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局长兼院长，各位来宾，朋友们， 我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站在这里，因为让我谈的是一个对于刚才新任院长提出的要求——“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十分关键的题目，而我对此缺乏广泛和深入的了解与研究。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我很希望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的真实情况能更多的被外界正确地了解和理解，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国高水平翻译人才的努力。

 

在这里，我理解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笔译方面的高端人才。在座的诸位，对我国高端翻译人才的现状和需求，有不少人比我了解得多，体会更深，对于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壮大这支队伍，肯定都有思考和建议。因此，就不免冒昧，抛砖引玉，意在引起对这个问题的认真讨论和研究，以期中国翻译研究院在集思广益之后，能够向有关部门，甚至中央，提出中肯的、切实可行的建议。

 

中外交流，以及为之架起沟通桥梁的翻译工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历史上也不乏翻译大家。远的不说，近现代以来的鲁迅、巴金、傅雷等大翻译家都通过他们的翻译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出了季羡林、杨宪益、草婴等一批翻译大家。还有一大批长期从事外事外交、对外传播、社会科学、军事、科技、文学和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翻译工作者，曾参与我国领导人著作、我国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以及大量文学作品、科技著作等的中译外翻译工作，还有长期在译坛耕耘，将大量外国经济、哲学、文学、科技等领域的有关著作翻译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的前辈学者。

 

现在，随着我国与外国的交流日益频繁、国内外语教育的普及和国外汉语教育的推广，从事翻译工作的专兼职人员数量大大增加，但与“讲好中国故事”的需要相比，翻译质量，即用能打动外国人的方式介绍中国的能力，还很不够，大批高端中青年人才还有待培养。

 

目前国内的中译外人才队伍到底有多大，其中有多少高端人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调查数据。但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截至2014年上半年，通过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以初、中级为主）的人数仅3.6万人。据中国译协估计，能够承担审定稿任务的各语种高端人才全国恐怕不足万人，其中中译外高端人才或许不足千人。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刚才明伟局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不再重复。

 

2010年，中国译协举行了一个由高校翻译院系负责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并在会上做了一个调查。参加调查的教育工作者认为， 造成中译外人才巨大缺口的主要原因是：1）高级翻译人才，尤其是中译外人才的培养难度大；2）翻译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劳动报酬低，难以吸引优秀人才；3）社会对翻译特别是中译外的作用不了解也不重视；4）其他，如学生语言基本功太差等。

 

那么，怎么办？

 

首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从事中译外的高端翻译人才，显然必须具有相当的外文功底。但显然这远远不够，因为他们实际上从事的，不只是文字的沟通，还有文化和意义的沟通。因此，他们必须“知己知彼”，即比较深入地懂得我方在说什么，想表达什么，为什么这样说，也懂得外方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怎么讲他们才能理解我们在说什么。这绝不是字对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再创作，要求译者不仅要有扎实的中外文功底，而且要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

 

这样的人才，一时不足，有什么弥补的办法吗？

 

针对目前高端人才不足的状况，可以考虑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在重点课题上先下功夫，即选择需要重点“走出去”的题目，聚集懂外文的中国译者、懂中文的外国译者以及懂得中文稿内容（最好是作者本人）的人员，共同切磋译出。当按中文原文翻译出来，外国人不易懂、甚至可能产生误解时，可以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后改换一种表达方法。

 

当然，为此需要做相应的组织工作，需要建立汇集不同语言、不同专业方向的高端中译外人才库；也需要为翻译人才增长知识，扩大视野，有针对性地组织培训。比如：在翻译某篇重要文章时，请熟悉有关背景和文章含义的人员，向翻译人员做讲解，并在翻译的过程中提供咨询。

 

为使年轻有为的译者尽快成长，可以吸收与此有关的少量优秀年轻译者参与工作，耳濡目染，取得进步。

 

人才库中，还应包括一定数量、擅长不同专业的外国译者。他们以外国人的视角，更能体会读者的感受，更容易找到切合自己母语习惯的表达方式。他们的弱点，可能是不够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因此也需要中国同行，特别是懂得所译内容的中国朋友的帮助。

