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翻译公司完成旅游业景区介绍中文翻译
时间:2020-07-08 08:00 来源:未知 作者:dl 点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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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慕田峪长城 6.1 慕田峪长城和慕田峪村 作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最显著的特征，长城，以其恢弘的外观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景点之一。1987年，作为中国第一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地，长城名列其中。北京，拥有多处明代（1368-1644）长城遗址，又凭借着自身的国际知名度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因此被视为是参观长城的最佳地方。 慕田峪长城位于怀柔区，距离北京市中心大约75公里，自1988年开始该地区正式发展旅游业，并成为北京地区最著名的长城景点之一。慕田峪村的村民以各种不同方式从事旅游业，因此该村无论在地理上还是财政上都与长城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该村到长城有唯一一条终止到该村的路连接着。慕田峪长城因其旅游业的充分发展以及社区参与的现状，被选为开展该项研究的景点。 慕田峪村位于慕田峪长城坐落的山脉的一侧，据旅游区仅一步之遥，接受慕田峪旅游区管理局的直接监管，该管理局是慕田峪长城的管理机构，也是县级政府行政部门。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该村共有188户家庭，约510人口，耕地面积128亩（15亩=1公顷）。在从前，果树种植是该地唯一的经济来源，直到1988年该村转向发展长城旅游业。从那时起，旅游业快速发展，随着更多的旅游团到来，当地建造并改良了许多设备及基础设施。现在，慕田峪村凭借着旅游业发展水平稳居怀柔区经济发展前列。2006年的人均年收入为人民币14445元。该村村长表示，旅游业已成为该村大多数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该村86%的收入来自于旅游业。 6.2 管理结构 慕田峪长城的开发是于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的。据前任村长所述，慕田峪村的村民积极拥护这一决策，并希望借此发展本村的经济。政府在慕田峪发展旅游业的另一种考虑是为了缓解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对八达岭长城造成的旅游压力。在当时八达岭是唯一开放的长城景点。重修始于1983年，在1986年11月，慕田峪景点试营业向公众开放。在获得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局和国家旅游局的审批之后，慕田峪长城于1988年4月29日正式开放。 据主任介绍，长城属于国家财产，管理权归各个旅游区所有。慕田峪长城旅游区属于县级管理部门，并受怀柔区政府的直接监管。怀柔区旅游局和文化遗产管理局在慕田峪长城旅游区各自的管理区域内对业务进行监督和管理。按照区级、市级、国家级对全面的政府监管进行分级。由同一个管理团队进行管理，慕田峪旅游区的管理部门被分为两个主体：北京慕田峪长城旅游区办事处和北京慕田峪长城旅游区服务公司。前者作为县级管理机构，直接对慕田峪村进行管理；后者主要针对旅游区的管理。旅游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门票，通常被用于支付人工成本、经营成本、长城的修复和保护工作。通过与慕田峪长城的管理人员的谈话，我们得出如图6.2所示的管理结构。 我们在表6.1中列出了在慕田峪长城经营的主要企业。根据办公室主任介绍，慕田峪景区（包括缆车）共有300名工作人员，期中有100名是慕田峪村村民。他们是在慕田峪长城景点开发之初，作为占地补偿而被招募来的。在慕田峪景点开发之初，还从怀柔县招募了200名员工。仅有很少一部分工作人员是大学毕业生和转业军人。慕田峪景区开放之后，很少有从外地雇佣来的人员，原因是当地村民反对从该村以外雇佣人员。 景区内所有的商店和饭店都由当地村民经营，以此作为征用他们的土地的补偿。在慕田峪旅游区服务公司的管理结构下成立了营销部，由慕田峪村民委员会和景区办公室联合管理，后者负责景点的店铺的日常管理和监督。 国家级 国家旅游管理局 国家级政府部门 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局 市级 北京市旅游局 北京市政府 北京市文化遗产管理局 区级 怀柔区旅游局 怀柔区政府 怀柔区文化遗产管理局 景点 旅游区管理部门（县级） 主要 管理 北京慕田峪长城旅游区办事处 一支队伍，两个实体 北京慕田峪长旅游区服务公司 序列 接受管理 的次级序 慕田峪村 北京慕田峪长城旅游区 列 图6.2 慕田峪长城的管理结构 表6.1慕田峪长城旅游区的主要企业
长城的保护和修复是慕田峪旅游区的重要职责。任何修复计划，根据其规模的不同，需获得区级、市级、乃至国家级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的批准。保护和修复长城的成本主要来自于慕田峪景区的旅游收入。 对长城的修复和保护分为三个级别：应急维修和加固，修复，复原。慕田峪长城处于修复级别。到目前，慕田峪长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主要修复，总共有3000米的长城和20个瞭望塔得到了修复。出于保护目的，不允许在长城城体上开设任何商店。在每年的非旅游高峰期，还要开展定期检查和小规模维修工作。据主任介绍，在2008年北京文化遗产管理局批准了一项计划，在遵循“修旧如旧，保持原貌”原则的基础上，再对慕田峪长城西部的2400米进行保护性修复。 慕田峪旅游区坚持“长城的一切开发工作以保护为前提”的原则。每年的保护和修复成本为300万-400万元人民币。据主任介绍，由于申请政府拨款具有困难，大多数保护成本都来自于慕田峪旅游区的门票收入。所有的保护性开发项目都需要区一级或市一级政府部门的评估和审批，许多可能对长城带来负面影响的项目均被拒绝了。在景点，只有少数商业设施获得批准并建成，例如在山上和山下运送游客的索道和缆车。