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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翻译方法论回顾

郑海凌在其专著《文学翻译学》里指出:文学翻译是艺术化的翻译,是译者对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审美的把握,是用另一种文学语言恰如其分地完整地再现原作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他把艺术性定位为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把原作的艺术形象作为文学翻译的主要对象。在我国翻译界一向都存在料学派”和艺术派”之分。主张翻译是科学的,一般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实际上,文学翻译不是单纯的科学,也不可能只讲艺术,文学翻译的本质应该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辩正统一。
  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提出:自古以来的翻译策略可以分成归化和异化两大类。异化法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原文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归化法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译者向目的语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我国的文学翻译研究,其实早就讨论到这两种翻译方法,只是所用名称有所不同。
  严复翻译天演论》时提出了译事三难”一一信、达、雅。信,就是要求忠实于原文;达,就是让人能懂,表达通顺;雅,就是语言要美。这成为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个中心议题。林语堂提出了翻译的三大标准:忠实,通顺,审美。与信达雅”一脉相承,没有什么新意。在翻译过程中,重达”和雅”,就会倾向于使译文向译入语靠拢,于是遵循归化说”重信”,则为遵循异化说”。严复翻译天演论》,则是极尽归化”之能事,他不仅用地道的古汉语来翻译,而且边译边议。
  20世纪50年代,傅雷在高老头》译本序中提出了神似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同时,他又说:我并不是说原文的句法就完全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翻译家萧乾曾经也指出:文件翻译和文学翻译是两码事,前者不容许任何灵活,而后者神似比形似更可取。”
  20世纪60年代,钱中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化境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语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后来有人又提出了信达切'信达优”。切合事实谓切”,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谓优”。本质上,信达切”是形似论”的延伸,都属于异化说”,都要求译文尽量保留原文的风格,向原文文化靠拢。信达优”是神似说”的发展,都接近于归化说”。
  20世纪80年代,许渊冲提出了优势竞赛论”。他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看那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作的内容;主张译者应尽量发挥译语优势,即尽量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以便使读者知之、乐之、好之。
  1989年,辜正坤发表论文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破除翻译标准一元论观念,提倡翻译标准多元化、系统化和互补性。认为,不同的翻译标准代表了译作价值的各个方面,每个标准发挥自己功能的同时,也就是在和所有的标准相辅相成,起着弥补其他标准缺陷的作用。
  2001年孙致礼在中国翻译》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一百多年里我国的文学翻译是归化占主导地位的,改革开放之后译者的意识形态和我国文学里占支配地位的诗学”的变化是文学翻译策略从归化到异化发展的主要根源。他提出在实在不能异化时就不要勉为其难,提倡可能时尽量异化,必要时尽管归化”。蔡平则主张翻译应以归化为主,同时他又指出:其实归化和异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对抗性概念,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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