清瘦，洪亮的嗓音有些沙哑，没有了往日的健谈，没有了朗朗的笑声，却有了那偶尔的呻吟。老师住院了，我每日关怀在病床边。老师的问题太多了，我就不厌其烦地解释，他一会儿理解了，不一会儿又不理解，一些问题就像是在难为我，有时让我都无法回答。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见到了疗效，能平稳呼吸了，呼吸可以拉长了，能够平卧睡觉了，还要再追问下一步怎么办，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好多的怎么办。可见病人追求治愈的心情是多么迫切，是多么急不可待。病人的心情都是一样，即使是我的老师，那么依赖我的老师，也是如此。
　　而肿瘤大夫太忙，又习以为常，往往简单地就回答病人提出的问题，这时就形成了互相了解不够，达不成共识的局面，就难以共同抗癌，治疗达不到应该有的效果。肿瘤医生的确太忙，但这是一种借口，很多时候医生们根本没有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想、去做。其实医生静下心来与病人或家属沟通本身就是工作的一部分， 也是心理治疗的一部分，没有良好的沟通就没有良好的医患关系，只要做到沟通透彻，患者及家属就容易满意。
　　目前，中国的患者一般都是围着医生转，事事处处都要听医生的，但医生并不告诉你国产药物和进口药物效果是一样的。我的“癌魔空间结构理论”“整合医学”“缓释库疗法”，除了解除病人的病痛之外，更主要的是要传达一种思想给病人，让病人掌握克癌的精神武器，这里面就包括让医生围着病人转这一简单道理。医生应该告诉病人，哪一种治疗方法会更好，用什么药，怎么个治疗法，由病人自己来选择。但遗憾的是，现在几乎所有的肿瘤医院，都不会这么去做。
　　目前在临床上还确实存在着骗子的影子，可能是善意的骗，也可能是恶意的骗。把恶性说成良性或者把良性说成恶性，把不治说成可治，把晚期说成中期，把中期说成是晚期等等，有的是为了病人着想，也有的是为了个体的利益，把病人当成了获取利益的工具，还有一部分是善意的过度治疗。遇到治疗效果好的患者，人家也就认了，吃亏与否就算了，反正病好点了；遇到治疗效果不好而家境又穷的患者，一定是要大动干戈，医患关系一定弄得很糟。社会上医生被打，甚至医生被杀事件不断发生，都是不信任医生、憎恨医生的结果，虽有个别的医生做下了孽，却使医疗界的医生们背上了坏名声。
　　医生们只有按照医疗规程行医，合理地拿工资，合理地计报酬，恪守职业道德，心里才能得到安宁。当然，要想发大财，干脆就下海大干，经商的环境已经很好了，干什么都有机会发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医生的治疗一定要合理，给病人治好了病，医院得以发展， 医院可从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作为奖金发放给职工，但绝不能与开的药方挂钩。中国正在搞医疗改革，未来的发展一定是与病人的利益挂钩，希望出台更为合理的政策，促进医院和病人的利益和谐发展。
　　中国在抗击癌症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各项预防措施不断推出，关于癌症的研究经费也在逐年增加，然而，中国所承担的癌症负担却越来越沉重——癌症发生率持续增长，癌症的致死率在不断攀升。
　　目前世界上癌症疫苗和各种新药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但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一个疫苗获得成功。科学家没有提供给临床医生更为有效的或可以治愈的药物，临床医生在癌症治疗上既迷茫又乱用，这就好理解现在癌症治疗的乱象了，这也是必然的结果。
　　美国的科学家和统计学家表示，肿瘤的基因十分复杂，即使是在同一部位的肿瘤，一种药物对某个病人有治疗作用，但对另外一个病人可能毫无用处。
　　今天的医师，大多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可以操作大型的现代化仪器和设备，拥有超凡的诊断能力，拥有找出疾病和把它消灭的能力，同时也拥有博士和博士后的头衔。但是对于癌症，医师们有些手足无措。现代化的肿瘤医院与极差的疗效不成正比，现代化的设备与生存率不成正比，治疗费用与疗效不成正比，病人们有权利要问，到底这是为什么？
