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文化创造者差不多都处于弱势，《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的修订征求意见稿体现了对他们的保护。不过，尽管意见稿中所有关键条款都有不同程度提升，但是，在当前日趋市场化的文化生产工业中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都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国家版权局日前发布《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的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代替1999年版《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对于以写作为生的人来说，这是一份迟来的报酬许诺。意见稿中所有关键条款都有不同程序提升，但是，在当前日趋市场化的文化生产工业中的实际作用还有待观察。

 

    有《著作权法》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但是对报酬的上下限（特别是上限）有如此详细规定的国家和地区恐怕不多。一句话，在一个以合同为中心的商业社会中，只要不违背国家的根本大规，那么，写多少字、给多少钱，全是合作各方协商的产物。而这一结果，说到底，乃是取决于供需关系的状态。

 

    据我所知，在近20多年的中国新世代文化大潮中，各种“报酬办法”大多失去了实际的约束力。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国际流行的现代消费文化在中国初起之时，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此类标准便渐渐淡出。此后，随着畅销书排行榜的兴起，那些吸金的中外作家收入早已突破了“办法”的天花板，而且，水涨船高至今日。就是这样，出版机构还是趋之若鹜，笑脸迎上。它们当然不是受虐狂，它们要么觉得还有钱赚，要么可以挣回形象和名声。总之，东边不亮西边亮，通算大盘，对他们来说也许还合算。这是说上限。至于下限，你可以问问出版社，用1999年的老标准，是否可以组到优质稿源。答案是否定。

 

    因此，较之旧“办法”，尽管新“办法”有所提升，也大多不能反映真实需求。真有出版方拿着上限标准要求畅销书作家吗？或者，用旧标准可以约到保证质量、具有市场销力的作品吗？当然不。用最低标准约稿，最后伤害的可能是出版社本身。

 

    但是，新办法在这个时代节点上推出，仍然非常必要。比如，我注意到，关于翻译作品的稿酬从过去的每千字20至80元升至80元至300元。这个价格区间有助于促进国内引进版图书译文质量的提升。在目前翻译作品不算科研成果的文化工业框架下，稿酬成为唯一杠杆。前两天，听一位出版人讲，他们要出版一位90多岁翻译界泰斗的译作，每千字只120元，而且在业内还算高的。作为出版人，我知道那本书如果运作得好，可以成为像《窗边的小豆豆》一样的畅销书，这点稿费之于那么好的译文，实在是太低了。现在，图书译者难找，哪怕是大语种的，特别是年轻人都不愿意做这行。觉悟和爱好总不是长久之计，“80元至300元”的标准应该能吸引一些优秀的译者。

 

    还有，我自始至终地认为，在中国基层的文化创造者差不多都处于弱势。因为从根本来说，文化生产体制国有制造就了绝对垄断者。对于没有成名的作者特别是年轻作者来说，他们除非才华出众，否则没有议价能力。此次征求意见稿中原创作品的基本稿酬拟由原来的千字30元到100元提升为千字100元到500元。因此，虽然下限早已无效，但是，上限无论如何也是讨价还价的砝码。

 

    不过，事情还要两面看。我记得，在前年的“百度文库”事件中，大社虽然说不，但是一些小社和小作者还是愿意参与的。为什么？后者要的是传播和影响。因此，此次对网络作品和转载报酬的规定，不过是成名者的福音，对于非著名作者的效果则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