根据主任介绍，梦石园的建立是为了宣传长城文化的同时宣传中国的石文化。并且，作为选址于长城脚下的中式园林，它对长城的影响极小。 据主任介绍，世界遗产的称号对于该景点来说是至高的荣誉。这有助于提升长城乃至中国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就长城的规模与环境等实际情况而言，保护整个长城是不可能的。在怀柔区，共有60多段长城，在北京以及全中国的其他地区还有很多。得到保护和开发的只有一小部分。尽管有针对遗产保护的规章和政策，监督和管理的水平仍不能满足要求。由于资金有限，大多数部分没有得到充足的保护，面临着自然侵蚀、人为破坏等方面的威胁。 主任对我们说，保护长城的两大重要问题是管理系统和资金。尽管长城属于国家财产，但它跨越多个省，因此处于多个省级或地方级管理部门的管理之下，这导致了管理和协调上存在的困难。此外，长城跨越数千公里各式各样的地理环境，保护工作需要极大的人力和财政资源。例如，未经开发的长城段，在中国被称为“野长城”，禁止私人攀登。但是，由于这样未开发的长城段的数量太多，凭借有限的人力和财力，不可能控制这样的个人行为，因此会导致参观者的人身安全问题，例如参观者跌落，以及对长城的伤害。 就慕田峪长城而言，当前的管理结构执行景点级、区级、市级、国家级的分级管理制度，包括文化遗产管理局和旅游局两个系统。文化遗产管理局对景点具有相对较高的管理权：任何修复和建筑活动都必须向该部门报告并经其审批，以确保长城得到妥善的保护。还需要与世界遗产委员会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不定期的交流并接受它们的监管。但是从世界遗产委员会（WHC）获得的资金帮助，即便有也不会很多。世界遗产称号对于慕田峪长城来说的主要得益仅是提升了长城的国际知名度，并且这种知名度在一定意义上被所有的长城景点所分享，在听取国际上的意见以及其他处于类似环境的代表段——例如把大量长城——的建议后，可以获得潜在的利益。 慕田峪长城还强调作为世界遗产的教育功能，据慕田峪长城旅游区的公关经理所说，慕田峪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常为怀柔区和北京市的中小学主办关于长城历史和文化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6.4 旅游业发展 作为北京市第二个被开发开放的长城旅游景点，慕田峪作为长城旅游景点凭借优美的自然风光享誉中外。自1988年正式开放以来，每年来慕田峪旅游的游客数量在前八年呈波动状态，在这之后迅速增长，除了2003年由于“非典”（SARS）而减少）（见图6.3）。从2006年开始，年游客数量稳定在大约160万人。该公关经理表示，近年来总游客数量开始以较低的速度增长。游客数量明显低于八达岭，在现场调研期间没有发现拥堵。根据北京旅游局的分析，慕田峪的最大日游客接待量为35000人，最优日游客接待量为25000人。即便在2008年10月国庆期间，也是一年中最忙的期间，慕田峪的最高日游客接待量也仅达到最优日游客接待量的87%，相当于最高接待量的62%。这表明在慕田峪具备更进一步开发旅游业的潜力。 根据该公关经理描述，外国旅游团在过去几年中占据了45%-50%，在2008年增长到60%-70%。这肯能是由于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原因所致。通过现场调研，我们也发现了外国旅游团在慕田峪的高比例。接受采访的景区工作人员和村民都认为外国旅游团是被繁茂的植物和优美的风景吸引到慕田峪来的，他们的口口相传增加了慕田峪的国际知名度。 我们观察到大多数旅游者均选择在白天来参观。他们在上午到来，傍晚之前离开。该公关经理说，即便周边有便利条件，但是并没有很多旅游者选择在景点用餐，很少有人选择过夜 通过与景点的小型企业经营者交谈，我们得知，就旅游旺季而言，游客人数通常在夏季和初秋随着更多旅游团的到来达到顶峰，从11月到次年3月明显下降。 根据管理者、村长以及国际投资者的叙述，在夏季，慕田峪长城仅仅是吸引人们来到这里，但是不能吸引他们住宿并消费；因此发展的计划和措施需要着眼于如何能使人们在慕田峪逗留更长时间，并且有更多的消费。 6.5 慕田峪长城的发展计划 根据主任和办公室主任的叙述，慕田峪长城旅游区现在正在计划实施新的景区方案，并且已经获得了区政府的支持。制定于2003年的老版本景区方案作为新方案的初步版本。根据主任介绍，景区计划由专业规划公司根据政府对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的要求而制定。为了此次研究的目的，研究者对慕田峪长城的2003年方案进行了回顾。 办公室主任还介绍说，当前的慕田峪长城规划进程已经持续使用了7-8年，并且正在逐步改良。目的是为了将旅游区从现有的8-90平方公里扩大到更大的面积，并提高慕田峪长城的影响力。并且，旅游区的规模也是申请国家级风景区的一个重要指标。扩大慕田峪风景区的计划的实施困难主集中在耕地占用、山区资源、风景区的所有权等问题上。由于风景区在将来的管理会涉及很多个村或县，当前作为县级管理部门的慕田峪旅游区办公室仅对慕田峪村行使监管权，是无法处理这些问题的。计划的实施还需要来自怀柔区政府的支持。 该办公室主任还指出，慕田峪长城是怀柔区的主要创收项目。近几年，旅游业的影响大多仅局限在慕田峪村之内。来自其他村的旅游企业中的一些员工也是这样说。在未来，需要更多的村子参与到慕田峪长城的开发工作中，这样会对整个怀柔区的经济带来积极的影响。 6.6 社区参与 当地居民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到慕田峪的旅游业中，我们根据采访和观察，将其归纳在表6.2中。主要的参与方式是经营小型店铺。根据办公室主任和村长介绍，这样的商机是专门为慕田峪的村民提供的，并且以免收租赁费的方式来补偿开发旅游区占用他们的土地所带来的损失。慕田峪村和旅游区均通过慕田峪长城旅游区办公室下设的营销部对店铺经营进行管理。根据村长所述，在近几年来，店铺的数量保持稳定，能满足景区接待量要求。店铺所有权是通过自然更替的方式改变的，老一辈村民退休之后，年轻一代接手继续经营。为了平衡店铺位置对经营状况的影响，以及保证公平地利用最佳店铺位置的机会，采取同种企业类型的店铺间位置每日轮换制度。最开始的店铺位置，是由同意商业类型的店铺所有者在年初投票中决定的。这种制度由于其公平性收到了店铺所有者的欢迎。 表6.2 慕田峪长城当地居民参与旅游业的不同方式
