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将《水浒传》译成英语而赢得过中国文联颁发的最高翻译奖的沙博理先生就住在北京前海那片如同蜘蛛网一样复杂、密集的胡同里，胡同口常年停着一排排整齐的三轮车，他们身上和三轮车上都有“胡同游”或者“到胡同去”的明显标记，当他们踏着三轮车载着外国游客从你旁边走过时，你会听见他们操着简单的英语或者日语向游客介绍着发生在北京胡同里的历史故事。

　　已有九十一岁高龄的沙老在自家住的院子门口用中英文标注了门牌，而门框的另一侧是同住一个院子里的另一户人家的名牌和报箱，可见这所院子不是沙老的独宅。走进被明媚的春光笼罩着的四合院，记者的目光被墙壁上青翠的爬山虎，院子里的紫丁香和玉兰吸引住。花园中有一个陶瓷寿星，当记者端详沙老时，这位雪发银眉的老者正和蔼地笑着，他淡茶色的眼睛和雕刻着岁月风霜的脸竟然与老寿星十分相像。沙老听到这话，像孩子一样捂住脸笑了，大家被他这样童趣的动作逗乐了。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老先生啊。

 

　　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离不开中国！ 

　　沙博理，1915年生于纽约，是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半个世纪的翻译家、作家、中国问题学者，曾任中国外文局英文版《中国文学》、《人民画报》译审，沙老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通常人们把他与爱泼斯坦、陈必弟并列，称他们为：陪伴中国人民走过半个世纪的外国朋友。

　　在没有见到沙老之前，我们先读了他的自传《我的中国》，在书中他写道：“我在中国的时间比在出生地美国长！我对中国的感情比对生我、养我的美国深。入乡随俗，中国老一辈朋友都说我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每三年一次探亲假，而回到美国不到假期过完，我就要回中国来。”

　　面前的沙老真的很像中国人，那种谦虚，那种像中国老人一样可爱的“鹤发童颜”，以及在谈话中对社会不良风气的批驳和时不时夹杂的上海话，都很容易让人感觉到他是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员。

　　其实，早在电话约访的时候，就已经体会到沙老的亲切，虽然之前知道沙博理是一位加入了中国国籍的美国人，但是他对汉语的熟练驾驭还是让记者吃了一惊。“我们就约在早上吧，约在morning！”没想到九十岁高龄的沙老仍然保持着那份独有的幽默和对生活的热情。

　　可能所有的记者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沙老只有在提起夫人凤子的时候，话匣子才会打开。

　　凤子是中国著名的戏剧演员和作家，曾任《北京文艺》月刊的编辑。1947年与沙老相遇，从此一生没有分离。十年前，凤子去世，但她的照片一直挂在沙老的写字台上方，她的音容笑貌日日与沙老相伴。

　　沙老拿出厚厚的一本影集让我们看，当记者看到一张和外孙一起打太极拳的照片时，大家都乐了，照片上小外孙还穿着开裆裤，扎着马步模仿着姥爷的招式，这一老一小，一高一低，相映成趣。

 

　　影集中，“二战”时期的沙博理身着戎装，雄姿英发，酷似美国大片里的主角。那时，沙博理是美国的高射炮大兵，美国出于国际战略的考虑，派士兵学习各国的语言，沙博理就被指派学习中文。后来，由在耶鲁大学学习中文时结识的一位中国朋友向沙博理介绍了远在中国聪慧漂亮的女子——凤子。

　　提到凤子，沙老的眼睛似乎充溢了一些别样的温柔，他喃喃地说：“按照凤子的遗愿，她的骨灰就撒在这小片土地里。而这些花也长得更好了。”沙老指着窗外的那几株月季，“这些月季是她生前最喜爱侍弄的。”记得沙老已过世的夫人凤子在《人间海市》一文中写到过，养花是他们共同的爱好。

 

　　沙老曾在《我的爱人凤子》一文中这样描述与自己相互扶持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风雨的妻子：“凤子不只是我的妻子，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的一条不断的溪流，其间流淌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的精髓。”

　　沙老与中国的不解情缘最初源于对中文的学习。他当时倒更想学法语，部队做工作劝他说学中文的学校离他的家近，又用“男女生同学”加以“怂恿”，没想到他这一学就对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着就对文字背后这悠久沧桑的东方大国有了一种难以遏制的向往和无法言明的情愫，这种感受最终把他带到了广袤神秘的中国土地上。在这里，他遇见了凤子，遇到了自己钟爱一生的事业。

 

　　讲起那个时代的中国，沙老颇有感慨。在上海看到了老百姓受压榨被欺负的种种情景，这让充满了正义感的他心绪难平。他说：“那些情景活生生地摆在我眼前，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多苦啊。我觉得自己留下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采访中，沙老诉说着他与中国的半世情缘，回忆中他说：“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离不开中国！”稍顷，沙老手扶额头，冥想半刻，又补充道：“我是中（国）籍美（裔）人！”

 

　　无论翻译还是演戏，我用一生诠释中国

 

 

