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2005年更名为“中国翻译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译协），成立于1982年6月23日。它的诞生，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酝酿和筹备的过程。

 

    应该说，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直接推动中国译协成立的动力。十年“文革”万马齐喑的局面结束后，经过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国各方面的工作在正确方针指引下出现了勃勃生机，对外活动日益活跃和频繁，翻译工作者普遍感到自己又有了“用武之地”。据当时国家人事局印发的《全国外语人员基本情况普查资料汇编》的最新统计，我国的外语翻译工作者约有23?5万人（56个语种），其中从事外语工作的现职人员约19万人，用非所学的外语人员3?3万人，闲散在社会上的外语人员约1?3万人。广大翻译工作者热切希望早日成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以便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力量，交流经验，开展学术活动，提高业务水平，为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据我所知，最早为筹备成立译协四处奔走，进行磋商和协调，并努力加以推动的，是国家人事局外语干部处的李宝芝同志。她在局长焦善民、副局长田光涛的直接领导下，在1980年上半年，走访了外语人才集中的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以下简称：外文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以下简称：中央编译局）、国家出版局、中国广播事业局国际台的负责同志和一些知名的翻译家。他们一致表示积极支持成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许多单位的负责同志还表示可以作为发起单位，参加筹备工作。

 

    李宝芝同志到外文局来，出面接谈的是当时任局长的吴文焘同志。

 

    我本人于1978年6月结束了在东京的新华社分社首席记者的工作后，又回到原单位——外文局。先在局研究室和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了一段时间，1979年12月被任命为外文局副局长。李宝芝同志最初到局里来找吴文焘同志商量成立译协的事，我并不知道。过了几天，文焘同志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说：“国家人事局正在推动成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看来他们的意思是想把译协挂靠在外文局。外文局是外语干部集中的单位，如果通过译协团结全国的翻译人员，对发展外文局的业务也是十分有益的。”文焘同志还说，他考虑协会的会长将来请中央编译局前局长姜椿芳同志来担任。又说：“我希望你来帮助我做一些筹备工作。”这就是我作为文焘同志的助手参与中国译协筹备工作的开始。

 

    从此，姜椿芳同志常常与文焘同志会面，就成立译协事进行商讨。他们每一次见面，几乎我都在场。有时，我们还把李宝芝同志请来一起商量。在这一过程中，根据文焘同志的建议，我们请《编译参考》杂志主编齐铉同志和外文出版社原英文组负责人于宝榘同志参与了具体的筹备工作。

 

    经过这一段酝酿后，国家人事局于1981年初起草了关于成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请示报告，并附上协会章程（草案），报送了中宣部。章程（草案）的第一稿是在文焘同志指导下，参考了兄弟协会的章程，先由我们几个做具体工作的同志起草的。中宣部干部局和对外宣传局负责同志对送去的报告都表示同意，并认为成立协会是一件好事。但，这还不是最后批准。

 

    第一次筹备会议，是由国家人事局牵头，于1981年4月3日在该局的办公地址——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召开的。国家人事局副局长田光涛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主要的出席者有：梅益（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宋书声（代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季羡林（代表北京大学）、陈原（代表国家出版局）、姜椿芳（代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吴文焘（代表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此外，中国科学院人事局、新华社干部部、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教育部高教一司、中央广播事业局等单位也都派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李宝芝同志和我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上，经过讨论，公推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挂靠单位。同时，与会者还对协会章程（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一次会议表明，协会的筹备工作正式开始。

 

    会后，我们即着手筹组秘书处。与此同时，我们在国家人事局和中宣部干部局的具体指导下，与各有关单位协商和酝酿协会领导人和理事名单，并根据第一次筹备会大家提出的意见，对协会章程（草案）进行了修改。

 