6.6.1慕田峪村的外国定居者 慕田峪村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有外国定居者在此居住并向该村投资。到目前，共有22所房屋被来自美国、丹麦、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外国定居者长期租住，他们大多周末在此居住。根据中国的政策，农村居民不得出售他们的土地上的房屋。因此，这些房屋是长期租借给外国定居者的，通常是30年。这对于某些村民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收入来源。 吉姆·斯皮尔先生是第一位外国定居者，也是“小园”的投资者及合伙人之一，在他于1996年第一次来长城参观期间，慕田峪村秀丽的风景、稀少的人口、以及远离尘世的地理位置，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与一个卖T血衫的村民交谈，他表示他想在村里找栋房子度过夏天。一周以后，他得知有这样的一所房子出租，于是他成了第一个在慕田峪定居的外国定居者。从那以后，吉姆帮助他的朋友们在村里找到地方，并对他们的房子进行重新设计和改建。从那以后慕田峪村的外国人社区形成了。此外，慕田峪村民们大多对外国定居者都很友好热情，他们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外国定居者的出现，为当地文化增添了多样性，为这个传统的中国小村增添了新景致。他们通过投资和管理“慕田峪长城小园”直接参与当地旅游业，并通过创办“国际姐妹村”项目积极致力于村庄发展。 “慕田峪长城小园”是在吉姆家族和朱丽叶家族的直接投资下创办的，他们都是慕田峪村的外国定居者。“小园”项目始建于2006年，当初由村长邀请外国定居者投资，其目的为为了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并扭转该村低迷的经济。村长及村民委员会帮助他们以较优惠的租金租下了位于村子中心的一所废弃的小学校。于是，原来的校舍被建设为“慕田峪长城小园”，以小园餐厅（一家西餐厅）和小园艺术玻璃公司（一家玻璃加工工作室）而著名。学校原有的格局和房屋得到了很好的维护，教室内的黑板也被保留下来，从而保持一种学校的格调。玻璃工作室还被建设成一个旅游点，在那里游客可以体验玻璃吹制加工法，并购买玻璃艺术品。小园每周接待顾客500余人，主要是外国人和当地富人，小园虽然规模很小，但是发展很快，由其是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 小园项目的到了慕田峪景区、怀柔区、乃至北京市政府的深切关注。他们在经营中强调“本地化”的观念：雇用并培训当地居民，维修当地房屋，使用本土产品，提供家常食品，并出售景点的手工制品。吉姆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发展可持续性旅游。根据吉姆所说，大多数农作物，例如水果和栗子，每年仅为该村的家庭带来很少的收入（大约为人民币2000元），远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因此有必要为该村寻求其他商业契机，旅游业是最好的选择。 就工作机会而言，除了经理、厨师、玻璃吹制工等专门或专业人员之外，小园还为当地居民提供了35个全职工作机会。由于旅游业具有季节性特点，在夏季的旅游高峰期还会雇佣兼职工作人员。大多数工人是从渤海镇雇来的，只有很少是从慕田峪村雇来的，原因是由于慕田峪村发展长城旅游业，经济条件要比渤海镇的村子相对好。尽管倾向于雇佣当地人并不是政府的要求，但这的确是投资人或合伙人在此建立企业的初衷。当地政府也通过自己的体系帮助公司找到胜任的当地工人。除此之外，由于慕田峪是个小村，与当地人合作并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当地企业也从“小园”项目中获益。有一家约10人的公司在慕田峪村从事房屋和饭店的维护、园艺、清扫工作。此外，有一些慕田峪村的村民将房屋租借给工人作为宿舍，也能通过收取租金获得收入。同时，国外投资者通过培训工人、与村民分享管理经验，有助于提高服务水平。 我们还在该村看到了国外定居者参与村庄建设。例如，村里的指示标记都是中英双语的。根据村长所述，这些标记的设计和措辞都是来源于村民和国外定居者双方的意见和创意。国外定居者还为社区空间的绿化做出了贡献。 充分利用国际参与力量，慕田峪村村民委员会创造了一种新的农村发展模式：建立“国际文化村”。朱丽叶·王·阿普顿（Julie Upton-Wang）女士是“小园”项目的投资合伙人，在她积极建立的联系的基础上，我们开始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霄本村展开交流，该村也凭借自身怡人的自然环境及文化财产发展旅游业。两个村都经历过人口缩减，并通过旅游业实现经济复苏，因此在农村发展的进程中有着类似的经历。在2007年6月，慕田峪村及旅游区的代表访问了霄本村，并签署了“国际姊妹村关系备忘录”。慕田峪村也计划着在不久的将来邀请霄本村的代表来慕田峪访问。通过访问，慕田峪村的代表发现霄本村的村民为游客制作定制的纪念品或艺术品，并将制作过程本身作为一种旅游吸引力。相比之下，慕田峪的村民卖给游客的产品很少带有慕田峪特色及艺术价值，例如大批量生产的带有长城图案的丝绸产品或布产品，以及批量生产的中国风艺术品。只有少数从事玻璃雕刻，但并不是很受欢迎。霄本村的经营模式为慕田峪村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使他们获得发展旅游业的很好的经验。 朱丽叶指出，尽管姊妹村的关系不能是慕田峪村直接从中获得有形利益，但是，能在文化、经济、旅游业发展等方面交流创意、分享经验、拓宽视野，这样的机会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尽管两个村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不同，在发展模式上却有着相同之处，并且秉承着同样的目标，即保护他们珍贵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并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对两个村来说，以地方特色和比较优势为基础发展旅游业都是能够取得成功的道路。 6.6.2 小企业经营者 参与调查的52个小型企业经营者被入以下几个经营类型：纪念品（30），食品和饮料（6），土特产（14），小吃（2），餐馆（3），家庭旅馆（3）。纪念品商店是慕田峪的主要企业类型，占所有商店的70%。食品饮料和土特产品约占所有企业的10%，位居第二。还有很少数量的餐馆和小吃店，以及大约10家家庭旅馆分布在该村。 所有参与调查的52位小型企业经营者都是慕田峪村的村民（见表6.3）。其中的女性（56%）要略多于男性（44%），年龄段各不相同。多数（88%）是在该村生活了10年以上的长期居民。被调查者通常都接受过中学教育，但是没有人具有大学文化。 表6.3 小型企业经营者的人口统计数据特征
