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是外语类大学的新使命当今世界各国都将提升文化软实力置于特殊的战略地位，中国也迫切需要形成与自身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强调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向世界讲清楚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部署。

 

长期以来，外语类院校承担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重任，尤其重视“把世界介绍给中国”，为中国全面了解世界各国政治与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做出了的突出贡献，相比较而言，“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做的还不够，基础也比较薄弱。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中国已经是一个在国际关系中举足轻重的大国。在中国走向世界的重大历史关头，积极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将中国介绍给世界，已经成为外语类大学的一项新使命。正如教育部副部长、北外前校长郝平所言：“我们要发挥外语优势，积极翻译和推介世界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资源，为中国的文化基因注入异域的新鲜血液。在促进西学东渐的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倡导东学西渐。我们要在北外突出的外语教学优势的基础上，发展有北外气象、北外特色的学术研究，鼓励学生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以此来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输出。我们不仅要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还要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北外要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这就是时代赋予北外的历史使命！”为践行“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新使命，北外与政府、央企、研究所、高校等合作共建，成立了“中华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初步整合了各方面专家学者资源，积极探讨承担国家使命与外向型人才培养互动发展的路径。

 

二、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瓶颈在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随着中国“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战略的实施，中国已进入公共外交的新时代，迫切需要向外部世界特别是向亚非、拉美世界传播我们自己的道路和价值观念，迫切需要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更加密切、更加深入和广泛的文化联系。在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进程中，非通用语翻译可以在多个层面上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的战略地位日益突显。这种现象在中译外领域表现的尤为明显。但由于目前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培养周期长，高端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严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瓶颈。

 

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相关学者的调研，目前我国各个语种教学和使用的权威辞典有60多种，其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语种还缺乏供外国人深入了解中国的百科知识类辞典，部分语种甚至还缺乏基本的工具书、辞书，不仅对该语种人才培养造成困难，也对使用该语种地区的人民直接了解我国社会、文化、思想造成了严重阻碍。特别是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有些是与我国签订了多项战略合作伙伴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导致文化水平不高，翻译人才匮乏，该国民众要了解中国，大多需要通过英文等通用语种转译相关信息，因此有关中国的新闻舆论、文化思想等内容大都是经过了英语、法语等通用语种的过滤。这就造成了中华文化核心思想被英语为主的西方话语体系所曲解和误读的部分再次放大，对于在话语权竞争、核心利益表达等方面造成了很大伤害。

 

新中国曾经创造过十分成功的对外翻译高峰。在建国初期，曾经将毛泽东著作作为中华民族摆脱西方列强殖民压迫的经验，向全世界进行广泛传播。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如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非通用语种能力建设问题，认为北外应将语种增设到74种甚至更多，为我国非通用语种能力建设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和思想基础，一批优秀的非通用语种干部勇于奉献、默默耕耘，为我国非通用语种译介传播事业奠定了一定基础。截至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966年，外译语种达到了44种，不仅有英、法、西班牙、葡萄牙等通用语，还有瑞典语、希腊语、印地语、越南语等非通用语，甚至连豪萨语、斯瓦希里语这些地区民族语言都有翻译；在全世界设有近百家专门翻译出版新中国图书的本土化机构，地理范围从北欧的瑞典、希腊、冰岛，到非洲的加纳、埃塞俄比亚，再到南美的乌拉圭、委内瑞拉，都能够见到中国出版的当地语言的《人民画报》和各种政治理论图书。

 

文革爆发后，大量外籍语言专家被迫遣散，从外交、高校、新闻等各个领域抽调的非通用语种专业人才受到冲击，对外翻译出版的品种、语种一落千丈。改革开放后有所恢复，但依然没有达到建国初期的高度。由于种种原因，使在建国初期花费很大人力物力建立起来的对外翻译出版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部分语种仅有外译中而无中译外，只有浅层信息而缺少中国文化深层知识，在互联网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时代里，无法构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基本语汇体系与规范。截至2009年的统计，我国1979至2009年后30年的对外翻译语种仅为20种不到。一些曾经参与翻译毛泽东选集等政治理论图书的非通用语语种人才，逐渐逝去而后继乏人，个别语种严重断档。仅辞典一项，目前仍然存在空白的语种就有10多个，如与中国联系紧密的周边国家中，就有吉尔吉斯语（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等十几个国家通用语言）、普什图语（阿富汗官方语言）、孟加拉语（孟加拉、印度和临近地区使用，使用人口1亿以上）、爱沙尼亚语（爱沙尼亚语言，目前尚无基本辞典）、拉脱维亚语（拉脱维亚语言，目前尚无基本辞典）、祖鲁语（南非第一大民族语言，非洲最流行语言之一）、亚美尼亚语（在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土耳其和中东一些地区也有大量的使用者）等。这些语言空白点，或者是中国周边国家，或者是与中国具有密切经济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其意义与战略价值自不待言。可以说，培养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的任务具有强烈的迫切性和战略性。