    经过半年多后，于当年的11月12日下午，仍由国家人事局牵头，在第二招待所举行了第二次筹备会议。这是中国译协在筹备过程中举行的一次关键性的重要会议。会议由国家人事局局长焦善民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冯至、朱光潜、孙冶芳、师哲、张仲实、张报、张香山、盛成、张锡俦、赵安博、柯柏年、梅益、曹靖华、王子野、陈庶、吴文焘、季羡林、钱伟长、德林、张纪明、阎明复、王效贤、刘德有等同志。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久负声望的老一代翻译家齐集一堂。他们在会上一致表示积极支持成立协会。

 

    在整个筹备过程中，有几个问题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取得了一致意见。这些问题是：

 

    1、协会的名称

 

    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叫“中国翻译家协会”；另一种意见，主张叫“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经研究，认为协会应当团结广大从事外语工作的人员（包括教学人员）以及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同志。当时的初步考虑是，凡取得“翻译”职称或相当于这一职称的专业、非专业的翻译工作者，只要覆行规定的手续，都可以入会，因此，名称最后确定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

 

    2、协会的性质和任务

 

    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议。性质定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翻译工作者的全国性群众学术团体”。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团结和组织全国翻译工作者，开展翻译工作的研究、国内外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学术交流，提高我国翻译工作者的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些内容，后来都明确地写进了协会的《章程》之中。

 

    3、第一届协会领导人和理事怎样产生

 

    毫无疑义，应该通过选举产生。但是，当时各省、市、自治区（包括台湾省在内）的翻译工作者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不可能一开始就从基层选举产生协会的领导人和理事，因此，商定第一届的理事和领导机构成员，先由首都各有关单位推荐协商产生。1982年5月，我们在文焘同志直接指导下，把经过较长时间反复酝酿、协商，并初步草拟的协会名誉会长、顾问、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以及理事的名单，连同广泛征求意见后加以修改的章程（草案）一起，报到了中宣部。

 

    关于何时举行协会的成立大会，曾有过一个小小的曲折。

 

    1981年年底，吴文焘同志在外文局召集阎明复（他代表姜椿芳）、张纪明、于宝榘、齐铉、李宝芝等同志和我开会，经讨论，大家认为协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决定于1982年2月春节后即举行成立大会。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中央机关的“机构改革”已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不得不把举行成立大会的日期向后推迟。据我的日记记载，1982年2月5日下午3时，姜椿芳、吴文焘两位同志和我，到中宣部干部局向郝一民局长谈了拟于春节后举行译协成立大会的事。郝一民同志听后说：“今天上午在部务会议上，我提了此事。但目前中央机关的‘精简机构’工作已经开始，时机不好。朱穆之部长和赵守一副部长都说，此事应该缓办。我的意见是最好改在第三季度办。”为了不使译协秘书班子的同志们情绪受到影响，文焘同志立即找大家来谈话。他说：“译协的成立虽然向后推迟了，但协会总是要成立的，同志们要安下心来，积极筹备。”

 

    到了5月，由于中央机关的精简工作告一段落，筹备组给中央宣传部写报告，请示可否在近期内成立协会。6月5日下午，郝一民同志邀姜椿芳、吴文焘两位同志和我到中宣部干部局去，说：“中宣部已批准成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只是名单中顾问多了一些，可否去掉几位？”于是，当场商量把年岁过大而又担负其它重要工作的几位同志的名字删去。6月9日，筹备组收到中宣部干部局的正式复函（宣干字\[82\]第31号）。来函说：“经研究并请示部领导，同意成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至此，经过两年半的准备和酝酿，成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条件已完全齐备。

 

    从这一天起，筹备组的工作重点转入具体筹备协会的成立大会。各项工作都紧锣密鼓地进行，目标是：万无一失地开好大会。6月11日下午3时，由拟议中的协会会长姜椿芳同志主持，在编译局召开了协会成立大会的预备会议。拟议中的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等人参加。我在会上做了情况报告。会议决定于当月23日或24日举行成立大会。地点，争取在人民大会堂，采取清茶一杯的茶座形式。但是要尽量提高会议规格，为此，决定请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具体分工是：我出面设法请王震同志；外文局副局长穆欣同志去请薄一波同志；锡伯族的德林同志去邀请少数民族出身的国家领导人。