为了进一步了解各个类型的小型企业经营者的特点，我们通过卡方检测（见表6.4）检验了企业类型和基础统计数据之间的关系。经营不同类型企业的人们在人口统计数据上表现出显著地差异，例如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反映出了经营不同类型企业的不同要求。纪念品商店，作为数量最多的企业类型，从业者的男女比例大致相等，教育背景和年龄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多数为中年人（59%），并且多数（56%）接受过中学教育。土特产商店的经营者多为中年女性，大多数接受过中学教育。食品和饮料商店的经营者多为55岁以上的老人，且受教育水平较低。参与调查者中有三人经营餐馆和家庭旅馆，他们都是中年男性，大多接受过中学教育。小吃店是景点数量最少的企业；三家店铺中有两家参与了调查，这两家都是由中年女性经营的，她们都接受过初中教育。 我们还对基本的企业信息以及经营者对企业经营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大多数（90%）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收入在经营这些企业之后增加了，多数人（75%）对他们当前的企业表示满意。此外，多数人（86%）使用他们的个人储蓄开办企业，而不是接受政府的支持。差不多所有的（92%）人都表示，政府将景点企业的经营权仅交给慕田峪村的村民，并且不收取店铺租赁费，每年仅需缴纳几百元人民币作为店铺的基础维修费，这样的政策使他们从中受益。因此，几乎全部的旅游企业收入都属于店铺经营者所有。通过与参与调查者的交谈，我们了解到，企业的月收入为500-3000元人民币币，这取决于企业类型、个体经营者的差异、以及季节性因素。总而言之，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食品和饮料店最易受季节性波动影响，收入相对较低；纪念品商店的收入，在不同的店铺中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小吃和土特产品商店多数稳定地保持在中等收入水平。并且，纪念品商店的经营者还特别提到了竞争激烈。 小型企业经营者对于世界遗产的称号都持有积极态度。许多被调查者认为世界遗产称号有助于与旅游业发展（85%），有助于长城的保护（85%），有助于当地企业的发展（85%）。至于对提高国际知名度（94%）以及吸引更多游客到此游览（94%）的作用，他们也持有较高的认同度。 他们对旅游业发展的评价大多是积极的：81%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通过旅游业发展获得了更多的利益；有94%支持当地政府深入发展旅游业；有71%对旅游业发展现状表示满意。79%的被调查者希望政府更多关注旅游业对当地居民的影响。 我们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保护等方面调查旅游业的影响（表6.5）。在各个方面的很多问题上我们都得到了表示赞同的答案，但是在环境影响这一问题上却有着更多不同的观点。 表6.5 小型企业经营者对旅游业带来的影响的看法(样本数D=52)
就经济影响而言，大多数人认为发展旅游业有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85%），有助于提高当地生活水平（83%），有助于提高当地收入水平（81%），有助于提高当地服务水平（86%），有助于为当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58%）。大多数参与调查者（81%）认为当地居民从旅游业中受益。旅游业在当地经济中的重要性得到81%的参与调查者的认同。在改变当地物价水平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对此我们将使用卡方检测发进行深入分析。在不同年龄段中发现了.05级的统计数据明显差异（自由度df=4；概率P=.002）：93%的老年人（55岁及以上）认为旅游业导致了当地物价水平提高，在中年人和青年人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更具多样性。差不多半数（47%）的中年人（35-45岁）不认为物价水平已经提高，相似比例（45%）的年轻人（18-34岁）不同意这一观点，但也有33%同意。这说明接受调查者越年轻，对物价上涨的认可程度越低，可能是由于老年人对物价变化更加敏感并非常关注，并且做了长期观察。 我们从六方面因素（表6.5）解释旅游业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多数参与调查者表现出积极态度。大多数接受调查者认为由于旅游业的发展，提高了当地居民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度（85%）以及对长城文化的理解（92%）。这表明旅游业发展有助于对文化遗产尤其是长城文化的理解。几乎全部（90%）的参与调查者都赞同旅游业对提高他们对家乡的魅力和特色的认知度具有积极影响，76%认为由于旅游业的发展，更多的当地人愿意留在自己的家乡工作生活。多数（81%）的参与调查者认为旅游业发展有助于建立友好型社区环境。但是，关于旅游业对丰富当地生活的影响却有着更多不同的意见。在教育背景一项中发现了统计上的明显差异（自由度d=6；概率P=.002））。具有小学文化的的参与调查者中有3/4（75%），具有初中文化的参与调查者中有74%，都同意旅游业发展丰富了当地生活。相比较，具有高中文化的参与调查者中有45%同意该观点，另有38%不同意。这样的差异说明，那些接受较高等教育的人对于本地生活的预期值更高，由此降低了他们对现在局面的满意程度。 至于环境影响，我们发现了更多的不同观点。除了在旅游业对长城的保护和维护（85%）以及对当地社区的建筑（85%）具有积极影响这一问题上普遍持同意观点之外，其他问题的同意率相对较低，我们将应用卡方检测来识别出与年龄、性别、教育背景、企业类型相关的差异。 我们认为，企业类型是导致在美化环境（P=.004），更多交通拥挤（P=.001），更多噪音（P=.042）等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的重要原因。图特产品销售者更多地（79%）认同旅游业发展美化了环境，餐馆和家庭旅馆业主中有67%同意这一观点。但以下两种人群中有不同声音，即小吃食品销售者（100%不同意）和饮料销售者（67%不同意）。纪念品销售者的大群体中就这一观点再次出现了不同意见（26%同意，41%中立，33%不同意）。关于旅游业导致更多交通拥堵这一观点，所有的食品销售者和食品饮料销售者不同意这一观点。