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把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著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了一张便条，上面只有一句话：“三块肉喂你马吃”。斯诺一头雾水，在下方打了个问号。待读过一遍，他才恍然大悟……
英语是当今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通用语言之一，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清楚地认识到了掌握英语的重要性，早在1955年他就对人说过：“英语将来是世界语言，要学一点，会有好处的。”
毛泽东早年的英语水平
毛泽东是何时开始学英语的呢？有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是晚年才开始学习的，因为多种回忆录、史料里都如此记载，他本人也这么说过。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长达5个半小时，据其中之一的韩爱晶的记录，毛泽东在谈话中曾这样说：“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要学好。”但事实上，毛泽东说自己学英语是“半路出家”应该说不完全准确，他接触英语实际上是很早的。
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了偏僻封闭的韶山冲，进入湘乡县城新式学堂——东山高等小学堂。该校实行新法教育，开设了音乐、英语、图画和自然科学。所以，毛泽东最早接触英语是在17岁那年。半年后，他又只身来到长沙，到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还投笔从戎，当过半年兵。1912年春，他进了一所公立高等商业学校，但仅呆了一个月就退了学。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新学校遇到了麻烦，入学后我发现课程都是用英语教授的，同其他学生一样，我不懂英文，除了字母之外，我几乎一窍不通。另一个障碍就是这学校没有专门教英语的教师。这种情况令我生厌，我在月底就退了学，继续在报上搜寻广告。”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后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校“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开设的课程很多，其中就有英语，毛泽东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可以肯定，在5年半的师范学习生涯中，毛泽东是学过英语的，但其成绩如何不得而知。毛泽东1936年曾对斯诺说：“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这说明毛泽东是偏科的，“坏分数”中估计就有英语成绩。
“五四”前后，我国兴起赴法勤工俭学热潮。曾主张“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又作为这一运动湖南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毛泽东，却决定不出国，其原因之一是外语过不了关。毛泽东后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时，还在自学英语。这期间，毛泽东借了一本英文版的劳工运动小册子，说自己的英语“实在不行”，请杨开慧帮他翻译。1920年6月7日，毛泽东给老师黎锦熙去信，表达了自己决心将各种学说研究一番的迫切愿望，信中说：“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他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是稍有所得。”他还谈到：“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
由此看来，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学过英语，而且走入社会后还在坚持自学，但一直到他27岁与杨开慧结婚之前，英语还处在初级阶段。
投身革命后，繁重的革命工作和艰难险恶的环境，使毛泽东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英语，但一有机会他就会抓紧时间重操“旧业”。由于没人辅导，他的自学计划受到了很大限制。1929年10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转往苏家坡养病。就在外界传说他已死于肺结核、共产国际给他发“讣告”时，他却在津津有味地读着《模范英语读本》。当时住处与毛泽东的住处窗对窗的曾志后来回忆说：“主席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本初中英文（第二和第三册），有时就坐在窗前大声地念英文，他读音不准，又夹带很重的湖南腔，念起来十分可笑（我在教会学校学过一点英文，所以知道英语该怎么个读法），他在那边愈是认真地读，我在这边愈是笑得厉害，可主席并不介意，依然旁若无人般地在那里念他的湖南英语。”
就是在这种不断“出丑”的磨砺中，毛泽东学会了一些英语单词和短句。到了延安后，陆续有外国记者来访，这给他创造了接触纯正英语和学习英语的机会。据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回忆：“在会话方面，他和我一样糟。为了补助他的湖南方言，他向我的秘书学普通话，向我学英语。他也学唱英文歌，但他的嗓子是平板单调的，因此毫无成绩。”在平时的耳濡目染中，在英语口语的熏陶中，在不耻下问的学习中，毛泽东的英语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1939年，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把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著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了一张便条，上面只有一句话：“三块肉喂你马吃”。斯诺一头雾水，在下方打了个问号。待读过一遍，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英语“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的中文音译。斯诺禁不住被毛泽东这一幽默诙谐的“创举”逗得大笑起来，并在后边再打了两个感叹号。