　　有些癌症在治疗中不允许失败，因为癌症给予的时间太少了，治疗一次的失败，让你失掉了有效治疗的机会，像胰腺癌，晚期胰腺癌一年的生存率才5%。在这种背景下，临床肿瘤研究者和医师们迫不及待地要找出治疗癌症的新方法，积极探索一种既简便有效又不伤病人身体的方法，来使数以万计的癌症病人生还或不再复发。临床医生决不能仅仅等待着科学家们的发明了，太慢了，等不起，癌症病人每天都在煎熬，美国的抗癌战争也进行40年了，没有真正的结果。
　　我是众多的临床肿瘤研究者中的一位, 我的研究所就是研究如何更合理、更有效地应用已知的抗癌药物和相关药物。幸运的是， 我发明了“缓释库疗法”，在目前现有的设备及药物的情况下，用好这些药，本身就是贡献，本身就是最好的合理用药，我的“缓释库疗法”给患者去除了病痛，带来了福音，其有效率在逐年攀升，更可喜的是，胰腺癌有效率达到80%以上，一年的生存率达到60%以上。
　　要给予病人更好的照顾，除了有更好的治疗方案，还要有更好的服务质量，就是要解决只看病而不看病人的问题，为了这个目的，我要求我旗下每个医院细化服务流程，细化人员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为此制定了院训、荣耻观、服务十二点和医院的宗旨，违者必究，严重者无论是何人，一律开除。癌症病人需要呵护，需要关心，因为癌症是一个慢性又要命的病，不是感冒。
　　我们在北京开办的肿瘤医院，开业后的第一位病人竟是加拿大人，病人卵巢癌手术后，整个腹腔转移硬化，也不知她从哪个美国人那里打听到了我， 经过几次电话沟通就来北京了，住院一月余，她的症状有所改善，肿瘤病灶经治疗后好转了很多。
　　回到加拿大以后，她的男朋友来邮件询问：“什么时候能全好？花了两万美元，结果我们是不满意的。”
　　“请不要急，耐心等等，要有一个过程。”我认真地给他回复。
　　“您不会骗我们吧？”
　　“我肯定不会，你花这些钱，病情现在是稳定的，她的感觉是舒服，而且还在进一步好转。”
　　我们没法再在邮件里交流，于是就搁置争论。
　　2013年5月的一天，我又收到了加拿大的邮件，开始我不愿意看，怕是他在抱怨，结果一看，第一句话是对不起，第二句还是对不起，不过，他还有疑问，写道：“肿瘤全部消失，可为什么等了四个月才消失？”
　　一个晚期的肿瘤，转移病灶蔓延了腹腔，在加拿大已放弃治疗，来到我们中国，我们说可以治，给了病人很大的希望，我们已经做出了努力和承诺，但不敢保证治愈，却能保证疗效。
　　我给他回复了：“肿瘤的死亡需要时间，每一个人的情况是千差万别。”加拿大病人来中国，那是海外有些医生知道我，了解我的“缓释库疗法”，口碑的传播。
当年美国洛杉矶的苏唐生，得了肝癌，在洛杉矶的最大医院希望之城做了肝癌的手术切除，可时间不久就复发了，肝脏出现了10个肿瘤，全身消瘦，皮包骨头，美国是真正意义上地放弃了对他的治疗，没其他的办法，他只好吃中药，中药没有阻止肿瘤的生长，却让他的身体感到有点力量了，也就是这点力量，支撑着他，四处寻找新的治疗方法，寻找着生命的希望。
　　那时，我的第一家医院——泰美宝法肿瘤医院刚开业，美国洛杉矶的《世界日报》就报道了我，苏唐生看到了有关我的报道后，就开始寻找我。
　　电话打到了圣地亚哥我的办公室，约好上午10点，我答应给他会诊。那天，他一大早就到了，比预约的时间整整提前了2小时，他的女儿开车送他来的，我和他见面时，他正在喝着雪碧，吃着面包。
　　会诊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他几乎重复地问同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如何保证疗效。
　　那一年是1999年，我的医院刚开业，我心中也没有数，一切还在探讨中，不像现在的我，只要把病情把握准确，就敢保证疗效。
　　在一番讨论后，他明白了，把药物直接送入肿瘤内部，又缓慢释放，逻辑上是有道理，有道理就值得去试，他下定了决心，买了机票，来到中国我的东平县医院。
　　医院离县城还有两公里的路，他耐着性子，在我的小医院一住就是一月，10个肿瘤被控制， 以后每过几个月，他都会回到我的医院配合治疗，肿瘤病灶在我的治疗下，逐渐缩小，就这样治疗了几年。