多数图特产品销售者（86%）和餐馆旅店经营者（67%）也不同意这一观点。同样，在纪念品销售者中也对交通拥堵这一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37%同意，33%不同意）。当被问到是否认为旅游业会导致更多的噪音并破坏和谐的村庄环境时，除了纪念品商店经营者之外的大多数参与调查者都表示不同意；纪念品销售者中间的意见也不尽相同（44%同意，37%不同意）。与收入和商业竞争水平紧密相关，企业类型对于参与调查者对环境影响的容忍力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纪念品销售者对于旅游业对环境的影响这一问题的观点体现出较大的内部差异，这可能是由于较高的竞争水平导致每个店铺经营者之间的经营绩效存在较大不同的原因所致。 6.6.3 慕田峪村的村民 我们在现场调研时随机访问了慕田峪村的一些村民，他们都有家人或亲属从事旅游业或在景点工作；也有曾近亲自在景点经营企业但现在已经退休的。因此，尽管在采访时他们已经不再参与旅游业企业，但他们还是居住在本村，并与旅游企业存在间接关系，直接受到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与小型企业经营者相比，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在村中居住的时间更长；从比例上来说，23个村民样本中更多的是老年人和男性。我们使用和用于调查小型企业经营者一样的表格来调查他们对于世界遗产称号、旅游业发展、旅游业影响所持的看法（见表6.6）。 表6.6 村民对世界遗产称号以及旅游业带来的影响的看法（人数N=23）
6.6.4 景点工作人员 景点工作人员主要是指在慕田峪长城旅游区、政府景点管理办公室、慕田峪“小园”（私营企业）的主要旅游企业所雇佣的工作人员。由于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属于后勤人员，我们仅对那些从事需要与游客接触的工作的少数参与调查者进行访问，例如在博物馆、旅游中心、梦石园、慕田峪长城酒店，以及在“小园”工作的人员。尽管这样接受访问的参与调查者的人数很少，但是他们的观点却代表了另一个具有研究价值的方面。 我们共收集了十份问卷。与小企业经营者和村民相比，他们受过较高水平的教育（60%受过高中教育，20%具有大学文凭）。他们中几乎有1/3(30%)来自于慕田峪村，50%来自于怀柔区中心，20%来自于怀柔区渤海县的其他村。就他们就职的部门或公司而言，4个人来自于“小园”，6个人来自于慕田峪旅游区的部门，这6个人中有两个来自于梦石园，两个来自于旅游中心和博物馆，两个来自于慕田峪长城酒店。 我们使用和用于调查其他两个群体一样的表格来调查他们对于世界遗产称号、旅游业发展、旅游业影响所持的看法（见表6.7）。在很多方面他们和小企业经营者以及村民持有类似的观点，例如世界遗产的称号的影响，对旅游业发展的总体评价，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影响。但是主要在旅游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方面他们持有不同观点。 表6.7 景点工作者对于世界遗产称号以及旅游业带来的影响的看法（人数N=10）
6.6.5 对比讨论 在慕田峪长城，当地社区由以下三个群体代表，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遗产旅游业，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们是小型企业经营者、村民、以及景点工作人员。小型企业经营者参与景点旅游并且受其影响最大，主要是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影响。村民不直接参与旅游业务，但也承受旅游业带来的环境、社会、文化影响，但是他们目前对于旅游业大体上持积极评价。工作人员能从遗址旅游业发展中获得经济利益，但是他们经受的影响是间接的，导致他们对于旅游业发展以及对当地的影响持有不同的观点。因此，我们将这三个群体放置在以下二维框架的不同区域里（图6.4）来说明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各种影响。左下区域表示收到直接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影响，由于三个群体都不符合所以空白。 正如前文所讨论，这三个群体均认为：世界遗产称号对于慕田峪景区声誉及旅游业发展、长城的保护、当地企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关于世界遗产称号对当地企业的影响，持积极观点的工作人员（平均数=1）和居民（平均数=1）要比直接从事业务的小型企业经营者（平均数=.83）人数略多。 三个群体中都出现了对旅游业发展影响的全面积极评价的情况。虽然居民的日常生活直接收到旅游业发展影响，并且不直接地获得经济利益，但是相对于小型企业经营者，他们对更多地希望政府能关注旅游业发展对社区带来的影响。小型企业经营者虽然也受到影响，但同时也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工作人员能从旅游与中获得经济利益，但他们的日常生活不直接受到旅游业影响，所以他们对政府关注当地影响的要求程度也就最低。 三个群体均表示旅游业对地方经济、当地生活水平、地方收入具有积极影响，并且认同旅游业在当地经济中的重要性。然而这三个群体在在以下观点上出现了统计显著差异，即“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90%的工作人员、74%的居民，58%的小企业经营者表示赞同），“提高当地物价水平”（61%的居民，56%的小企业经营者表示赞同），和“提高当地服务水平”（86%的小企业经营者、80%的工作人员，56%的居民表示赞同）。这样的差异有可能反映出他们参与旅游业以及受其影响的程度不同。 这三个群体均认为旅游业具有积极的社会和文化影响，这主要体现在旅游业具有以下几方面贡献，即：有助于建立友好型社区，提高对遗产文化以及长城文化的了解，提高对地方魅力的认识并使人们愿意留在自己的社区。三个群体普遍认为旅游业有助于丰富当地生活，但是在意见上也存在着一些不同，即：居民的积极评价率最低（平均数=.35），小企业经营者的积极评价率居中（平均数=.52），工作人员的积极评价率最高（平均数=.70）。曾经经历过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居民和企业经营者，不会太认为本地生活得到了丰富，但是那些工作人员不曾与旅游业有着过多接触，尽管他们实际参与旅游业较少，却认为当地生活被较高水平地得到了丰富。