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指出：文学和文学翻译都是通向一个和谐世界的重要桥梁，因为这两者的创造与合作能使不同的人们心灵相通，共享精神的盛宴。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一直都是步履维艰。而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自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我国掀起了一股文学外译热潮，“走出去”的形势似乎一片大好。国家层面的翻译研究中心和文学对外传播工程拉开帷幕；大陆及港澳地区各大出版社策划的一系列外译著作陆续登陆海外市场；学界就文学外译展开的专题研究和学术会议也如火如荼。然而，在肯定文学外译事业已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尚需对外译热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冷静而深入的反思与总结，给这股热潮“降温”。
　　笔者认为，当前的文学外译至少存在以下几项弊病：
　　文学外译需要知己知彼
　　首先，缺乏自我反省与正确定位。文学外译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文学有“自知之明”，即明晓中国文学的基本特色及其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的地位，夜郎自大与妄自菲薄均不可取。而当前这两种倾向却颇为突出，前者表现为强势硬性、不顾及传播效果的文学输出，典型的例子是用“中国英语”（Sino-English）进行文学外译。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汉语文学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其国际影响力远不及英语文学，用“中国英语”翻译的文学作品恐难有广阔市场。后殖民主义理论不遗余力地批判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强调东方文化的价值与魅力。而如果我们就此洋洋自得，并摆出居高临下的文化姿态，则于外译毫无益处。另一方面，妄自菲薄的倾向折射出强烈的文学自卑与文化焦虑情绪，其典型例子便是热衷于对外传播反映中国落后闭塞面貌之作品，以刻意迎合部分西方读者的“特殊”口味。这无疑使外译文学蒙上尘垢，甚至蜕变为“黑色文学”，进而导致中国文学被整体误读，中国则被解构为“敌托邦”（Dystopia，即糟糕的社会）。
　　笔者认为，文学外译需做到知己知彼、自信谦逊。一方面，我们应充分肯定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的独特魅力。另一方面，我们应直面并反省部分中国外译文学作品未能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虚心学习国际上非通用语言文学译作的成功经验。正如张南峰教授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的前提下，以最合适的方式来解读和翻译最合适的作品，从而消解文化分歧，满足外国读者阅读需求，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缺乏优秀的翻译批评家
　　其次，当今中国不乏一流的翻译家，但是缺少不落窠臼、独树一帜的翻译批评家。套用余光中先生的说法，时下“二房东”式的翻译批评家，即贫于思想、贫于个性，甚至是贫于文字的批评家较多。此言非虚！且看《中国翻译词典》对“翻译批评”的定义：“翻译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换言之，翻译批评应是具有理论支撑、基于总结反思、主观与客观尺度统一的全方位评价活动。而反观当前的翻译批评，人云亦云、随感式、直觉式的揄扬歌颂成为主宰，话锋犀利却闪烁理性之光的批判极度缺位，似乎应景捧场的书评和东抄西袭的空论成了翻译批评的全部。究其缘由，无非如下：翻译批评家囿于传统的翻译批判范式，往往视翻译作品为译家才华与灵感的结晶，因此语言层面的佳译赏析和误译辨究成为批评的主要形式，译家的遣词用句成为评价的主要对象，而对翻译作品的结构性、接受度，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观等诸多密切关联、相互制约的要素的批判则显得面目模糊、言语支吾。
　　回顾现代文学史，文学的发达与文学批评的繁荣总是相伴而生。同理，没有精当而坚实的文学翻译批评就不会有文学外译的真正繁荣。刘云虹教授认为：“作为沟通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并促进两者之间形成积极互动关系的桥梁和纽带，翻译批评无论对翻译实践的开展或对翻译理论的深化，无疑都应该是最充满活力的一种建构力量”。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历史语境下，翻译批评必须深入探讨文学外译的翻译价值、翻译理念、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等问题，着力解决目前文学界和翻译界存在的分歧与矛盾，承担起批评应尽的责任，散发出批评应有的热度，为中国文学在异域的生根发芽贡献力量。
　　缺少与国外知名出版机构的合作
　　再次，对海外翻译家重视不足，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有待加强。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译工作主要依靠本土译者，采取异化策略，目标文化的规范和体系被严重忽略。胡安江教授指出：正是上述不当的译者模式和翻译策略阻碍了文学的“走出去”。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 在上世纪60年代曾说：“分析中国诗歌时，我们不宜太过放肆；但至于翻译，我们则当仁不让。因为翻译最好是用母语译入，而不是从母语译出，这一规律几无例外”。译者应将母语作为译入语的这一原则决定了我国文学外译的最佳实践者是海外汉学家和翻译家。而目前，文学外译组织者们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一翻译群体，知名的外籍翻译家也局限于下列几位：葛浩文（HowardGoldblatt）、蓝诗玲（JuliaLovell）、杜博妮（BonnieS. McDougall）、狄伯杰（B.R.Deepak）和饭塚容（Iizuka Yutori）等。
　　如何吸引更多优秀海外汉学家参与中国文学的外译事业，是翻译界需要共同思考的重要问题。设立“汉学家翻译基金”、“国际中文翻译奖”，完善“文学外译人才库”，开展海外译者“驻地翻译”，即定期征募外籍翻译家来中国访问交流、与中国作家直接对话等都是可行措施。而加强与国外知名出版机构的合作，拓展海外传播渠道，研究海外读者的阅读偏好和文化立场，并进一步培育读者群体也是文学外译的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必须指出，笔者上述所有批评无意针对任何个人或机构，旨在为文学外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
　　文学外译，道阻且长，行则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