抗战胜利后，面对由美国撑腰、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部队，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威慑”住。1946年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旁，会见了美国女记者斯特朗。他谈笑风生，纵论天下。交谈中，毛泽东把身子向后一仰，开怀地得出结论：“美国反动派是……”他停顿了一下，显然是在找合适的词，“纸老虎。”因为英语里没有相对应之词，翻译只好将它译成了“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让翻译停下来，要斯特朗解释“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斯特朗回答说，那是用稻草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到田里来吓唬乌鸦。毛泽东立即表示这样译不好，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一只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
于是，由“纸（paper）”和“老虎（tiger）”这两个单词组合，临时造出的一个英语中没有的复合词“paper-tiger”就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硬译。毛泽东高兴地笑了，用带着浓重湖南腔的英语说：“拍拍-太根儿！”“paper-tiger”后来便随着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在全世界广泛流传了，它也成了毛泽东最喜欢说的一个英语单词。
从上面的几则轶闻可以看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毛泽东还在坚持自学英语，并且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能用英语书写，会使用简单的日常用语，还临时造出一个英语复合词，我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学英语的决心和毅力以及毛泽东对语言的敏感能力和创造能力。
1949年毛泽东进京后，一家人在北京团聚，菊香书屋充满了家庭的温馨。一个周末，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娇娇）三人用俄语说话，叽里呱啦，争个不停，毛泽东在一旁微笑不语。李敏知道毛泽东想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便说：“爸爸，我们在争论西餐好吃还是中餐好吃。”毛泽东兴致来了，便用英语说：“中餐好吃。中餐的特点是软热丰富，西餐冷硬单调。”
一听父亲讲英语，几个孩子都感到很惊奇。毛岸英说：“我1946年回到延安时，就听说爸爸在学英语，还听说在转战陕北时，尽管环境那么艰险和紧张，爸爸也没有间断过学英语。可从来没有听爸爸用英语讲话。我不懂英语，但听起来还是很流利的。”毛泽东说：“我的英语水平，还不如娇娇俄语的水平高，不如她讲得流利。你们年轻人能专门学习外语，我要是有这样的机会就好了。如果我能够做到听懂英语讲话，能看英文报纸、刊物和书籍，把自己要讲的意思能用英语表达出来就好了。”
毛泽东年逾花甲攻读英语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毛泽东又重新开始学习外语。十分有意思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与苏联友好，俄语是学校中的第一外语，而毛泽东则选择了学英语。
毛泽东敏锐地感到，如若不能把握“乱云飞渡”的时局，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游刃有余，新政权的巩固、战后的复兴都无从谈起。于是，1954年10月，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林克被选中，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国际问题秘书，并教授毛泽东英语，长达12年之久。1961年初，林克被派下乡时，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和他一起读过英文，谈过“参考”。1964年元旦后，年近而立之年的英语教师章含之也给毛泽东教过英语，持续了半年。毛泽东还为警卫和身边工作人员办了一所业余学校，并亲自担任老师，还与他们一起学过英语。
年逾花甲的毛泽东学英语，并不是从初级课本到中级课本这样循序渐进地“上课”，而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从实际出发，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方法，一开始就把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了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毛泽东那时只会说“How are you(你好)?”“Good morning（早晨好）!”一类简单的问候语，熟悉的英语单词和短语也不多。于是，他先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杂志，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的新闻、通讯、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入手，由浅入深，分步进行。这种学英语的方法效率并不高，“吃力不讨好”，随读随忘，但毛泽东坚持不懈，锲而不舍。
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他外巡时专作装书之用、充当流动图书馆的樟木书箱。但有一种书一般不装进箱子，而是放在公文包里，这就是英语书，以便随时学习。据林克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毛主席学习英语的兴致很高，无论在哪里我总是要在公文包里带着他学习的英语材料。他善于挤时间学习，经常在刚刚起床后，饭前、饭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休息时，在开会或会见内外宾客之后或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习英语。在外地巡视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他随时挤时间学英语。除了重要会议或生病，未曾中断。”