这可以体现出旅游业对社区的社会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感知影响和实际影响之间是存在差异的。 在环境影响问题上出现了最显著的意见差异。尽管如此，在三个群体中，对于“旅游业对保护长城、美化村庄建筑、提高当地基础设施水平具有积极环境影响”这样的观点还是得到了较高认可的。同样，三个群体中的参与调查者，有略占多数的人否认旅游业导致了更多的交通拥堵、地方拥挤及噪音。然而，三个群体中也有多数人认为旅游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环境影响。 总而言之，我们通过调查问卷得知，尽管三个群体略有差异，但是总体上对于世界遗产称号以及旅游业发展还是持积极态度的。这样的分析结果与村长的评论是相一致的。慕田峪村的位置紧邻旅游区，并跨过到达长城的唯一公路，这也是该村与外界连接的唯一道路。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旅游业的发展必然对当地生活带来直接影响。调查问卷中显示，负面影响已经出现并已经引起了社区成员的注意。作为一个小地方，慕田峪继续发展的能力和资源均有限。因此，有必要为当地居民探索发展旅游业的新机遇，进而使他们继续获得收益并控制坑能增长的社区成本。 就社区参与决策制定而言，只有21%的小型企业经营者、26%的村民、25%的私企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知道旅游景点规划。相比较而言，所有参与调查的慕田峪景区工作人员都知道该计划。这表示，景区规划没有有效地传达给慕田峪长城景区办公室或部门之外的其他社区成员。另一方面，很少的参与调查者表示他们有兴趣了解该计划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的出结论当地居民没有直接地参与到发展规划和决策中来，也没有将这些他们几乎不感兴趣的决策内容充分地讲给他们听。然而，大量的游客带来了商机，并刺激了当地企业的发展。当地政府和管理部门利用优惠的政策和管理制度鼓励当地社区参与旅游业，例如给予当地村民景点店铺的独家经营权，并免收租赁费，并组织适当的英语培训。办公室主任和村长都表示，慕田峪村民委员会还与慕田峪长城管理机构一起直接参与景点店铺的管理，这确保了社区成员观点在景点旅游业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的表达。结果，农业以及该村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旅游业相关产业和就业机会成公地取代。旅游业创收占全村总收入的86%，当地社区成员也从旅游业发展中获得收益，从而提高了当地的生活水平。 6.7 章节汇总 从1988年正式发展旅游业至今，慕田峪长城已经成为北京最著名的长城旅游景点之一。慕田峪村与慕田峪长城景区紧邻，直接受慕田峪长城旅游区办事处的管理，该机构也是一家县级政府行政部门。当地的旅游业得到了村民的广泛参与，大多数村民在景区经营旅游业店铺，这样的经营权是专门赋予当地村民的，用来补偿发展旅游业占用他们的土地所带来的损失。除此之外，村民还从事其他类型的旅游企业，例如开办家庭旅店及餐馆。因此，无论是旅游业发展现状还是当地发展现状，都使得慕田峪长城成为一个研究遗产旅游与当地社区之间相互影响的合适景点。 我们在2008年12月针对小型企业经营者、村民、景点工作人员一起开展了一项调查，从经济、环境、社会文化角度了解他们对于世界遗产称号以及旅游业带来的影响所持的观点。我们还在2008年对来自慕田峪景区办事处以及慕田峪村的主要官员进行了访问，从而了解世界遗产保护、旅游业发展、以及当地旅游也参与的现状。结果表明，对于“世界遗产称号为景区知名度、旅游业发展、长城保护、以及当地企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这一观点，慕田峪的三个群体均持有较高的认同度。三个群体也在总体上对慕田峪的旅游业发展持积极评价。同样，参与调查者中得大多数人对“旅游业发展带来积极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这一观点持赞同态度。相比较而言，三个群体在旅游业带来的环境影响方面出现了意见差异，这表明当地人已经认识到环境成本与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并认识到环境成本已经成为他们获得经济利益所付出的代价。三个群体在对经济影响的评价上也出现了差异，尤其是在就业机会、物价水平、提高当地服务水平等方面。这可能是由于小型企业经营者、居民、景点工作人员参与旅游业的程度以及在旅游业中的地位不同所导致的。 基于现场调研和访问，我们认为，尽管获得了国际遗产称号，但是慕田峪长城的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并没有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即便某些外国投资者应经在慕田峪村定居。慕田峪长城旅游区办事处是负责保护长城和发展旅游业的机构，并受地方政府以及区、市、国家各级旅游和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的政策约束和指导。尽管地方社区没有充分地参与政策制定，也对旅游规划不甚熟悉，当地居民还是垄断地经营旅游业并从地方政府的政策中直接受益。当地社区对遗产保护高度认同并对旅游业发展持积极态度，并关注已经开始出现的消极环境影响。慕田峪村在经济上高度依赖旅游业。因此，对于那些与旅游企业直接相关的问题，例如店铺位置轮换制度，以及地方社区的意见等，都要经过慕田峪村民委员会协商，这也是慕田峪长城旅游区管理部门所重点考虑的问题。 根据北京旅游局统计，慕田峪长城的每日游客数量远低于最佳游客接待量，因此慕田峪长城是一个十分具有继续开发潜力的旅游景点。以长城的国际知名度作为吸引游客有效的手段，慕田峪旅游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实施活动或方案，来吸引游客逗留更多的时间并产生更多的消费。景区管理者以及当地社区均已认识到这一问题。 外国定居者在慕田峪长城的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独特角色，这可以说是慕田峪的一个特色。即便这些外国定居者并非是被世界遗产称号而吸引到该村来的，但是他们的到来却为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带来了独特的观点和国际经验，这对于慕田峪来说将是一笔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宝贵财富。 