　　十五年过去了，我非常惊奇！要不是我亲身经历过，我也很难相信，他居然活过了十五年。2013年10月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网上与他通了话，也很高兴他为我写序。
　　实践证明，“缓释库疗法”多次治疗的效果，要比一次治疗效果明显的好，生存期也明显的长。就是这个道理，找对了医院，找对了方法，还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为多次治疗费用要高一些。也就是说病人的积极配合加上合理的治疗，形成一个良性的统一战线。苏唐生是我第一位来自美国的病人，并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效果。
　　晚期肝癌，15年的生存期，美国的医生们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可他们自己心里很明白，那是洛杉矶最大的医院确诊的，那是通过手术和病理切片确诊的，谁也抵赖不了的。
    有一位病人是美国的拉斯韦佳·汤姆，患舌根癌，美国医生要给他切舌头，他不干，才找到我，在东平的泰美宝法肿瘤医院，经过两个月的治疗，他康复了。我与他一道回美国，几周后他请我去他家玩，把我视为贵宾，一番招待，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还见到了他原来的医生。至今已经十年了，他仍然活得很好。
    还有一位美国画家，莫瑞尔，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来中国看病的，乳腺癌，坚决不手术，经过我们三个月的治疗，肿瘤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身体渐渐恢复，还为我们好多朋友画了素描象。 她在非典时期来中国看病的事迹，当时在中国讲述栏目播出过两次。
    我们的三家肿瘤医院都创造出了不少的奇迹，那是因为我们手中有不止一个的新的治癌武器，其中最著名是获中、美、澳专利的“缓释库治疗”方法；骨友是专门用来治疗骨上的癌，包括骨转移癌的一套配方，很有效；友淋是用来专门治疗淋巴结癌转移的一套药物配方；肝友是专门用来治疗肝弥漫肿瘤的一套配方；脑友是专门用来治疗脑转移癌的一套配方。2013年这些药物的配方和功能都拿到美国专利。
　　我们还有几种小的秘密武器，但都是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情况下，药物和设备的相互配合应用。

2.11我在西区大拆迁的得与失
 
    2008年，全国各大小报纸纷纷报道：2010年京沪高铁要通车。这无疑给济南西部大发展带来了生机。
　　因为济南西客站位于西部，上下领导们都忙于西部大拆迁，各种命令和措施政策下发了。顺利地完成拆迁，对高铁一年后成功通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西部的拆迁工作还没完成，西部的建设土地就都在忙于招商引资了。在这次拆迁中，百姓的住房都得到了合理的安置，小房换大房，小产权变大产权，村民业主进了新楼房，因为群众利益是根本，党和国家很在意。
    然而中小企业就倒霉了，他们是国家的纳税人，又是招商引资的。这些中小企业的老板们心里明白，要顾全大局，个个也都在搬迁，他们心却在流泪，因为这一搬迁，企业将损失很大，我也是这些企业当中的一员。搬迁企业谁也不想搬出济南，企业本身是来自招商，都不愿去外地，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地方的纳税人。政府本应当根据企业的性质和大小，重新安置搬迁后的企业，集中安排在开发区、创业园、工业园。但政府考核的办法可能存在一定漏洞，只考核找来多少家企业，不考核跑了多少家企业，没有把重新安置的企业算在招商引资内。
    政府本应该在本市或本区，让企业重新建厂或经营，兑现原来的承诺，遗憾的是拆迁非常成功，而搬走的那些企业，一寸土地也没有安置。为什么企业被政府招商引进的项目，就白白地让其他地区轻易地招引走了？表面上看，腾出一大片地是政府西区发展的财源，但也不能成为一片没有企业的空地吧。
　　济南保法肿瘤医院处在西部大拆迁中，由于肿瘤医院的特殊性，在济南很难找到一个像样的楼房，再加上百姓们对于肿瘤病不是很了解，产生惧怕肿瘤传染的心理，有房子闲着也不愿租给我们，租房子成了我们的一大难题，所以一拖再拖。
