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联翻译公司完成绘画艺术专业领域中文翻译

1949年蒋兆和的名字被苏联画家所熟知，当时我发现了一本他的印刷版画册，其中大部分名称为《肖像画》。 莫斯科美术家协会和艺术工作者中心均举办过这些印刷版画册的展览会，这为卓越的美术大师的创作能力和艺术的完美立刻征服了所有参观者，然而早期在苏联却鲜为人知。

    值得一提的是，蒋兆和艺术形式的完美和创作的表达能力引起所有参观者的兴奋和深刻的激动。这是一位极其敢于创作的画家，他将古老的国画优秀传统和熟练掌握欧洲艺术的现实主义原则与本性和自由结合为一体；这是一位有伟大灵魂和内心强大，在日本侵华及国民党反动时期充满愤怒、为中国人民困境担忧的画家；这是一位对他人充满爱、同情他人的苦难、坚信中国普通人民崇高使命和明朗未来的画家。这位大师的人文精神的力量和他微妙的现实艺术的古朴典雅超出了一般范围，纳入一般范围的有当代画家的认知和看法。这些品质使观众在头脑中与古典大师——谢罗夫或亚历山大·伊万诺夫、华托、伦勃朗、丢勒或莱昂纳多做比较。

    蒋兆和用彩色墨在北京纸（应该是八到十世纪的唐朝和宋朝伟大画家们的时代）上画了自己的《肖像画》。但在古老的、高度完美的国画中描绘人物时没有那么深远和重要的传统。老画家们形象地画出了渐渐消失在云中的山峦、急速流淌的河流、瀑布、水平如镜的湖泊、秋天深红色枫园中金棕色的鹿、芍药和菊花、丹顶鹤或竹丛中的野鸡。而人们——他们在广袤无垠的大自然中已经或少部分已经成为明显的小添景物、或怪诞表现、或神秘的宗教智者禅宗——按照他自己的超自然的愿望，他不应该表现出陆地人类的情感。蒋兆和是一位创新者，推翻了旧的标准；他更新的力量还远远不能赶上他的同伴对中国艺术的认识，现在只能得到适合它的评价。

 

蒋兆和认为，画家首先应该深入、细致地观察他所想要描绘事物，应该坚定、准确地记录事物的内在本质，仔细研究并选出最重要、能确定该事物的符号和性质，然后再动笔绘画——要画得工整，没有错误和纰漏，准确无误。而蒋兆和确实是深入研究和了解他所要画的事物：中国普通人民的心灵和特点，他的作品给心灵的焦躁带来安定，他的作品永不停歇，准确尖锐，又是完全真实可信。他看到，中国人民在侵略者、地主、官僚和汉奸的压迫下发生了什么。他画作的形象深入到自身的生活真谛中，而这真谛是真正的、毫无夸张，残酷无情、直言不讳的，与此同时，又是用最伟大、最温暖的诗作渲染过的。

被饿死的瘦小男孩；被迫将小儿子卖去当奴隶的母亲；被贫苦压迫得精疲力竭的年迈老人；乞讨的孤儿们；拄着拐杖负伤的士兵；街头卖艺人、小贩、买花姑娘、卖报人、算命的盲人——这些都是系列画独特的主人公。这一系列的画作都是用纸墨所绘，它结合古老《国画》言简意赅的概括技巧，带有全部的精神细节和西方伦勃朗、谢罗夫现实主义传统的深度。

 

当我第一次看到蒋兆和的《街头艺人》——消瘦、沉思带着忧郁的老人的面孔和那清瘦、温柔、迷人的年轻姑娘的面容；或者当我看到《百岁老人》陷入长期艰辛生活的幽怨悲痛中；或者当我看到富有魅力的《春天》——那柔弱、清瘦、带着聪明、温柔而又严肃和担忧表情的姑娘时，我以为，画家一定是看过谢罗夫和伦勃朗老人的《卡尔萨维娜》和《奥布诺尔斯卡娜》，这是毋庸置疑的。如今，当我问起蒋兆和，西方哪位美术大师对他有深远的影响，哪位大师对他来说感觉特别亲近的时候，我以为他首先会说出伦勃朗和俄罗斯画家苏里科夫和谢罗夫的名字，这是很自然，可以理解的。然而，事实上他此次来苏联之前，从未见过他们（这是他第一次出国），但他有足够多的画作复印品，用以了解西方现实主义艺术的灵魂与思想。