第七章 八达岭长城和慕田峪长城的对比 7.1 八达岭和慕田峪的长城 八达岭长城和慕田峪长城均系北京的北部防御屏障，八达岭偏西，慕田峪偏东。由于八达岭和慕田峪两个景区各具特色，到两处的游览体验也会大不相同。根据我们现场观测，慕田峪长城位居山顶。相比较下，八达岭长城的高度波动起伏，南段和北段的连接点关城的海拔远远低于最高点的北八塔楼。并且，八达岭被视为是国家标志，是很多全世界政治领导人都曾到过的地方。慕田峪作为一个旅游景点，不具备更多的政治意义。 牢固的关城连接着八达岭长城的南部和北部，对八达岭长城具有特殊的意义。关城控制着从北京到北方的交通要道，周围的山脉也提高的它的防御能力。它是从八达岭到居庸关的“关沟防御体系”中的重要战略防御通道。慕田峪的正关台有三个敌楼并排矗立，是其他段长城上罕见的结构。作为慕田峪长城的标志，正关台俯瞰着通向景点和慕田峪村的道路。八达岭和慕田峪在城墙风格上也有着明显的建筑差别。在八达岭，只有朝北的外墙有垛口，内墙没有垛口；但是在慕田峪，双侧墙都有垛口。 7.2 管理结构 八达岭和慕田峪长城的现行管理结构，都采用从景点级、区级、市级、到国家级政府部门的分级管理制度，国家级也是整个管理结构中拥有最高管理权的机构。文化遗产管理局和旅游局都专管部门来监督景点的业务。文化遗产管理局的任务是确保遗产资源得到妥善的保护。旅游局负责管理与旅游相关的事宜。鉴于长城具有较高的遗产价值和意义，文化遗产管理局拥有较高的管理权，所有的修复计划必须经过该部门的审批。在景点一级的层面上，景区办公室的地位和管理权限代表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法。当地居民通过村或镇的委员会参与管理，即便拥有的权力很少，但也是地方参与的一种方式。 慕田峪长城的管理结构要比八达岭更为直接和集中，原因是北京慕田峪长城旅游区办事处是一家县级机构，直接对景区和慕田峪进行监管。在八达岭，不同的部门在景区内不同的地方参与管理。例如，千山停车场和索道归八达岭森林办公室管理，旅游区内的部分土地归岔道村管理。八达岭特区是与八达岭区政府平行的管理部门，与慕田峪旅游区办事处这样的县级部门相比，行政级别要高。然而，具体区域内各管一摊以及土地所有权的不清晰的局面，限制了八达岭特区办公室的行政管理权。这种多部门的管理结构无疑会使八达岭长城的经营和管理更加复杂化。此外，很多旅游景点，即便和长城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使用着八达岭的名义，例如由八达岭镇管理的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由八达岭森林办公室管理的八达岭森林公园和八达岭熊乐园。这些景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八达岭长城的高知名度。 7.3 遗产保护 在八达岭和慕田峪，无论是日常检查和维护，还是开展的专项维修和复原工程，长城的保护和修复工作都被视为是一种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两个景点都同样地受到与文化遗产和长城保护相关的国家及市级规章制度的约束。所有的遗产保护项目，根据其项目的规模，都应获得区级、市级、或国家级的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的审批。 7.3.1 八达岭长城和慕田峪长城的现状 对长城的修复和保护工作被划分为三个级别：紧急维修和加固、修复、复原（修复是指修理结构中受到损害的部分；复原是指按照原来的外观重新构造结构）。慕田峪长城处于修复级别；在八达岭长城三个级别的工作都有，这说明此地的遗产现状更具复杂性。在两个景点，都要开展日常检查工作，并在非高峰期开展小规模的修复工作。大规模的修复工程要根据资金条件以及长城的状况而定，在2008年，两个景点都有新的修复项目获批。 八达岭长城保护区的范围从南十六敌楼至北十九敌楼，全长7441米。经历了数次重要修复之后，整个长度的长城获得了修复，并将从南七敌楼到北十二敌楼的全长3471米长、总面积15436平方米、包含12个敌楼的地方对外开放。未开放的地方长度为3700米，共有16个敌楼，由于400年来受到自然和人为侵害，所以状况不佳。它们都在2008年的修复计划之内。迄今为止，慕田峪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重大修复。共有3000米的长度及20个敌楼得到了修复。在2008年，再对慕田峪长城西部的另2400米的保护性修复工作获得了批准。 作为最受欢迎的长城景点，八达岭每年接待600万游客。慕田峪的游客数量尽管在近几年逐渐上升，但每年仅约为160万。游客数量上的巨大差异给长城的状况带来了不同级别的压力。在八达岭成成，几乎所有的砖块都被刻上了姓名、时间、地点。在慕田峪，这样的刻痕很少见。我们还发现了台阶上的不同状况：八达岭的许多台阶中部都已经严重磨损，但在慕田峪大多数台阶都保持形状完好。由此可推断出，旅游业发展给八达岭长城保护工作带来的压力要远大于慕田峪的。 7.3.2 资金来源 缺乏资金被认为是中国遗产保护所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在长城问题亦是如此，尤其由于是长城跨度较长，不同地方的状况亦不相同。我们注意到，八达岭长城得到了更多的政府关注和财政支持，但是在慕田峪，资金大多是来源于当地自筹。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八达岭长城获得了国家以及市一级政府的巨大财政支持，用于遗产的修复和保护。在50年的发展过程中，收到的资金总数约为人民币1530万元，其中62%来自于北京市政府，28%来自于八达岭特区办公室，10%来自于公众捐款。由于自1953年至1957年间，中央政府为初期修复工作实际投入的资金支持没有报告供给研究者，并不在计算之内，所以政府支持的比例实际上要高于上述数据。在景点一级，八达岭特区每年存储旅游收入（主要来源于门票）的20%用作长城保护资金。 据慕田峪的一位主要管理人员所述，近几年保护和修复长城每年的成本为300万-400万元人民币。保护和修复的成本大多来源于慕田峪景区的门票。少部分资金来源于市级或国家级政府，没有来自于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财政支持。 7.3.3世界遗产称号对八达岭和慕田峪的影响 世界遗产称号，被广泛地看做是吸引更多游客并提高当地旅游业发展水平的保障（李等人，2008年；Shackley，1998年；Van der Aa等人，2004年）。在中国尤其是这样。但是，根据 Bandarin（2004年）的观点以及个案研究中的真实情况，影响还会根据景点的性质而不同：在国际上知名度越大的景点，受到世界教科文组织遗产称号的影响越小。