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近30年，为研究生开设的《文学翻译》课上被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文学翻译需要理论吗？对于熟读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同学来说，理论指导实践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想不到答案竟是“不需要”。

　　这一答案当然与文学翻译自身的特点有关。与科技、法律以及医药类等非文学翻译不同，文学翻译更多强调语言的模糊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与所谓科学性背道而驰。正如翻译家孙艺风指出的那样：无论从语境、修辞，还是从语体风格等方面来考查，所有翻译类型中问题最多、最具挑战的当属文学翻译无疑。海明威关于文学创作的冰山理论其实完全可以应用于文学翻译：文本字面上的意义远不及言下之意来得丰富而深刻，而貌似忠实的“词对词”翻译其实最不忠实，因为文学文本的翻译要求译者不仅从文本指示层面，更要从文本意味层面去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翻译既是“翻译”，又是“创造”，是二者结合的“译创”。落实到具体的翻译方法，则增译、减译、归化、异化等皆为其题中应有之义。惟其如此，译者方能如英国大诗人德莱顿所言，“完全沉浸在作品中，完全理解作者的天才和敏锐，理解主题的性质，以及作者在表达主题时所采用的艺术手法”，从而实现艺术的再创造。

　　与之相反，具体到翻译理论，尤其是来自异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理论，则另当别论。译界前辈王宗炎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异域的理论往往对指导翻译教学（以及翻译实践）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这里首先需要对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与来自异域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加以区别。传统翻译理论往往是实践（译经）的产物，如三国时支谦的“文质”论，晋代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鸠摩罗什的“得大意”与“文体”说，隋代彦琮的“八备十条”，唐玄奘的“五不翻”等，言简意赅，极为警策。至于近世，无论徐光启的“会通”说，马建忠的“善译”说，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说，还是钱钟书的“化境”论，大抵要言不烦，都是以极其简明扼要的方式对翻译知识系统化的表述和解说，即令初学者闻之亦当欣然会意。

　　西方古代翻译理论与思想与中国极为相似，如西塞罗主张意译“风格”；圣•哲罗姆强调“意义的转换”；德莱顿在直译、意译之外，还提倡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译”；施莱尔马赫提出翻译是“阐释”；其他如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与严复的主张如出一辙，正说明东西方传统翻译思想的高度契合。然而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却渐渐偏离了文学、语言学而进入到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各家学说的众声喧哗，各领风骚，如勒弗菲尔“操控”论，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伊文-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鲁宾逊“意识形态身体学”等，而其中尤以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以及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影响最大——其对翻译知识的明言化、条理化、图表化诉求显得异常明显。但问题只在于，正如美国批评家布鲁姆所言，上述“文化转向”理论家皆可归入“憎恨学派”：他们强调了文学翻译的历史、文化及社会背景等外部研究，却扼杀了文学自身的美感和想象力——这一类并非来源于翻译实践的理论显然无法指导实践：二者的关系正如鸟类学家之于鸟。

　　借助于英国物理学家波兰尼的意会知识理论，可以对上述问题有更为真切的认识：波兰尼将人类知识分为意会知识和明言知识，从意会知识到明言知识构成一个连续体。意会知识的特点在于它的无意识性、个体性以及特定语境性，即其作用的发挥依靠特定的情境与氛围——它只能来源于长期的经验与体验，而且很难与他人沟通和分享。而意会知识与明言知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意会知识是自足的，而明言知识则必须依赖于被意会地理解和运用。”一语道出意会知识的优先性。就翻译而言，翻译实践中学习者获得的正是在具体行动中获取的知识，是意会翻译知识；而翻译理论旨在将翻译实践中获得的知识条理化、公式化或者图表化，形成明言翻译知识。很显然，翻译意会知识难于明言知识，因此，大多数翻译家对翻译的深刻体味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这并不是说翻译意会知识具有神秘性：它只是受到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局限。

　　波兰尼意会知识的优先性原理还体现在，意会知识的前提不一样，即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来源不同时，由意会知识提升出来的明言知识也是不同的。这一点对于我国当下的翻译研究极具参考价值，因为西方的翻译明言知识是在西方意会翻译知识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而西方意会翻译知识的来源主要是印欧语之间的转换活动，用这种翻译明言知识来指导中国学生学习和研究翻译，既忽视了该知识的来源，也违背了意会知识优先性原理，显然行不通。如翻译家出身的纽马克本人曾坦承，他所从事的翻译教学主要在印欧语之间进行，难度相对较小。而在英汉语言的翻译及教学过程中，由于两种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差异巨大，倘若一定要以交际翻译理论来做指针，则无异于削足适履。

　　意会知识的优先性原理对于正确认识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极具意义。众所周知，个体在实践中得到的全部知识里总有一部分或许多是无法言传的，因为它们同认识主体的身心融为一体、不可分离，此即为波兰尼所谓的“涉身性”。语言是人类进行沟通的主要工具, 然而“言有尽而意无穷”，事实上，“一种无法详细言传的技艺不能通过规定流传下去， 因为这样的规定并不存在。它只能通过师傅徒弟这样的示范方式流传下去。”只有跳进游泳池才能游泳，只有手握方向盘才能驾驶——而作为当事人，并不需要精通浮力公式或火花塞点火原理。中文翻译家刘宓庆也一直主张：翻译硕士研究生的报考条件，应该不少于两年的翻译实务经历，翻译博士研究生则应具有不少于三年的翻译实务经历，道理正在于此。

　　此外，民族文化对文学语言以及文学翻译的影响也不容小视。其中有一些是外在因素，但更多是作为意会知识的隐性因素，在无形当中发挥作用。所以，笔者认为，在理解和翻译过程中，首先应该准确把握意会/隐性知识，在语言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海德格尔所谓“前背景”中理解文学作品和文学语言。所谓译者主体性，不应当是被动处理信息，而是应当主动挖掘源语作者与译入语受众的认知差异，通过与自身已有的认知结构相比较，并通过译者的自反式隐显知识转换，有针对性地将原文中若干意会信息转化为明示信息，从而实现文学翻译创造性地叛逆。仍借用王宗炎先生话说，当下诸多理论泛滥：方法论者忘掉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异域理论崇拜者忘掉了自身的思维能力，一言以蔽之，他们都忘掉了“人”的因素。而文学翻译的特质，正在于以创造性叛逆为表征的译者主体性的充分体现，即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是一种从翻译实践中领悟、体会到的意会知识，与诸般文学翻译理论了无干涉。

 

杨靖，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19世纪中期美国文学、美国历史与文明。译著有《西方以东》《小说山庄•表》以及约瑟夫•奥尼尔、维尼楚克等作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