　　这是我的企业（山东保法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济南保法肿瘤医院）第三次搬迁。
　　第一次是2004年，之前我的公司位于经十路与山大路交叉口处的一座楼房内。2004年，由于经十路大修，我们搬到了经十东路原金裕大酒店，这是我们第一次搬迁，虽然搬家了，但没有受到影响，这一年，济南保法肿瘤医院也开业了，经营了四年，医院救治了很多的肿瘤患者。
　　第二次是2007年，全运会要在济南召开，济南保法肿瘤医院又成了拆迁对象。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找到了大金庄一座旧楼，由于地处西郊，与省肿瘤医院毗邻，百姓见怪不怪了，才得以重新安家落户了。签订了十六年承租合同，随后又签了以租代买的协议，本想着再也不要折腾搬迁了，这样可以稳定下来，因为一个医院频繁地搬家，非常影响医院的经营。
　　可万万没想到，2012年，我们又面临着第三次搬迁，千辛万苦才找到了一个暂时的栖息地，作为一个过渡。有了上几次搬迁的经验和教训，加上肿瘤医院搬迁难，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就考虑与政府协商征地安置。
　　在搬迁的过程中，多次与拆迁办协商安置，可他们只管拆迁，不管安置，政府也没有整体配套政策，安置问题就只能等待解决。我们只有东跑西奔地找有关部门，找有关领导，历时大约半年多，在济南侨办领导的帮助下，给市长写了一份请求，济南市政府反复研究后，终于批示了征地安置。
　　由于搬迁医院，经营受到影响，为此政府划拨了土地，我们也算因祸得福，这要感谢政府对我们的支持。一座新的济南保法肿瘤医院将在济南城西区建起，我们期待着新楼的崛起，期待着这第四次的搬迁，期待着医院的新发展。
企业发展就是济南发展，一个企业走了影响不大，这么多企业走了，对济南就是一个损失。
 
 
第三篇 真情·友情



3.1与山姆一家的缘分

　　人这一辈子，有些缘分仿佛是天生注定的，我和山姆·科兰一家就是这样。
　　2001年7月，我接了一个美国电话，他叫山姆·科兰，是斯坦林（Stainly）的朋友，他的儿子安德雷斯病了。斯坦林是我的美国病人，他病情好转已经回国。
　　电话里，山姆介绍了他儿子的病情，我告诉他：“像这样的情况，你们在美国治疗也是可以的，但是可能副作用会很大，而我们的‘缓释库疗法’是没有副作用的，并且效果会更好，我个人欢迎你们带孩子来中国治疗，我会尽全力。”
　　此后就没了音讯。
　　2001年8月2日上午，我正在病房忙碌着，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又是山姆，他先是客套了一番，介绍了一下安德雷斯的病情，末了，才说：“于教授，安德雷斯的情况已经很糟了，我们决定终止化疗，您能来美国给安德雷斯进行会诊吗？”
　　我没有想到，山姆是要请我去美国会诊。远渡重洋，赴美国会诊，我有些犹豫，说：“如果你们决定来中国治疗，直接来就行，根据你介绍的病情，安德雷斯在我们这儿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于教授，对安德雷斯的病情，您毕竟只是听了我的介绍，并没有亲自诊断过，我们还是想请您来。”山姆语音急促、恳切。
　　丢下手头一大摊子事儿，飞到美国，我实在抽不出身。
　　他大概估计到我有些犹豫，山姆接着说：“如果这样继续化疗下去，再过两三个月，安德雷斯就会死掉的……于教授，我们相信只有您才能救安德雷斯的生命。可是您如果不来会诊，又怎么知道能不能用‘缓释库疗法’治疗呢？”
　　山姆·科兰的信任和诚意，医生拯救生命的良心，我实在是没法推辞了，最后答应了山姆的邀请，说会尽快办理机票，尽快起程。
　　电话那头的山姆激动不已，挂电话之前，还不忘补充道：“安德雷斯已生命垂危，请于教授快来美国，要快。”
　　2001年8月7日，我飞到美国，住进了山姆家。
　　到山姆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安德雷斯做了常规检查。经过初步诊断，我明确地告诉山姆夫妇：“孩子的病，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糟，用‘缓释库疗法’完全能控制住病情。”
