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对外传播的文本要注重与外界的共性，不能一味强调我们的文本是中国独有的，我们的制度是独特的，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近代百年是经历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国制订了现代化制度，这其中包含人类共同的智慧。从共性出发更易于沟通。不能在用词上让对方感到我们跟周围其他国家没有相似、相通之处，中国是很奇怪的国家。其实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是在与世界的交流、文明互鉴中自然成长起来的。可以从共性的角度入手，而后谈特殊性，不能全部谈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特殊性。

 

第二，要注重历时性。如习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专门提出十个传统概念，其中“大同”是《礼记》里的概念，按照习主席的说法，“大同”的概念是中国人最早追求的梦想，所以我们为什么追求共产主义？这和我们的历史传统是相勾连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能生根，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追求这样一个共同的世界。这样对外解释中国梦效果会好一些，因为外国人会认为中国梦是有特点的梦。中文词条应注意共性与个性的结合，注意历时性地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习主席在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谈到，要告诉世界我们只有一个中国，一个完整的中国，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是一体的，当代中国一点都不奇怪，它是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成长起来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继承性，绝对不能把当代中国和历史中国割裂开。一是勾连历史传统，二是注意由共性出发解释个性，不是从开始就谈个性。因为中国专家有时偏重关注本国本土的思想建设，却不够关注和外部世界如何交流。

 

另外，习主席说中国梦是世界梦，中国梦不是一个独特的只有中国人有的梦，而是一个具有融通性的梦想。习主席说我党的思想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前进着，这个词条肯定也要不断地修订。世界和人类的认知都在发展，所以不断修订和发展是对中文词条一个重要的建议。

 

翻译过程需要中国的外语专家，不能完全依靠外国的中国专家，但是又离不开外国的汉学家。所以中国的外语专家和外国汉学家如何更好的互动，如何培养知华、爱华，与我们能够有效互动的人才是我们的一项长期任务，完全依靠外国汉学家是行不通的，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第三，扩大语种范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是为了回应亚太再平衡，当前，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过了大陆外交。我们也不能只听英美国家媒体的说法，还要听“一带一路”中那些小国家、穷国家的感受，“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到的大部分国家都使用小语种，对同一个基本文本在语种方面可以稍加改动便更适应接受国的情况。国家的宏观政策给对外传播语种发展的方向做出了调整，对小语种不一定要求其发展有多快，但还是要加大发展力度，要跟上“一带一路”发展速度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