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1996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兼任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3月出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仍在史地所任教，从事专业研究，指导博士生。

 

        发表史学专著20余部、论文百余篇。作品获“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研讨会”论文奖、“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教育部及上海市优秀著作一等奖、“郭沫若史学奖”等。曾参加中国“人文学者南极行”、“走进非洲”等活动，本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新报记者日前在复旦大学采访了著名学者、历史地理研究专家葛剑雄，就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等问题进行了访谈。葛剑雄教授认为，不能让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一句空泛的口号，关键要从基层做起，全面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是有深度、有广度、可持续的

 

       新报记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您如何理解这个“大”？

葛剑雄：我希望这个“大”是有深度、有广度、可持续的“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经济的重视超过文化，今天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然而不论是与文化相关的产业总量，还是文化本身的作用与影响力，都比世界第二差很多；在国内，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还存在严重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别，因此发展文化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大"反应了中央和民众的愿望，但能不能做到，还要靠大家具体的努力。

 

       新报记者：您认为要达到这样一种“大”的愿景，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建立哪些配套设施来支持？

 

      葛剑雄：第一是要有相关思路。首先要把“双百”方针重视起来，即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么多年来我们很少真正做到过，也没有具体措施。文化如果做不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所谓的繁荣就是虚假的、表面的、是空中楼阁。于“双百”之间产生优胜劣汰，才能建立起符合中国特色的文化。

 

      次是要有相关政策。文化发展中包含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文化产业，既然是文化产业，就要市场化。政府不是自己去办文化，而是购买文化产品。比如办奥运、办世博，北京市政府、上海市政府招标去购买合适的文化产品，招标的过程中没有国企、民企、也没有中外企业之别，大家一起来竞争。国外好的文化形式，也都可以拿来为我们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体现我们的主流文化价值观，才能形成大发展。

 

      第三是要建立相关法律。要判定一个文化产品，或者一个媒体、节目，我们通过什么？要通过法律。到现在为止，文化产品、新闻出版存在一个无法可依的情况。你说这个戏不能演，为什么？需要有一个公信力的审查机构，审查过程公开透明化，比如电影的分级怎么分，如何判定何为不良东西，都要有一个法律规范的标准。

新报记者：“大”的涵义很广，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做起？

葛剑雄：文化发展要从国内、从基层开始。现在有些错误的导向，急着要去抢占世界高地，国内都还没弄好，就要走出去，拿什么走？走得出吗？我也赞成走出去，但这个“走出去”首先是要向世界学习。“三个代表”中第三个代表讲的很清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那就要吸取人类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所以走出去，首先是“学”，第二就是要让世界了解真实的、全面的中国文化。过去，老外看我们的演出、电影只喜欢看一些猎奇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没有把好的文化展现给人家看；第三是要推销中国的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文化既然是产业，就要产生商业价值。花木兰是中国的题材，却被人家好莱坞拍了挣钱，我们自己的《宝莲灯》拍出来在国外的影响却很小。我们的动漫不能老是买人家的，要自己走出去。我们不止一个孙悟空一个花木兰，我们的题材还有很多，要用各种方式来增加文化产品，提高其他产品中的文化含量。

 

        此外还有文化服务。比如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我们的导游水平如何，提供的各种咨询、介绍、翻译水平又是怎样。这里要消除一个误区，我们希望世界上学中文的人越多越好，实际上介绍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最有效的方式是翻译。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具有学外语的天赋，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学得好。中国人学阿拉伯语的很少，但是几乎人人都知道《天方夜谭》，这就是翻译的力量。中国有几个人能真正读懂莎士比亚？但只要有一个朱生豪把他翻译出来，大家不都能读了？我们现在不重视翻译，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办孔子学院推广汉语上面。真正要研究的人自己会去研究，我们只要给那些想学又没有机会的人适当的资助就可以了。当然我也支持办孔子学院，但千万不要过分依赖它，在美国已经办了70多个，还要办到100个，这就没有多大意义了。重要的是让美国人被我们的文化所吸引，主动来学。

 

       所以总结来说，文化发展最主要是把精力放在国内和基层。如果13亿中国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质，那么他们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远比我们派一批人出去传播要有效。但现在你到很多农村去，最多也就是有个电视看了，而这就够了吗？我不反对各地造大剧院，造博物馆，但我更关心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地区，多少人能够有阅读的机会，多少人能够看到节目和更新信息，多少距离之内可以像绿化配公园那样，来安排文化设施。所以我们国内要做的还有很多。

 

文化的传统与创新、雅和俗需要政府和媒体的引导

 