　　山姆夫妇一听，大喜过望，除了盛情款待之外，还和我讨论给安德雷斯做治疗的一些事情。言语中，我感到他们吞吞吐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似乎还有些什么瞒着我。
　　直到晚上10点多钟，山姆才拿出一份资料交给我，然后嗫嚅地着说：“于教授……我想……我想请您明天和我一块儿去看个律师……”
　　我心里一惊：怎么还要看律师呢？
　　我一头雾水地盯着山姆，问：“怎么回事？”
　　山姆还是讷讷地说：“于教授……对不起……您看看就明白了……”
　　这是一份法庭文件，里边详细记录了双方的言证，文件中可以看见多个“于保法”和“中国的东平”的英文字样。
　　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怎么能和这份法律文件有联系呢？”这时山姆夫妇才向我吐露了一切。
　　原来山姆·科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从事经纪人工作，同时还经营着一家自己的酒店，生活富足。内莉与山姆结合后，就带着儿子安德雷斯来到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生活。
　　1998年初，安德雷斯患上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在此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山姆夫妇拼全力挽留着儿子的生命。
　　或许是他们的爱感动了上苍，或许是大剂量的化疗起了作用，小安德雷斯的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
　　噩运好像跟山姆夫妇过不去似的，没容他们喘口气，5个月后，白血病又侵入睾丸，安德雷斯患上了睾丸癌，再次入院治疗。
　　经过会诊，医生建议切掉安德雷斯的睾丸。
　　听到这个消息，山姆夫妇一下子懵了：如果按医生的治疗方案来做，就意味着安德雷斯将永远变成一个废人，长大懂事后，他将怎样面对这个世界，将怎样面对社会的歧视和心灵的煎熬！
　　考虑再三，山姆夫妇否决了这一治疗方案。
　　医生一脸的无奈，说那只能用常规的化疗方法对病情进行控制，但因安德雷斯的癌症是白血病入侵所致，在用药上，要加大剂量，是常规剂量的两倍，否则根本起不到治疗效果。医生最后强硬地说：“不切除睾丸可以，但大剂量化疗你们必须配合，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万般无奈之下，山姆夫妇只能点头同意。
　　但他们是不甘心的，在对白血病进行化疗时，安德雷斯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现在刚刚有点好转，又要进行超大剂量的化疗，他们担心安德雷斯会吃不消。再者，在医学技术比较发达的今天，他们总觉得会有一种比化疗更好的治疗方法，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于是，心急如焚的山姆夫妇一方面勉强配合医生的化疗，另一方面四处求医问药，打听一种更好的治疗方法。
　　斯坦林，山姆的朋友，同样是做经纪人，告诉他：“我这儿就有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你知道我得的就是睾丸癌，也曾被化疗折磨过，可是我现在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你知道我在哪儿治疗的吗？在中国的东平泰美宝法医院，开办这家医院的是中国留学生于保法教授，他发明了‘缓释库疗法’，非常管用，我刚从那儿回来。”
　　斯坦林极力推荐山姆夫妇带孩子到中国治病。
　　得到这一消息，山姆夫妇如获至宝，他们继续打听有关我的各种消息，从网上搜集了大量关于“缓释库疗法”的资料。
　　这遭到美国医生的坚决反对，他们对山姆·科兰夫妇的想法表示不可思议。
　　而此刻的山姆夫妇已经完全相信，只有我才能救他的儿子，他们试图用斯坦林这一有力例证来说服医生，没想到却把美国医生惹怒了，大声嚷嚷道：“安德雷斯的这种情况只有美国能治，其他国家都治不了。如果你们还不改变自己的想法，执意要带安德雷斯去中国，我就告你们漠视法律，漠视儿童的生命安全……”
　　山姆夫妇茫然了。
