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因公事进谒北京大学赵振江教授，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海内外大名鼎鼎的诗歌翻译家，周身上下并无想象中的名家气质、大师风范，言语、衣着均朴素平凡如邻家大叔，如果不是交谈中信手拈来的巧妙典故和看到满屋著作，令人几乎忘却今日晤对的竟是国内西班牙语言文学界泰斗级的学者。
满腹诗情化做强健肌肉
赵振江退休前是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出版过《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拉丁美洲文学史》(合著)、《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合著)、《拉丁美洲文学大花园》、《马·菲耶罗》、《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西班牙当代女性诗选》等重要著作。鉴于他卓越的学术成就，智利-中国文化协会曾于1995年授予他鲁文·达里奥勋章，西班牙国王于1998年授予他伊莎贝尔女王勋章，阿根廷总统于1999年授予他五月骑士勋章；智利总统于2004年授予他聂鲁达百年诞辰勋章。2004年，人事部和教育部评他为全国模范教师。
尽管获得过这么多的荣誉，赵振江依然保持着平凡的外表和朴素的心情，始终将自己定位在一位普通的教师的位置上。每年新生入学，他总是蹬着三轮车跑前跑后地帮着学生们搬运行李，常常被人们误以为是北大的校工。直至开学典礼，学生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几天前那个非常好的“老师傅”，竟然是他们的系主任。
谈到这则轶事，赵振江难掩得意的心情，他对记者表示：“知识分子要靠贡献去换取价值，而不能靠架子去体现身份。其实适当地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我现在70岁了，但每天还能到操场上去打几个小时的篮球，许多学生都打不过我。”不是一味地困守书斋低吟浅唱，反将满腹诗情化做强健肌肉，这无疑极大地延长了赵振江的学术生命，增加了他的创造力。这也就是为什么10位西班牙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他一个人就翻译过其中的5位的原因吧！
阴差阳错走上翻译路
“我搞西班牙语言是半路出家。”面对记者，赵振江侃侃而谈，“小时候只对古典诗歌很感兴趣，因此考大学时报的北大中文系。”本来他已经被中文系录取，但当时国家需要外语人才，因此以硬被外语系老师作为“学生骨干”从中文系“挖”了过去。过去以后，先学了一年半法语，很快古巴革命成功，他听从组织安排，学习西班牙语。现在回忆起来，赵振江还是认为“是西班牙语选择了我”。
博尔赫斯曾说过，如果阿根廷有文学，那就是《马丁·菲耶罗》。这部拉丁美洲文学的经典作品，是三大高乔史诗中最完美的一部。全诗共7210行，描写马丁·菲耶罗一生的不幸遭遇和顽强斗争。这部民族史诗在阿根廷家喻户晓，“街上小孩打架之前，都先背诵几句《马丁·菲耶罗》”。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也有着很崇高的地位并被译成了多种文字。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始终没有中文版面世。
在大学念书的时候，赵振江就今天3行、明天5行，断断续续地翻译着《马丁·菲耶罗》。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初步完成了译稿。但在当时百废待兴的出版界，这部作品很难得到出版机会。直到1984年，机会来了。这一年恰巧是作者何塞·埃尔南德斯诞辰150周年，阿根廷国内要展出各个语言版本的《马丁·菲耶罗》，唯独没有中文版本。中国驻阿根廷文化参赞急了，连夜给国内写信，要求马上出版中文译本。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南人民出版社辗转找到赵振江，双方加班加点地工作，终于赶上了展览。
翻译《红楼梦》的“最佳人选”
1998年，赵振江得到了伊莎贝尔女王勋章，西班牙国王在致辞中讲得清楚，感谢他把中国的古典名著《红楼梦》翻译成西班牙文，让伊利亚特半岛的读者领略到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独特魅力。
谈到这段经历，赵振江称自己是被赶鸭子上架。1987年，赵振江收到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的邀请，让他去西班牙翻译这部中国巨著。考虑到自己不是红学专家，因此赵振江婉言谢绝。但西班牙方面却接二连三来信催促，说已经有了一个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译本，如果赵振江不来，只能直接采用这个版本出版。看到西班牙方面对介绍中国文学如此有诚意，赵振江也觉得不好再推脱了。于是起身前往西班牙，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中翻西的历程。
看到西班牙方面提供的原始译本，赵振江吓了一跳。“那真是满纸荒唐言，一场糊涂‘累’”。原来的译者显然欠缺中文功底，贾雨村竟然成了“下雨时候的房子”。没办法只能另起炉灶。在翻译过程中，小说里的诗歌、对联、题匾常常让他不知所措，人名的翻译更需煞费苦心。西班牙的老百姓几乎不知道什么是菱角，但小说中偏有一个角色叫香菱，如果翻译成原文，就只能在书里放一个拉丁文学名，给读者的感觉就像是吃花生吃到了一颗石子，一定会读不下去。踌躇旬月，赵振江想到香菱的小名叫英莲，而西班牙民族对莲花是熟知的，于是在正文中采用了睡莲这个名字。但在脚注中注明：她原来叫什么名字，拉丁文的学名是什么。通过这种折中的办法，赵振江即做到了忠实于原著，又照顾了读者的阅读感受。经过三年目不窥园的生活，一个三卷本的西语《红楼梦》全部出齐。虽然其间吃到了太多的苦头，但赵振江觉得很值得，“我前几天在北大遇到几个西班牙人，和他们聊天，他们都看过，还有一个人说现在第二本已经脱销，他们都盼着再版。”
越翻译越胆小
从80年代开始，赵振江平均每年都出版一本著作。尽管这样高产，他却说自己越翻译越胆小。“因为中西方语言之间的差异、文化之间的差异太大，到底一首诗应该怎样翻？如果你翻译的是一位诗歌大家，你翻译成中文，那个诗歌至少也还应该是诗，让中国人读起来，如果能是好诗，那就更加好了。不过我自己把它翻译成好诗的并不多。”
赵振江认为，翻译要想做得好，首先要对原文有透彻的理解，然后便是用准确、鲜明、生动的汉语来表述原诗的内容，同时要体现原文的风格与神韵。很重要的一点是“设身处地”，是“进入角色”，要体会原诗作者在彼时彼地要抒发的情感，要表明的意志，然后再用适当的语言将这种情感和意志转化为中文的诗歌。因而翻译有点像演员，都是二度创作。“舒秀文和李婉芬演的虎妞儿虽各有千秋，但都没有离开原作，都是老舍先生《骆驼祥子》里的虎妞儿。”
赵振江认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繁荣国内的诗歌创作，是为了给国内作家提供借鉴、启迪和参照物。中国的新诗就是借鉴外国诗歌的产物。许多二三十年代的大诗人，都是既搞创作又搞翻译。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创作界与翻译界近乎“分道扬镳”，“井水不犯河水”，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赵振江建议，国内文学界和翻译界应保持密切的联系，因为两者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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