 

 从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出发，北外将高端非通用语人才培养作为学校重要发展战略。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目前开设语种已达60种，2014年拟增设土库曼语、约鲁巴语、泰米尔语及加泰罗尼亚语，在语种建设方面正在积极探索语种增设与科学研究、人才储备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三、加强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培养的建议当前，各高校在翻译人才培养方面普遍比较注重语言技能和实用知识，对人文精神和文化自觉重视不够。从自我反思的角度，我们认为外语类人才培养还需回归人文传统，树立文化自觉，加大合作交流。

 

（一）回归人文教育传统，树立文化自觉如何看待当下的外语教育和翻译人才培养？目前流行的说法是,通过外语技能的训练和文化知识的掌握，培养出复合型外语人才。在市场化的今天，这种以复合型人才为目标的培养方式也许在短期内会有一定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却从根本上削弱了外语教育的本质——人文主义教育。正是这种教育思想导致了目前过于注重语言技能和实用知识，从而使外语类学生在思想深度、知识结构、分析问题能力方面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学生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实用性和应用性教育成为外语教育的主要思潮，这种教育哲学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人文精神的衰落，学生中的物欲化情绪、功利倾向日益严重。大学的灵魂是人文主义，是人文精神，蔡元培先生当年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对单一学科教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用今天的话来说，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就是通才教育，蔡元培先生这个说法，对今天外语类学生培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回归到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通才教育的人文传统，是当今外语类大学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和正在努力的方向。这就给我们的教学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教学课程上应加大中国文化的基本课程。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非常灿烂的文明。对这种文化传统的珍视、爱护与继承是我们发扬壮大中国软实力的最重要的内容。文化输出的关键是“文化自觉”，如果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不熟悉、不了解、不热爱，又如何能够准确地向外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

 

（二）重视海外汉学家翻译成果，与海外汉学界展开对话合作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的研究是一个亟待开拓的新的领域。几百年来，这些国外的汉学家已经翻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经典；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也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学和当代文学作品。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作品，对汉学家的工作和成就不了解，就会影响我们中译外的工作展开。当然，从翻译理论上来说，任何翻译都是文化的再创造，我们对他们的再创造应该展开学术的讨论、批评和互动。在目前中译外人才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与海外汉学家展开对话、批评与积极的合作，是一个较为现实可行的办法。我们只有同国外汉学家展开积极平等的对话、批评、合作、互动，才能使我们的中译外取得比较快的发展。我们要防止那种关起门来自己做的方式，我们同时也要防止一些汉学家在翻译中出现的误区，我们不能走上世纪关起门来做翻译的方法，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使翻译的作品走进各国的读书界，走不进对方阅读界的翻译是失败的翻译。所以，与国外汉学家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批评、讨论、互动和合作，是目前解决中译外人才问题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

 

（三）发挥院校优势，联合培养高端翻译人才北京外国语大学是目前中国高等院校中历史悠久、教授语种最多、办学层次齐全的外国语大学。目前，学校已开设60个语种（其中16种语言是国家唯一学科点），完整涵盖了欧盟国家23种官方语言和东盟10国的官方语言。建校73年来，学校为中国培养了近9万名高素质涉外人才，其中大使约400名，参赞约1000名，赢得了“中国外交官摇篮”的美誉。到2020年，北外计划新增30个非通用语种，开设语种达到90种。北外在非通用语种的翻译教学、翻译研究、翻译实践、翻译人才培养及对外文化传播等方面作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我们希望以这次中国翻译研究院的成立为契机，依托外文局数十年积累的翻译工作经验、翻译人才资源和主管中国翻译协会的行业优势，联合开展非通用语种高端翻译人才的培养，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提高翻译水平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