1950年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画展上，展出了蒋兆和的两幅画作：《孤儿》、 《老妇人》， 这两幅作品真正显示出画家高超的技艺。之后，画家其他作品的复印版，包括较新的《鸭绿江上的警卫》、《前线的信》、《爷孙》、《孩子，亲爱的》的复印版也来到的莫斯科。但这些作品引起了惊慌：它们比之前的画作差很多，肤浅、虚伪，还多少带着点某种做作的多愁善感和假装的乐观。七年之后，也就是1957年，莫斯科又迎来了中国美术展览会，这次只展出中国传统艺术《国画》，而来莫斯科参加展会的蒋兆和成为作品最高思想中真正的主角。

   当时他是遥远四川的一名自学成才的画家，然后由于日本侵略，他坚定地拒绝美术学院继续教授一职和担任国民党官员，他更喜欢从事记录人型，不去想轻松得到的艺术荣誉。现在他去莫斯科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北京美术学院设立的国画系教授。他在那里的逗留获得了丰硕成果——在这次画展上能够看到梁华中在张兆和的影响下创作的非常生动的《约会》，但是无论多数国画大师面临什么样的任务和问题，有一点无可争议：对于描绘人物、人物的感觉、工作、工作日或英雄功绩仅有一个途径——正是蒋兆和在二十年前找到的。对民族传统的深入研究及用世界现实艺术总结其成果对中国画家来说可以成为他们将来工作的应用程序。

在1957年画展上巨幅壁画，确切地说，是蒋兆和于1943年创作完成的高2米多、宽12.5米的画卷占据了中心位置，描绘的是《流民图》或《国难》。这幅画卷是用彩色水墨在纸上绘制的，起初画卷更大，但只保留下来30米中的一小部分。这幅画1943年在北京展览过，就在那天，画展被日本宪兵队勒令禁展，画家的朋友们在上海组织了这幅画的画展，也就是在这次警察企图毁掉这幅画，但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画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因此免于毁坏。战争时期它消失了踪迹，只是在去年才被发现。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在潮湿的仓库保留了很多年，它未能保全。蒋兆和没想恢复画失去的部分，虽然还保留着它的照片，他甚至不想在保留下来的这部分上修补损伤。他说：当时拥有它时的那种紧张情绪和激动不可能再恢复了。

《流民图》——这是一部真正的艺术创作，充满紧张情节、反映现实生活同时还充满诗兴。在这幅长长的悲伤的画卷中描绘了一系列从生活中选取的个性鲜明、非常具有典型的不同人物特点和类型。在这最丰富多样的节奏下，所有的人物形象单调而可怕的团结在这里。画卷上没有开始部分、没有结束部分、没有背景、地点和环境细节，几乎没有国画原则应该有的明暗。但还是清楚、正确地塑造出人物形象、生活贫困的画面，断断续续而又封闭的构图系统。这的确是处在悲伤和痛苦中、在他引以为自豪的优点和精神美中的人民形象。戏剧张力在这里形成史诗般贯穿雄伟节奏的形式。在它的框架中描绘各种人物情感、焦急、命运，表现为和平而战、反对战争、反对压迫人民、反对肆意破坏人类美好生活的情感。雄伟的中楣在某个大型公共建筑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他自身热情、活泼的人性中他的作用很令人折服、非常高尚。 

 

蒋兆和是具有话剧天赋的画家。他要找到充满戏剧色彩的形象：英雄形象或者激情满怀的形象。他不会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浪费在浅薄的精神教益和感伤的事物上。这样的事物也不会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而且也不会把它纳入中国绘画艺术未来的发展方向中。最好是能够保持像《卖花女》、《等待儿子》或《春天》这样的画作所表现出的路线。正如画家自己所说，在沉思、清瘦的卖花姑娘身上，仿佛能描绘出一次呼吸，用浅色墨水轻轻地稍微接触，他想生动形象地描绘中国人民的春天。大师从本质出发描绘她，她充满令人信服的真理，尽管大师借用其他的模型的线条为其补充。她的形象确实能成为中华民族绘画艺术未来发展与繁荣的口号和座右铭。

在这未来中国绘画艺术繁荣时期，蒋兆和将受人尊敬，并占据重要的地位。他对自己创作天赋真正的标准好不怀疑，他腼腆、谦虚，个子不高，黑色头发，他是时代的同龄人。高颧骨的脸型，上面布满皱纹，他还有一双善良、明亮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