 

在聚集和培养高端翻译人才时，切不可忽略非通用语言翻译人才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人才。

 

世界上通用英法文的地区固然很多，但使用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的人口也并不少。何况，每一个国家的人都会因为你用对方的母语与其交流而感到亲切易懂，更乐于接受。

 

我记得有一个外文局的朋友是学斯瓦希利语的，他到坦桑时编写了很多生活小常识，比如怎么使用洗衣机、煤气灶，这些内容风行坦桑，销售量极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用斯瓦希利语编写，切合对方的需要。

 

为鼓励非通用语言外语工作者保持和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应考虑根据其语言能力给予适当的工资或津贴。由于他们所学语言适用范围有限，可以考虑建立能让他们在使用其语言的不同单位间流动的机制。

 

我记得外交部翻译室前主任说过，前苏联的外交部就是这样的，通用语种之外，多会一种语言就多一点工资或者津贴。如果会的是非通用语种或者稀缺语种，还要多一些。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建立这样的激励机制。由于他们所学语言适用范围有限，可以考虑建立能让他们在使用其语言的不同单位之间流动的机制。

 

我有一个切身体会，前几年到乌克兰开会，我和外交部借了一个俄语翻译。开幕式上，总统讲着讲着，改用乌克兰语讲了20分钟，因为当时中国使馆没有乌克兰语翻译，我国国内也没有，因此这二十分钟总统讲话内容我们无法知道。现在国内北京外国语大学培养乌克兰语人才以外，上海外国语大学也有这个专业，这些人才除了有固定的工作岗位，是不是可以借到国际广播电台或者使用这个语言的地方，也可以给他们创造更多机会，不然就很难培养非通用语种的高端人才。

 

我国有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我国少数民族的昨天和今天，是很值得讲述的“中国故事”，但要讲得好，不一定是只懂汉语的外语工作者能够一手做到的。他们还需要少数民族语言工作者的帮助。比如藏民族、藏文化，也有很丰富的内容，可能从藏语翻译成汉语不见得那么准确，所以需要有少数民族的同志参与其中。

 

还有一件事，要吁请出版单位予以支持，那就是稿费标准。可以理解，为了降低成本，会希望尽量降低稿费支出。面向市场竞争，不论翻译水平如何，商家会愿意支持能够尽快抢占市场的热门译作。不是有多版本的《达芬奇密码》吗？稿费标准也要像这样的作品倾斜，但是这样就容易扼杀精品的产生，鼓励粗制滥造，最终对出版社的声誉产生不利影响。如果稿酬能够拉开距离，以质论价，则可能会有助于质量的提高。花点本钱，出一些精品，不仅可以提高出版社的身价，也可以为自己赢得一群高质量的译者队伍。原来都说这是国家版权局制定的稿费标准，后来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其实是各出版社自行掌握，所以在座的如果有出版社的人或者朋友，希望你们予以关注。

 

从长远来看，不断壮大的、可持续的高端翻译人才队伍的培养，还要依靠高等院校的努力，以及产学研结合。为使老师能有更切身的体会，应考虑吸收一定数量的人员参与各课题的翻译工作。关于教育问题，一会儿还有专题发言，我就不班门弄斧了。

 

听说，有不少学外语，甚至学翻译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更乐于出国，以学得的外语去谋另外的前途。一些老师和老一辈翻译工作者，为此有些寒心。这的确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但不会是全部。总会有人愿意坚守祖国这片土地，到了外国也愿意尽力使外国人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因为自己是中国人。中国的发展，呼唤着更多的人更好地向外介绍中国。这是祖国和历史赋予的使命。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工作得法，我国高端翻译人才队伍会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翻译研究院在这一时刻、这样的背景下成立，其重任不言自明。我国高端翻译人才的聚集、培养和提高，以及如何让有限的资源，通过合理的组合，发挥更大的作用，无疑是题中应有之意。

 

中国翻译协会愿与中国翻译研究院一起，在高端翻译人才的培养和提高等方面共同努力，让我们的翻译事业薪火相传，不断进步！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