 

    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那就是协会领导人的名单事前虽然已经中宣部批准，但请成仿吾同志出任名誉会长之事，还没有跟本人见面。请成仿吾同志担任名誉会长的方案是在早些时候，经文焘和椿芳商量后定下的。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大家都认为成老是最合适的人选。

 

    6月19日上午，文焘同志亲自拜访成老，并请他出马担任名誉会长。文焘、李宝芝和我三人，在人民大学陈光同志的陪同下，到中央党校的成老寓所。成老在二层楼的书斋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由于在延安时期成老做过陕北公学校长，文焘同志是他的学生，所以称呼成老为“校长”。这次谈话，就是从陕北公学开始的。文焘同志回忆了几段往事后，向成老简要地介绍了中国译协的筹备经过，并说：“成老是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共产党宣言》是最基本的文献，大家一致推举成老做译协名誉会长。”听文焘同志说起《共产党宣言》，成老兴致勃勃地谈了他3次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过。他说，第一次翻译是在德国；第二次在延安，与徐冰合作；第三次是1974年在北京，是毛主席批示要他翻译马列著作的。当时中组部给他派了8名助手。每天从早上起，就开会讨论译文，一字一句地改。成老说，这一次译得比较准确。他还说，陈望道译的那本《共产党宣言》是根据日文本翻译的，日文本靠不住。

 

    谈话又回到译协的问题上来。文焘同志恳切地说：“我们非请校长做名誉会长不可。”成老开玩笑说：“‘名誉会长’就是不做事。”在场的人都愉快地笑了。这时，文焘把中宣部的批件递给了成老，并介绍说，译协包括了各方面的人。成老听罢，说：“越多越好，人多好办事。人少有时也干坏事。我看，现在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有许多是粗制滥造。”文焘说：“我们提倡严格、认真。”成老说：“对！要把好这一关。现在太不严格。”随后，文焘请成老在大会上讲话。成老表示不讲。文焘说：“以后每隔一年左右向您汇报一次，平时就不麻烦您了，我知道您在写回忆录。我们请您做一面‘旗帜’，有了‘旗帜’，对后辈是个鼓舞。”成老谦虚地说：“我是老马。”文焘说：“老马识途啊！”成老出任名誉会长的事，就这样拍了板。

 

    6月21日和22日，我们又分别在编译局和外文局开会，检查了准备情况，并对开好大会进行了布置。21日的准备会，除了椿芳、文焘、梅益外，参加译协领导机构的其他同志宋书声、叶水夫、冯亦代、孙绳武、何卓云、张纪明、赵仲元、齐铉、于宝榘和我都出席了。阎明复同志因出差，未到会。我在会上汇报了大会的准备情况。会议还讨论了《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筹备经过报告》的要点和大会新闻稿（草稿）。应该说明，在整个筹备过程中，浦寿昌、曹汀等同志都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是1982年6月23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的。

 

    这一天，8时刚过，我和文焘同志就来到人民大会堂。齐铉同志带领秘书班子的金缨、胡志平、杨继忠等同志正在那里忙前忙后。我们看到，会场正面中央上方已经挂起了红底白字的大会横幅。圆桌已摆好，可以容纳300多人。但是，我们发现场内还应该摆上一张长型的书桌，否则，来了中央首长不好安排。

 

    到底有哪几位中央首长来？说老实话，那时我们还心中无底。德林同志告诉我，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杨静仁同志一定会来。果然，他们三位先到。过了一会儿，薄一波同志也来到。这时，赵安博同志走过来，告诉我：“王震同志早晨去机场为彭真同志送行。因为彭真同志要去南斯拉夫参加十二大。他要晚一个小时到会。”（实际上只晚了半个小时）。