　　在美国那么多年，我懂得美国的法律，儿童的权益是被列在首位加以重点保护的，即使是生身父母，如果在某些行为上让美国社工觉得家长虐待了儿童，律师就会要求法官剥夺父母的监护权，父母甚至会有坐牢的危险。
　　山姆夫妇妥协了。
　　2001年7月7日，对安德雷斯的新的一轮化疗开始后，安德雷斯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症状：全身雪白的肌肤变成了黄色，脱发、恶心、乏力，吃什么吐什么，并经常持续腹痛。到21日，安德雷斯的头发几乎全部脱光了，身体虚弱得也无法再下床活动，但天生活泼的安德雷斯还是时不时挣扎着想起身活动。山姆夫妇心痛如割，再这样治下去，非把安德雷斯治死不可呀！
　　山姆再也等不下去了，他找到医生，脸憋得通红：“化疗我们不做了。我决定带安德雷斯去中国找于教授治疗，即使你告我，我也不怕，我决定了！”
　　这一天，山姆夫妇强行把安德雷斯从医院带回了家，并开始申请办理签证，做来中国的准备。
　　8月1日下午1时许，山姆夫妇正在家里打点行装，忽然有人敲门，山姆打开房门，不由惊呆了：门口站着一名黑人警察和两名社工！警察带着枪、手铐，后面停着3辆警车。
　　山姆懵了，赶紧问：“警察，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敲错了门？”
　　警察在证实他就是山姆·科兰之后，对他说：“我们是来看安德雷斯的，我们要检查一下孩子身体上有没有被虐待的痕迹……”
　　原来，就在山姆夫妇将安德雷斯带出医院之后，那位医生就写了一封上诉信，告山姆夫妇虐待儿童，放弃美国传统的治疗，而去中国找所谓的“于教授”和其他疗法。
　　在美国，凡是涉及到妇女及孩子的事情都是大事情，有专门的机构来监督和管理，只要这些机构开始怀疑你对孩子的待遇，那么你就成了他们监督和检查的对象，你给孩子吃的和用的东西，你平时对孩子的行为和态度等都将在他们的监控之中。这时候，只要你的行为举止有一点让他们觉得过分了，你就将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
　　面对警察，山姆方寸大乱，硬着头皮回答询问。
　　警察问得很仔细，包括给安德雷斯停止化疗后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要停止化疗等等。
　　这样僵持了45分钟之后，见警察还不走，山姆就问：“你们是不是想把安德雷斯带走？”
　　“是的，我们要继续给安德雷斯进行治疗。”警察面无表情。
　　山姆的口气也强硬起来：“你们要是想带走孩子，只带一支枪来是不行的，我请你们走开!”
　　警察也不示弱：“好的，好的，我们一个小时之后再回来。”意思是他们会带更多的人和更多的枪来，一定要把孩子带走。
　　警察一走，山姆就招呼妻子内莉：“你快带上安德雷斯走，我在这里等他们，要快！”
　　事情来得太突然，内莉更是乱了阵脚，匆匆将安德雷斯抱上汽车，驶出家门之后，却一点主意也没有了，打电话给山姆：“山姆，我该往哪儿走呀？”
　　“别管往哪儿走，先上路再说。”山姆唯恐他们母子会被警察发现，一心想让他们抓紧离开。
　　一个小时之后，警察并没有回来。又过了一个小时，电话铃响了，一个冷冰冰的声音说：“明天下午1点半，法庭举行听证会，你们一家都要出庭！”
　　这时的山姆·科兰反而冷静下来，他想：如果再叫妻子和孩子一块儿出庭，孩子就有被带走进行强制化疗的可能，那样一切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他将心一横，打电话给已经在朋友家住下的妻子：不要回来，我自己出庭。
　　长夜难眠，山姆陷入长时间的苦恼，打官司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山姆已经没有退路了。同时，他对赢得官司还抱有很大的希望，因为他的朋友斯坦林已经在中国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并且不光他一个人，斯坦林还能帮他提供更多，有先例，就有说服力。他明白那位医生告他的目的，因为他剥夺了医生挣钱的机会，化疗就意味着他要付给医生无数的金钱。
　　美国的医疗体制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我们都知道，我国现行的医疗体制主要是以救死扶伤、服务大众为目的，而美国却恰恰相反，它不是服务机构，而是纯商业机构，是以营利为目的。所以，在美国，医生的收入都特别高，而美国人患了大病，如果没有足够的家底儿或医疗保险，是治不起的。