 

      新报记者：作为一名研究历史地理的专家，您认为中国的悠久历史在当今文化大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葛剑雄：文化的悠久和传统都是相对的，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审视，能够在今天的物质条件下还适用的，就要具体地继承，如果不能适用的，就只能抽象地继承。比如忠孝仁义礼信，这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但放到今天就要抽象地继承。比如“忠”，我们继承的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而不是忠于某个人；“孝”，我们继承的是尊老爱幼部分，但不必要再跪下磕头，也不应该要求子女在择偶时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义”，要符合现代社会的法律法规，不能违背法律去讲义。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下去继承，而不是照搬传统，认为儒家学说是尽善尽美的观点站不住脚，墨守陈规会阻碍我们的进步，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在传统文化的精神下推陈出新，创立与今天或未来社会适应的新的文化。

 

       新报记者：很多人说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流失得很厉害，文化上通俗压过了高雅，对此您怎么看？

 

       葛剑雄：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但今天我们的“礼”怎么样，很多时候连简单的称谓都说不清楚，马路上碰到一位女士，你怎么叫，叫“小姐”？变成坏事了。“同志”，本来也是很好的称谓，现在变成同性恋的代称了！电视剧里面叫老爸老妈老婆，现在我们许多重要场合也这么叫了。

 

       时下的媒体也是洋相百出，央视主播叫人家父亲“家父”，一些报纸甚至官方文件里错别字频出。文化有雅、俗之分，应该是高雅影响通俗的，但现在反过来是通俗影响高雅。《百家讲坛》来找我去讲课，说70%以下的电视观众都是初中文化，要让他们爱听。我认为，电视节目可以这样做，但不能让70%的初中文化去引导全社会，要逐步提高，而不能将《百家讲坛》当学术殿堂，上了《百家讲坛》就成了著名学者甚至大师。

 

 

新报记者：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葛剑雄：改变这种情况，需要靠社会和主流媒体的引导。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生前一度每个月给《人民日报》写一封信，纠正其中的错别字和不正确语法，在他看来，《人民日报》是中国最权威的官方媒体，它的语言必须准确。而我们现在很多主流媒体不仅错别字时有可见，还热衷于登个克林顿和他老婆怎样怎样的消息，这种消息是不应该上主流媒体的，这就是“雅”和“俗”的区别，谁来引导谁。

 

       央视原本有一档节目叫《读书时间》，做得很好，却因为收视率低而被砍掉了。作为一个公立电视台，国家应该拿出一部分钱来养这些收视率不高却有文化内涵的节目，如果所有节目都根据收视率来定生死，那荧屏最后就变成低俗当道。

 

       另外，媒体还有责任告诉观众，有一部分听不懂是正常的，这就需要你去做这方面的提高。满足通俗的同时，要不断引导他们逐步去提高，文化建设就起这样的作用，通过它，使我们的国民养成一个很好的素质。但这需要长时间的推广和潜移默化，而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当一个人把一种文化一种观念作为一种自觉行动时，这个社会才是真正的文明社会。

 

用人才要“求其用”不必“求其有”

 

       新报记者：上海一直被称为金融大都市，要把上海建设成一个文化大都市，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建设？

 

     葛剑雄：上海的文化繁荣有两个方面最重要。一是紧盯世界的先进，上海的特点是开风气之先，一些新手段上海要及时引进，让大家开眼界。比方说上海大剧院，不单单要吸引上海的观众，还要能吸引日本、韩国甚至世界的观众，做到演出市场上的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但在这里要处理好一个矛盾上海低端的文化市场也要有，我曾经跟市领导讲，如果每个街道社区都有很好的活动中心、文艺演出，哪怕大剧院的票卖到5000元一张，人家也不会来嫉妒了，这就是要把高端和低端的市场细分开。

 

     第二，上海要不拘一格吸引全国的人才，不一定是要人家来上海住，有上海户口。比如说，莫言得茅盾文学奖的《蛙》是上海出版的就行了，你要莫言待到上海来干嘛？现在贾樟柯在为上海拍电影，这就可以了。人才要“求其用”，而不要“求其有”。现在很多人都出高薪把人才挖过来，其实没有必要，因为文化创作不受地域的影响，上海只要能够买到好的剧本，请来优秀的文化艺术人才，为上海创作出好的文艺作品就够了。形式主义的“人才工程”没有必要，拿多少钱未必能培养出多少人才，更不可能靠堆钱堆出“大师”。真要扶植，还是应该资助具体的项目，为有天赋的好苗子提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