毛泽东说话的湖南口音很重，英语单词发音不准。在湖南方言中“n”“l”不分，因而在读英语时，常常出现把“night”（夜晚）念成“light”（光亮）一类的误读。每当此时，毛泽东就会像个谦恭的学生，随着林克的领读，反复练习。他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而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遇有生疏的单词或短语，他便用削得很尖的铅笔，在单词上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的空白处，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多种不同的字义。毛泽东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上，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作了详细的注释。直到晚年，每当他重读一遍时，还会用大字、粗笔补注一次。毛泽东先后学习过三遍《矛盾论》的英译本，并在封面的内页记下了三次阅读的时间。
学英语离不开词典。毛泽东身边经常放着两部字典，一部英汉字典，一部汉英字典，以备随时查阅。考虑到毛泽东的工作繁重，为了节省他的时间，对他未学过的单词，林克常常会事先代他查好字典，但是毛泽东往往还要亲自看看字典上的音标和注解。为了学习英语的需要，自1961年到1964年，毛泽东收集过各种辞典和工具书。可他都不甚满意，曾希望能出版一本好的汉英辞典。至今，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仍然保存着他生前用过的《世界汉英字典》和《英汉四用辞典》等辞书。
毛泽东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后来被称作是他在“飞机上的工作照”，郭沫若还为之赋诗一首，而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在飞机上学英语的照片。林克回忆说：“那是1957年春，毛主席南下视察工作。从照片上看，桌面上有两只对放的茶杯，两份对摆的文件，显然应有两个人，那是我正与主席学英语。两份‘文件’是《人民日报》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英译本。当时侯波同志来跟我打招呼，说是要为主席摄影，我便闪到了一边。拍照的那一天，是3月19日晨，从徐州飞往南京。”
毛泽东专机上的工作人员都认为，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英语，这可能与他乘坐飞机那几年正在学习英语有关；另外还有一个统一的看法，那就是他从不躺下休息。作为空军副参谋长的何廷一，从1956年起负责毛泽东的专机任务，历时3年，他谈到了毛泽东的一些习惯：“毛主席上飞机后，先在椅子上坐一会儿，然后躺在床上看书，有时先批阅文件，然后躺在床上学英语。那时毛主席已年过花甲，可学英语精力充沛，非常用功。”他还说：“毛主席在飞机上说话很少，全部精力集中在阅批文件或读书上。空中服务员小郭给主席送茶水，他也只瞅她一眼。在飞机上我曾劝过主席，飞机在飞行中，阳光一闪一闪的，对眼睛有影响，请主席看一会儿，闭眼休息一会儿，保护视力。毛主席瞅了我一眼，仍看他的书。”
曾为毛泽东开专机的李恩恕也回忆说：“毛主席每次上飞机后，首先把书放到茶几上。他在飞机上常看外语书。有一次，毛主席视察回来，飞机已经着陆了。许多领导和群众在机场迎接。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毛主席走出飞机。机场上的人都很着急，不知机舱里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毛主席正在聚精会神地学外语呢！”对此事的细节，被毛泽东称为“红色空中小姐”的郭桂卿有更详尽的叙述。
毛泽东从飞机起飞不久就开始学，直至飞机下滑、着陆、地面滑行，一直到停机坪停稳，他竟全然不知。机组人员不忍心去打搅他，坐在旁边，静静地等待着。半小时过去，毛泽东仍旧紧锁双眉，嘴唇不出声地动着，边看边读。当地领导等在飞机下面，焦急地踱来踱去。见此情形，郭桂卿提醒道：“主席，我们已经落地了。”“嗯？落地啦？”毛泽东转头看了看窗外，证实她的话是对的，才慢慢合上书，欠身站起来。“好啊，轰我走啊?”“不是我轰您呀，是下面首长都等着您啦！”郭桂卿明知道他只不过是开开玩笑，但还是迫不及待地解释了她的理由。毛泽东也不接她的话茬，自顾自地继续说：“也不留我们吃饭，小郭真是小气。不留我们吃饭，我们就走吧！”
这就是毛泽东，在飞机上也抓紧点滴时间，全神贯注地学习，以至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有一次，气流不好，飞机摇晃颠簸，为了怕影响视力，郭桂卿就把书从毛泽东手里“抢”了过去，可他笑了笑，不吭声，也不反抗，可当她一转身干别的事去了，他又拿了书读起来。对为什么喜欢在飞机上看书、学英语，毛泽东自有理由。1958年3月，毛泽东去成都开会，飞机在西安机场停留。见飞机上带了那么多书，大家恳切地请他多休息，注意身体。可毛泽东却笑了笑，说：“在飞机上看书最好了。我从北京一上飞机就看到现在，一没有人给你打电话，二没有人给你送公文，三没有人找你请示汇报，在这上面看书最安静、最踏实。”当有人提到“飞机上发动机吵得厉害，汽油味也很难闻”时，毛泽东说：“一看书就什么也不想了，要思考书上说些什么，所以我不呕吐，也不头昏。”
有着“天下第一名园”美誉的杭州刘庄，有一座傍水而建的精致小楼，是毛泽东来杭多次住过的一号楼，人们称作“主席楼”。在“主席楼”后面一条小路旁的树阴下，有一块秀石，上书“毛泽东学英语处”几个红字。有张毛泽东与林克一起学习英语的照片作为佐证，这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纪念毛泽东学英语的地方，也成为了西湖一景。旁边一块低矮的石头表面已有些光滑，显然是由于游人坐在这里拍照留念久而久之被磨光的。