　　8月2日早上6点，山姆·科兰就跑到律师楼，雇了一名高级律师。在向律师陈述完事实和自己的观点之后，律师很无奈地摇摇头，说这次听证会他胜诉的希望并不大。这是因为，第一，在观念上没有几个美国人会相信中国的治疗能超过美国；第二，在法律上也没有可以援引的案例支持，美国的法律不是单纯地以法律条文来解释法律，而是根据前面已经发生的、某一方面的具体案例作为参照物影响着案件的进展和结果；更棘手的是，这件事关系到儿童，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
　　为难归为难，律师还是和山姆一起上了法庭。
　　听证会上，那位医生非常激动，她指控山姆夫妇不给孩子进行正规治疗，是虐待儿童，申请法庭剥夺山姆夫妇对孩子的监护权，将孩子交由社区少年儿童保护中心监护，并继续进行化疗。
　　“那么继续进行化疗能给孩子多大的生存机会？”山姆的律师一针见血。
　　“有50％的生存机会。”医生回答。
　　律师步步紧逼：“能生存多长时间？”
　　医生一时无语。在这之前，山姆也曾经无数次地这样问过医生，医生也只是告诉他“有50％的生存机会”，但至于生存多长时间，却从没有说过。
　　在律师的再三追问下，医生才如实地说：“50％的概率能存活5年！”
　　“50％的概率能存活5年！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去中国治疗呢？于教授那儿的生存概率是91％，存活时间更长久。”
　　“证据呢？我不相信”。
    是的，时间太仓促，山姆根本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他和律师无言以对。
　　法庭最后裁定：限山姆·科兰夫妇在8月19日之前，将安德雷斯交由社区少年儿童保护中心监护，并继续接受化疗。不过，法庭还是给了山姆一个准备证据的机会：8月15日正式开庭审理此案。
　　熬过了听证会的一两天，山姆惶恐不安，对赢得官司几乎不抱一点希望了，夫妇两人开始做逃走的准备——决定抛弃家产，忍痛离开佛罗里达。
　　这时候，他的律师对他说：“我们不是没有胜诉的希望，而唯一、唯一、唯一的希望，就是于保法教授出庭作证。”
　　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山姆的眼睛一亮：“真的吗？如果是那样，我们请于保法教授出庭作证。”
　　“可是他远在中国，能来吗？”律师表示怀疑。
　　山姆心里也没有底：于保法这时候远在中国的东平，和自己又素昧平生，他肯帮这个忙吗？
　　“让我想想……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一定要把于教授请来。”山姆大有背水一战的架势。
　　又经过一夜深思熟虑之后，山姆终于又想出了一条妙计：以请求会诊的名义让我去美国。
　  结果，我还真的上当了。
　　听着山姆夫妇的讲述，看着那英文法庭文件，我明白了山姆夫妇的用心，也很理解他们：“那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我好有个心理准备呢。”山姆非常尴尬：“我……事情发展得太快了，简直像一场噩梦。我当时这样做，是怕吓着您，怕您知道实情后不来了。对不起，我们真的不想伤害到您，因为只有您才能救我们的孩子！”
　　我当时懵懵的，虽然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但毕竟对美国的法律了解不全面，虽然亲眼目睹过医疗纠纷引发的官司，但从来也没和法庭打过交道。
　　拿着法庭听证会的文件，我许久没有出声。
　　双方一时间都沉默无语，不知该如何应付此事。
　　一切来得太突然，突然得让我始料不及，突然得让我连思考的余地都没有。
　　这实实在在是一个让人难以承受的请求。
　　这也不是一件例行公事或者一个例行治疗，然后只需治疗、只需等待就足够了。处理好了，病人感激你；处理不好，病人批评你；处理坏了，病人受痛苦，自己受着心灵的惩处。这件事与例行治疗有着本质的不同，有着根本的区别。更何况，这件事情的后果将是不可估计的，等待着的结局也一样是不堪设想的。
　　要不是我人已经到了美国，说破大天，八抬大轿，我都不会去美国——因为我面对的是强大的美国法律。
