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您在外文社从事翻译工作近40年，回顾这段时光，您的主要感受是什么？

 

1965年，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平时的作业都能做到无差错,这是因为我重视德文的语法学习。我在德国任职期间,曾为德国人作报告。一名听众会后对我说,我的报告里没有一个语法错误。 我的成绩离不开上外老师以及工作期间各位德国专家的帮助,当然也是自己不断学习的结果。我并不聪明,唯一的诀窍就是用功，勤查字典，这是我搞翻译工作的知识基础。

 

我在外文出版社工作近40年，从事汉译德的图书出版工作。从校对开始做起,逐渐走上翻译的道路。经过我们校对的德文《毛选》四卷本,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差错。人们常说“差错不可避免”,和电影艺术一样,图书出版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但我们的德文《毛选》还没有发现遗憾。

 

我在外文出版社从事了大量汉译德的工作,经手翻译、校对、核稿、定稿的图书,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也不为过。我们那时的外宣人员都是无名英雄，出版工作是一项集体的事业,尤其是在那个时代,讲究“集体主义”,反对“突出个人”,来了书稿都是大家“分工合作”的。上世纪70、80年代，外文出版社出过一套十几本的《中国概况》丛书,大多数书我都参加了,也没有指定谁是主编。领导分配给什么就搞什么,没有挑肥拣瘦的,而且工作起来一丝不苟,所以业务上进步也快。

 

2. 您主要翻译了那些作品？

 

我们翻译的图书涉及范围非常广,关于中国国情的各个方面,文化、地理、历史、科技什么都翻,也包括文学著作以及大型画册。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开始搞工具书、教科书,而且还自找选题,出版了不少好书。例如，我比较推崇《汉德大词典》(2001年出版),因为有德国人担任主编,词条解释比较符合德国习惯。我主编的《汉德时事词典》属于应时作品,时效性较强。10多年过去了,应该更新或推翻重搞。

 

3. 汉译德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汉译外的工作不是谁都能做的。大学的外语教师是外语语法的行家,可以是外语教学的专家,也可以是外译汉的一流翻译家,但未必能做好汉译外。这同样适合汉译德。一位刚从德国进修回来的、名牌大学德语教师,翻译的汉语教科书遭到德国朋友的彻底否认。我拿来一看,问题不少,“姜太公钓鱼”的“太公”译成“曾祖父”,这样的译法让人笑掉大牙。所以，我认为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翻译实践,需要丰富的中外文知识。在翻译过程中，要理解中文的原意,不要想当然,也不要死搬词典。

 

4. 汉译德的主要翻译理论有什么？直译和意译分别用于何种语境？

 

我是从事翻译实际工作的,没有研究过翻译理论。不过，汉译德不外乎直译与意译。笼统说来,政治性文章必须直译,文艺类东西则意译较多，其他文章可以直译,也可以意译。我认为,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翻译的,但是译文与原文不可能百分之百一致，一定会有出入。我的翻译风格比较倾向于直译。

 

5. 汉译德中，少不了与德语母语者合作，是否会有意见分歧？最后如何定稿？

 

我们中译德的东西肯定有很严重的中国腔,要出版成书,必须经过德语为母语的、有一定德语文字修养的外国朋友的改稿润饰。我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30多年中，与几十位专家合作过,他们大多来自德国,但也不乏来自奥地利与瑞士的朋友。我在新浪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696714734)发表了一个《我的德国同事》系列,写了近10篇博文，怀念和他们的友情。在与他们的合作中,我的体会是：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但最后还是应该“以我为主”。有分歧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情况不了解,我们可以向他们解释,与他们商量探讨,找出既符合中文原意又符合他们语言习惯或读者能接受的译法。实在不能解决的,最后还得由我们自己作主。例如，我们总爱说“生态环境”,但在德文里“生态”与“环境”是不搭配的,德国人不接受,认为是Tautologie(同义重复)。但现在“生态环境”反复出现在我们的媒体报道中,不知翻译上是否解决。没有经过外国人修改的书稿,我是不敢审定的。虽然，语法我能把关,而语感与语言习惯等却没有把握。 6. 您认为外宣工作的重点和方法是什么？

 

我理解的外宣就是全面真实地介绍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国外对中国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为中国的飞速发展感到惊讶。中国人富起来了,也走出国门,同时也把我们的一些坏毛病暴露在世界面前。我们的外宣工作应该跟上形势,大力宣传我们在提高人民素质方面做的工作,传达我们的正能量。

 

7. 近期，外文局成立了中国翻译研究院，旨在进一步加强外宣力度，建设更加强大的中译外团队。您觉得优秀的外宣人员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外文局成立了中国翻译研究院,值得庆贺,希望中国翻译研究院在培养优质外语人才方面做出贡献,不要像我们做了几十年翻译,对翻译理论一无所知,讲不出所以然来。

 

8. 在现如今的信息时代，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途径更加快速和全面，但也不乏偏见。现在国家大力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有很多的投资和项目。身为资深外宣人士，您认为，中国外宣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应该如何积极应对？

 

在如今的信息时代,网络与新媒体充斥全球,我们老一辈翻译工作者有一种跟不上形势、将被淘汰的感觉。所以，我们只能迎头赶上,向年轻人学习。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大力推行“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我们的外宣工作更可以大有作为。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感觉,德国人民对我们是非常友好的,而德国的主流媒体对中国历来就是挑剔的、批判性的,甚至是挑衅性的,在人权、死刑、核武器、不同政见者等方面对中国几乎没有一句公道话。现在，网络的力量非常大，可以跨越国界,希望中国网这样的网络平台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在上述几个引起微词的领域用事实讲话，向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

 

人物介绍：

 

戴世峰，男， 浙江定海人。中共党员。1943年2月生于上海。1965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西语系德语专业。同年被分配到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德文部工作，从事翻译（汉译德）、校对与定稿，1986年晋升为副译审,1995年晋升为译审。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期间，1978-79年到《毛泽东选集》翻译室从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翻译工作；1989年应邀到民主德国人民与世界出版社参加小说《芙蓉镇》与《天云山传奇》德文版定稿；1994-1998年借调到我驻德使馆文化处工作。2003年4月退休。2010年11月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

 

在外文出版社近40年的工作中，翻译、校对或审定了不计其数书稿，如参加《毛泽东选集》德文版第一至四卷的校对工作，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邓小平文集》与《周恩来文集》的翻译与定稿，完成外文出版社重大书稿的翻译与定稿，并多次被外借从事党与国家重大会议与重要文件的翻译定稿，如全国人大多次会议、中共十二大以及大量政府白皮书。退休后继续为外文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等外宣单位进行德文书稿的翻译与审定。在语言研究与德译汉领域也笔耕不辍，80年代初编著出版了《德语介词》，并先后参与《袖珍德华（拼音）词典》、《汉德大词典》、《德汉袖珍词典》等工具书的编写或审定，主编了《汉德时事词典》等。曾被聘为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评中心德语专家委员会成员,全国翻译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