在莫干山峦、钱塘桥畔、夕照峰下、南屏游泳池旁，到处都留下了毛泽东学习英语的朗朗读书声，也留下了很多感人的故事。1959年春，毛泽东又来到杭州。清晨，雨朦胧，雾朦胧，毛泽东照例去爬刘庄后面的丁家山。“主席，正下雨哩！”工作人员提醒说。“淋雨很好。”毛泽东微笑着，拿着一本《矛盾论》英译本沿着山间曲径，拾级而上，向丁家山顶走去。丁家山上有个亭，可以避雨。毛泽东抖了抖身上的水珠，就读开了《矛盾论》。林克站在一旁，十分认真地听着，不时纠正他发音不准的地方。有时读着读着闹出笑话，毛泽东也满不在乎，一笑了之。下山路上，毛泽东对林克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语。”他诙谐地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时怎么办？”林克那时还是个青年人，而毛泽东已年过花甲，但毛泽东对他很尊重。在杭州莫干山的一次闲谈中，有人说，林克是毛主席的小先生。毛泽东闻言，马上更正说：“不是小先生，是先生！”
毛泽东对英语的应用
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在一些特定场合，毛泽东所学的英语也派上了用场。他却常常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掺入几个英语单词。
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其中谈到了接班人的问题。而在前一天，毛泽东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接班人的翻译问题进行了商谈。毛泽东问英文里“继承人”是什么？熊向晖答是“successor”。毛泽东叫他在一张纸上写出来。毛泽东看了一会说，“success”这个字我知道，意思是“成功”，怎么加上“or”就变成“继承人”了？浦寿昌解释说，在西方，“成功”意味着有财产，而财产则存在继承问题，需要指定继承人。毛泽东说：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浦寿昌说：英文里没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翻成英文，还是“successor”，习惯上理解为继承人。毛泽东说，这个元帅讲英语，不懂汉语，他是客人，就用“继承人”吧。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谈话时，指着在座的王洪文说，邓小平“politics（政治）比他强”，懂得英语的周恩来心领神会，而一心想抢班夺权的王洪文则不知所云了，从而确立了邓小平的地位，史称“长沙决策”。
在现有的资料中，毛泽东说英语最多的一次，是他与老朋友斯诺的最后一次见面中，而且这也是毛泽东晚年与人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以毛泽东的话来说：“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35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1970年12月18日清晨，毛泽东身着睡衣，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在中南海住处与斯诺海阔天空地谈话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宾主谈笑风生，兴致颇高。
吃早饭时，毛泽东宴请斯诺。入座后，毛泽东起立与斯诺热情碰杯。斯诺用中文祝酒：“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用英语回应：“Long live Snow（斯诺万岁）！”毛泽东接着又跟坐在自己身旁作为记录和翻译的王海容、唐闻生碰杯，然后幽了斯诺一默：“我看你这个说了半天woman（妇女）解放的人就是不尊重woman，你都不跟她们碰杯……”
毛泽东向斯诺介绍“文化大革命”：“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谈到1967年7月和8月的中国外交部夺权，毛泽东还使用了July（7月）和August（8月）这两个英语单词。
谈到“四个伟大”时，毛泽东准确地说出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英文表达式：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然后加上一句：“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说到个人崇拜，毛泽东说：“（现在）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你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毛泽东还说：“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法律），是喜欢那个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谈到中美关系时，斯诺问：“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毛泽东回答说：“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Long Island（长岛）。”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一共用了20个英语单词，尤其all-around civil war（全面内战）这个词用得很地道，显示了毛泽东的英语词汇功底。
在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半年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派遣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基辛格先后5次见到毛泽东。美国政府最近解密了这几次会见的谈话记录，人们得以了解冷战时期大国之间合纵连横的往事，也使人们对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心态略见端倪。
1973年2月17日晚11点半，毛泽东会见基辛格。谈话中，基辛格问：“主席现在正学英文吗？”毛泽东予以否定：“我听外面传说我在学英文，都是谣言，我连听都不想听，我认识几个英文字母，但不懂文法。”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单词。”对此毛泽东爽快地承认了：“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就是我们。”宾主都大笑起来。