　　几十年来，沙老一直笔耕不辍，他把中国的很多著名作品都翻译成了英文，使得中国的文化经脉也能在国外的土壤中继续延伸。在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沙老翻译的二十余种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及中国古典名著中，《水浒传》和《新儿女英雄传》曾在美国出版。此外，他撰写的《一个美国人在中国》、《中国学者论述中国古代犹太人》、《中国古代刑法与案例传说》、《马海德传》以及自传《我的中国》等书，先后在美国、以色列、新加坡及中国出版。沙老曾写道：“翻译中国文学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它使我有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中国人，到更多的地方去‘旅行’，比我几辈子可能做到的还要多。”

　　在这诸多作品的翻译中，沙老无疑在向世界传播着中国的形象，努力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谈到建国初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沙老说：“以前我出国探亲，也和很多外国朋友以及专家一起聊天，发现他们对中国是太不了解了。那时美国敌视中国，对我们在国外的书刊发行进行各种限制，想在国外进行出版发行非常不容易。我几次去美国，了解书籍刊物的发行情况。其实在美的华侨是愿意介绍中国的，但是不敢。”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中国媒体在世界上的声音越来越大，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外宣刊物又应如何走近我们的受众呢？看来沙老对这个问题早有自己的思考，他说：“我们在对外传播中一定要注意介绍我们自己最基本的情况，然后再加上我们想要说的话。要让外国受众知道我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了解我们的文化、历史、生活和风俗习惯，也要介绍目前的新情况。”说到这儿，沙老用了个新词叫做“考虑对象”，他还联想到中国也有一个相同的说法，叫“有的放矢”。

 

　　但沙老说：“具体做到这点也不容易，需要慢慢摸索。其实最重要是要做到用他们的文字写我们的内容。具体来说，每种刊物都要有对自己情况的研究和考虑。”

　　采访中，摄影师不停地按下快门，对此，沙老显得非常适应，因为这位笔耕不辍的老者也曾经活跃在历史的电影银幕上，在一些重大历史题材的电影中出演过外国人的角色。从《停战以后》到《长空雄鹰》，再到《西安事变》，他刻画的美国空军将领、谈判调停人等角色至今还被一些出生在四五十年代的人深深铭记。

 

　　不管是演出，还是翻译，他都在描画一个自己心中的中国，在作品和角色中注入自己丰富的理解、演绎和情感，而这些也更加深了他对中国的了解和热爱。

　　当问及对自己演技的评价时，沙老非常干脆地做出一个否定的回答：“不好！”沙老回忆起凤子的评价：“凤子总是嘲笑我，说：‘你演戏啊，简直是个活道具！’我就不服气，反驳她：‘你这么说是因为你嫉妒！因为我演了而你没有演。’”这段对白充满了温馨的生活情趣，沙老哈哈笑毕，仍沉浸在恍若昨日的回忆里，似乎又回到那个甜蜜而幸福的岁岁年年。

 

 

　　我是用一支真实的笔写《我的中国》

　　沙博理1947年来中国，目睹过上海穷人冻死街头的悲惨景象，在1949 年看到一个新的中国从褴褛中、从污泥中脱胎而出，目睹同事们为新的事业忘我工作，他感觉到时代的激情，他愿意与这个国家一起进步。他打消了回美国的想法。1963年，他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批准，成为中国公民。

 

　　沙博理曾在书中写道：“人们会感兴趣，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很典型的美国人，会想要在中国度过他的一生。而且他们对于这个一度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很好奇。是什么带来经济振兴前的阵痛的呢？我的书也许能够说明它们，或者至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这部介绍了沙老在中国的见闻经历的《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自传，向国际人士介绍了一个他眼中的崭新而真实的中国。1979年美国将它出版，这是在美国出现的第一本由一位中国公民写的赞同新中国的书。它在美国引起人们对作者沙博理的好奇心，纷纷邀请他去演讲。沙老说：“美国能为我们做宣传，我很高兴。”

 

　　20年后，沙博理又将这几十年的中国影像补充进去，写成了《我的中国》。在美国发行时名字被改成《我选择了中国》，这样就更加吸引人。

　　从1947年沙博理来到中国，屈指算来已有60年了。他亲历亲睹了中国的战争和解放、革命和发展，沙老坦陈，自己对中国的感情和思想也都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从刚刚到来的懵懂、幼稚，到后来与中国文化和生活的逐渐融入，他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多，对中国的感情也一步步加深了。从1982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开始，沙老每年都花大量时间到地方去视察。他在用脚步见证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沙老说：“这么走下去比看材料更真实。”

 

　　如今，沙老虽说从中国外文局退休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他一直关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关心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今年“两会”期间，他还提交了关于旅游行业、交通安全、群众利益的提案。现在的他，比上班时候还要忙碌。

　　　　记者请教沙老，对从事外宣媒体工作的年轻人有何建议时，他乐了：“对你们小丫头有什么要求啊？哈哈，你们要多和专家们聊聊天，也应该多出国看看......”沙老银白的须眉与和蔼的笑容再次让记者联想到花园里的那尊陶瓷老寿星，他缓缓的话语流入记者心里，一如那日洒满院落的明媚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