 

    到了这时，七上八下的心才好容易放了下来。

 

    名誉会长成仿吾同志也出席了大会。

 

    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惠德，我国老一辈有名望的翻译家，在各条战线从事外语和少数民族语文的翻译工作者，各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长期在我国工作的老专家爱泼斯坦、横川次郎、夏庇若、川越敏孝、秋迪、沙博理等，共300多人。

 

    大会由梅益同志主持。

 

    王震、乌兰夫、薄一波先后在大会上讲话，热烈祝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成立，高度评价了翻译工作对我国革命事业的贡献。

 

    王震同志指出，在科学、文化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各民族的交往等方面，翻译工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翻译工作者应当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和中外文化交流作出更大的贡献。

 

    乌兰夫同志强调要重视少数民族语文的翻译工作，阐明这一工作不仅关系到文化交流，而且有助于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的科学、文教事业，培养民族干部。

 

    薄一波同志回忆了大革命时期马列著作来之不易的情况。他希望翻译工作者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包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积极分子，并希望他们首先应当是爱国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做超过前人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翻译家。

 

    我代表筹备组在会上做了《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筹备经过报告》。

 

    随后，大会通过了译协章程和领导机构成员的名单。名誉会长为成仿吾；会长为姜椿芳；副会长11人；顾问18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9人。名单通过后，姜椿芳会长讲话。他回顾了我国翻译工作的历史和成绩，并号召翻译工作者为繁荣我国的翻译事业、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勤奋工作。在会上，师哲同志代表翻译界讲了话。至此，筹备了两年半的中国译协宣告成立。新闻媒介对此均做了报道。

 

    译协成立后，秘书处设在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当时已划归文化部直接领导）。当年7月3日上午，在外文局二楼接待室，姜椿芳会长主持召开了译协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会上，首先由秘书处介绍成立大会后收到各地发来贺电、贺信的情况。这次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如下事项：

 

    1．增补理事，并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修改协会章程。

 

    2．促进地方成立协会。中国译协与地方协会的关系，不是垂直领导的关系。地方成立协会，主要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安排。北京市协会应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系统及北京市机关单位。成立的步骤宜先发展会员，通过协商选举产生领导机构人选。今后，主要由各地协会开展活动。中国译协的工作重点，应是出版会刊，协调各地工作与对外联系。

 

    3．按照章程规定，尽快成立各学术委员会，并开展活动。为此，公推了各学术委员会的召集人。

 

    4．出版会刊。经商定，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办的《翻译通讯》，移交给中国译协，改为译协会刊。名称暂不变，编辑方针和内容作某些调整，双月刊改为月刊，从1983年1月起正式出版发行。为了办好会刊，已从外文局调来林煌天、沈江、王善谋、程应瑞等同志，到编辑部工作。这次常务理事会之后还决定，会刊的编委会由译协常务理事会兼任，主编由译协秘书长兼任。

 

    20多年来，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在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主管下，有了很大发展。2005年，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更名为“中国翻译协会”，由分布在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的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组成。下设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军事科学、民族语文、外事、对外传播、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翻译服务9个专业委员会。负责规划、指导、组织本专业有关的学术活动，参与行业管理。此外，还经常组织各类学术讨论会、报告会和经验交流会，以及组织外语与翻译干部培训等活动，参加者十分踊跃。

 

    中国译协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并同国外一些翻译家组织建立了友好关系，开展学术交流，进行人员互访，增进了同国外翻译家之间的了解和友谊。1987年中国译协正式加入国际翻译家联盟（简称：国际译联）。从1990年第12届国际译联世界翻译大会起，中国译协的代表曾被选为国际译联理事、副主席。

 

    中国译协的会刊，现已改为双月刊，取名《中国翻译》，开展译学理论研究，交流翻译经验，报道国内外译界思潮和动态，深受翻译界人士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