　　中国和美国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我自知自己不是救世主，对美国的适用法律必须尊重。同时我也明白，如果我要接受山姆夫妇的请求，就必须懂得遵守规则，学会扮演角色，履行职责。
　　如果把这场官司比作一场战争的话，山姆夫妇就把我推到了阵地的最前沿。上，就意味着自己必须和并不熟悉的美国法律进行一场近距离肉搏；撤，又意味着将眼睁睁地放弃安德雷斯的生存希望，甚至山姆一家的生活希望。
　　既然已经来到了奥兰多，撤，只能是下下策了。
　　2001年8月8日上午，我随山姆·科兰一起去见了律师。
　　律师非常恳切地请求我随他出庭作证。他说：“现在的情况对科兰夫妇极为不利，因为我们没有证据。如果您不出庭作证，这次开庭是毫无意义的，科兰夫妇肯定会输掉官司。”
　　我没有立刻答应：“允许我考虑一天，因为怎么才能帮到你们，我心里还没有数。”
　　从律师楼出来，我就开始想：我在中国治疗了这么多癌症病人，像安德雷斯这样的病我也治过，也治疗过数十名美国病人，这些例子足以能够说服法官，而且我的治疗并不是纯中医的，是在中西医的基础上，用整合医学发展而成的“缓释库疗法”，有理有据，我可以一试。
　　事隔一天，我答应了山姆夫妇的请求，出庭辩护。当时，山姆激动得直搓手，而内莉已经是热泪盈眶。
　　按照律师的要求，我着手写了一个治疗方案，转交给了法庭。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等着15日开庭。
　　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想用一个通俗的形式表达一种复杂的理念给另一个民族，不是那么简单的。首先，做法和想法就有着天然的差异，实施者无意中又衰减了几分，到了接受者那里还将流失一些信息，最后的结果就可能是南辕北辙。
　　想用自己的医学理念说服法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山姆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我说：“您不要紧张，我和夫人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15日上午，内莉就会带安德雷斯躲出去。如果这次我们输了，我会让内莉带孩子先回厄瓜多尔，然后再曲线去中国找您治疗，我一个人留下来看家。如果他们问我夫人和孩子去哪儿了，我会说不知道。”
　　我也只能背水一战了。
　　8月15日下午2点，法庭正式开庭审理科兰夫妇虐待孩子一案。
　　法庭上坐满了旁听的人，没有一个人随便说话，没有一个人胡乱走动。法官和当事人双方都紧绷着脸，整个气氛凝重、肃穆，好像连时间也凝固了。
　　大家都在默默等着，在等待着一个事关小安德雷斯命运的判决结果。
　　这一切，就像一场恶战即将开始，那气氛、那情景，让所有的人都感到紧张不安，都感到无法平静。
　　我更是异常紧张，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上法庭，还是在异国的法庭，不难想象，当时我肯定是个手足无措的家伙。
　　面对美国医生和满庭的旁听者，只有我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
　　从医生涯中，曾给病人做过大大小小无数次“缓释库疗法”，就是在事关人命的那一针下去的时候，都没有听到过自己的心跳，这一刻，我听到了，咚咚咚地撞击着胸墙……心里没底啊。
　　不知道法官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更不敢想象，如果自己作证不利，败下阵来，该怎么从众多美国人的目光下，走出法庭……
　　看着眼前这些金发碧眼的面孔，突然感到是这样的熟悉又是这样的陌生。当年我在美国留学，他们是那么热情、友善，虽然穷，但同他们的感情却很融洽。而如今，就感觉一下子变得这么敌意？我从美国医生及一些旁听者的眼中，看到了这种距离感和生疏感。他们瞅着自己时，就好像是在瞅着一个敌人，盯着一个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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