1975年10月21日晚6点半，毛泽东在书房接见了基辛格和布什。基辛格关心地询问82岁高龄的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毛泽东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又笑着补充说：“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他继续泰然自若地说：“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毛泽东说完，衰老而且有些浮肿的脸上迟缓地透出一些笑意来。基辛格笑着答道：“不要急于接受。”由于不能连贯说话，毛泽东便在一张纸上费力地写出几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接受Doctor的命令。”Doctor在英语里有“博士”、“医生”两义，这是一个双关语。后来，布什在他的自传中说，听到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说出这样的话，真令人震惊，让他不得不佩服毛泽东那少有的气度。
基辛格点了点头，然后换了话题。谈到中美关系，毛泽东说：“以前的对头，现在我们的关系是叫什么，friendship（友谊）。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握手）！”毛泽东还说：“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基辛格后来说：“中国方面说军事力量不能决定一切，中美双方有着共同的对手。”毛泽东用英语回答“Yes（是）”，并且写在了纸上。基辛格马上说“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并要求毛泽东把这个字条送给他，毛泽东马上爽快地答应了。这张小小的纸条，应该是毛泽东流传于世的唯一不在书上的英文手迹。
于英语与汉语的语系不同，毛泽东也对英语的一词多义和变化万端而大伤脑筋。1970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斯诺时，曾抱怨说：“你们那个总统是president，银行行长是president，法院院长也是president，小学校长也是president，都是president，这不是就乱了吗？最近我看到美国一个组织学生闹事的宗教团体的材料，它那个组织的领导者也是president。”
三是积极休息。1959年1月，毛泽东在接见巴西外宾时曾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据毛泽东警卫人员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毛泽东每晚都要学习英语，背诵单词，让他休息时，他就风趣地说：“看书是用眼睛，现在是用嘴巴，这样可使两种神经交替休息嘛！”他还对曾志说过类似的话：“看一种书疲倦了，就换另一本书，调剂脑筋，也就得到了休息。”在长时间的开会、工作或会见外宾之后，毛泽东常常把学英语作为一种调剂手段。
林克回忆说：毛泽东有时“看书、看文件看累了，会议开累了，接见外宾累了，就让我和他读英文，一读英文，脑子就钻到单词、句子里去了，其他别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时他睡不着觉，也把我找来读一会儿，读着读着打起鼾来了。这是一种特殊的休息，也可说是毛泽东式的休息。”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往往就学习一会英语。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毛泽东也会随时挤出时间学英语。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工作很紧张，但在旅行途中，他仍以学习英语为乐趣。1960年5月6日至10日，他在郑州连续会见非洲12国、拉丁美洲8国等4批外宾后，多次用学英语作为休息。
四是挑战自我。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曾说：“主席酷爱读书是大家都知道的，主席读书的面也特别宽，为了能够读懂马列的一些原著，他还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挑战，那就是学习英语。”的确如此，毛泽东1954年下决心学英语时，面临着三大困难：年纪大，基础差，工作忙，但他知难而进。
无论是见到毛泽东的外国人，还是身边工作人员，都有一个共同感觉：毛泽东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挑战意识。我国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英汉小词典，扉页上都印着这样一条毛主席语录：“为什么语言要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对此，有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此话逻辑不通，难道“不好学”就一定要学吗？但对于毛泽东而言，“不是随便可以学好”、“非下苦功不可”本身就是学习语言的理由，因为这是一种自我挑战。
1976年元旦前夜，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及其丈夫戴维，并与他们进行了寓意深刻的“跨午夜”谈话。朱莉把父亲的亲笔信交给毛泽东，翻译唐闻生立刻将它翻译给他听。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尼克松的来信，高兴地说：“欢迎尼克松先生来中国。”他还从唐闻生手中拿过那封信，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读出了信上方标明的日期：“December 23,1975（1975年12月23日）”。朱莉感到惊异，她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的这个举动很有力地向我们说明，虽然他身体欠佳，但是这丝毫不使他的敏捷的思想受到影响。”

这两位美国年轻人注意到，他们面前这位82岁的老人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八亿人口，不斗行吗?!”“class struggle”这两个英文单词，既反映了毛泽东最后的英语水平，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毛泽东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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