正如慕田峪“小园”的以为外国合伙人所说，中国长城长期以来就是国际上知名的旅游景点，因此国际遗产称号对于提高其知名度及吸引更多游客的影响效果有限。 通过与景点办公室人员交谈我们得知，八达岭长城在地方层面上，没有与国际遗产社区开展或互动活动。但是，他们承认世界遗产称号有助于提高对八达岭长城的遗产保护的关注。作为第一个向游客开放的长城景点以及世界教科文组织指定的长城代表段，八达岭长城旅游区直接地从北京市乃至中央政府获得了巨大的财政和管理支持，并成立了八达岭特区办公室，该办公室是与延庆县政府平行的独立行政部门。 慕田峪并没有被认定为长城的代表段，因此不必与世界遗产协会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期交流，也不必接受它们的监管。尽管世界遗产称号对于旅游业来说是一个卖点，但其影响在慕田峪并不明显。另一方面，外国人在这里参与旅游业和村庄建设，但是他们最初并不是被世界遗产称号吸引而来的，这在慕田峪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官方的、有效的、包含地方参与在内的全球-地方互动方式。 7.4 旅游业发展 我们从交通、景区设施、游客数量及接待量、游客习惯、旅游业发展水平等方面对旅游业发展进行对比。 7.4.1 交通 从地理位置上说，八达岭和慕田峪到北京市中心的距离大致相等。两个景点分别连接八达岭高速公路和京承高速公路，交通便利，从北京市中心驱车仅需约一个小时。就公共交通方式而言，到八达岭有定期的直达公交车，比慕田峪更容易到达。相比较而言，慕田峪新设的直达公交车站点过多，是一条慢线路，大于需要2.5个小时。对于独立的旅游团来说，乘公交车到怀柔县中心，再换乘私人小巴是一种更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的服务和定价是没有标准的。 7.4.2 景点旅游设施 经过了数十年的开发，两个景点都配备良好的现代化旅游设施，我们在表7.1中对其进行对比。八达岭旅游区是一个开放的景点，从景点的一端到另一端有数条公路贯通，慕田峪景区是一个封闭的景点，只有一条公路到达景区，并在景区内终止。公路设施对两个景区的规划和布局都有影响。八达岭旅游区的两端都有停车场，游客可以选择从两个方向进入。相比较下，慕田峪只有景区的一段有停车场，游客只能从这里进入。因此，慕田峪景区较小的规模和单一的布局适合于游客步行，且不易迷路。据我们观察以及慕田峪游客中心和慕田峪长城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反应，在慕田峪很少有游客问路。相比较之下，在八达岭，很多游客到游客中心询问方向以及设施的位置。总而言之，慕田峪的旅游设施、景点、企业集中在一个相对小的区域内，是一个很紧凑的旅游区。相比之下，八达岭旅游设施、景点、企业分布在一个更广的区域内。 表7.1 八达岭和慕田峪的旅游设施的比较
根据北京旅游局的分析，慕田峪的每日最大游客接待量为35000人，每日最佳游客接待量为25000人。八达岭的每日最大游客接待了为78000人，每日最佳游客接待量为4000人。因此，就接待能力而言，八达岭差不多是慕田峪的二倍。八达岭接待的游客数量要远大于此。我们从北京旅游局获得了两个景点在2008年国庆旅游高峰期的旅游统计数据并加以对比。在国庆七天假期间，八达岭接待了4，166，000位游客，占北京五个长城景点所有游客的59%，是慕田峪的1,244,000位游客数量的3.5倍。再将每日游客量进行对比，慕田峪的每日最高游客数量仅达到了最佳游客接待量的87%，是最大游客接待量的62%。这表示慕田峪还有更大的旅游发展潜力。八大里在国庆节的七天内，每日游客数量在两天内超过了最大接待能力，在5天内超过了最佳游客接待量。八达岭的最高日游客数量曾达到最佳游客接待量的242%，是最大游客接待数量的124%。在旅游高峰期，游客数量大大地超过接待能力，这是八达岭旅游业发展以及遗产保护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7.4.4 旅游者习惯 通过与两个景点的管理人员和企业经营者交谈，我们得知，两个景点的旅游者具有类似的旅游习惯，即当日游客占绝大多数，仅有一小部分游客在此过夜。游客集中在上午或下午早些时候。门票是旅游业的主要收入来源。就季节性而言，夏季和初秋是旅游高峰期。两个景点的非高峰期均是从11月到次年5月。 为了了解八达岭长城和慕田峪长城的游客的习惯，我们从网上搜集了中国旅游日志。我们在Google网上使用与“八达岭旅游”、“慕田峪旅游”相关的等各种汉语关键词搜索旅游日志。当分别获得同样的旅游日志时搜索停止。最后我们挑出12篇关于八达岭的日志和14篇关于慕田峪的日志。我们对内容进行分析，并将它们在表7.2中进行汇总。 表7.2 八达岭长城和慕田峪长城的旅游习惯对比
就交通而言，到八达岭可采用的交通方式有很多种，提到的有公交车、旅游巴士、观光车、火车。观光车在慕田峪被提到的比例（60%）比在八达岭（22%）要高。此外，在慕田峪，私家车的使用为22%，但在八达岭没有被提到。导致交通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以公交方式到慕田峪不如到八达岭方便。但是，到两个景点的大多数游客所用的出行方式是类似的。 当描述他们的现场体会时，67%的八达岭旅游日志中提到了景点的拥挤，但是拥挤在慕田峪并不成问题，因为没有日志提到。这与研究者现场观察的结果也是一致的。在旅游日志中也提到了选择每个景点的原因。总体上说，选择八达岭的原因包括它在长城景点中具有最高的知名度，毛主席的题词，认为它最具建筑和历史代表性，是保护完好的遗产资源，以及该地长城具有陡峭性。选择慕田峪的原因，主要是它较高的知名度以及较少的游客数量，较高的植物覆盖率，特殊的建筑特色。因此，到八达岭和到慕田峪的游客对他们的旅游体验有着不同的着眼点。到八达岭的游客主要看中文化和历史特性；到慕田峪的旅游者似乎更看中自然特性。 在旅游日志中，很少提到就餐体验，这表示在长城景点的旅游体验中，食品并不很重要。然而，在八达岭长城，出现了关于食物价格高口味次的负面评价，但在慕田峪，游客认为价格很合理。3篇日志还专门提到了在慕田峪品尝虹鳟鱼的经历。因此，食物虽然不是长城旅游中的重要部分，但是在慕田峪的食物为游客的体验增值，但在八达岭却会令人不快。 到慕田峪的游客对八达岭和慕田峪进行了比较评论。在10篇这样的评论中主要提出了以下几条差别，即：游客数量更少（70%），可看到更多的外国游客（60%），较高的植物覆盖率（40%），建筑特色（20%），长城相对不陡峭（20%）。相比较下，八达岭的旅游日志中没有提到慕田峪。由此可推断出许多到慕田峪的游客曾到过八达岭；因此他们可以将两个景点进行比较。相比较而言，去过八达岭的游客中有很多人没去过慕田峪，这表明八达岭长城，凭借其知名度和文化社会意义，是更具吸引力的长城景点，也常常是中国人选择第一个参观的长城景点。这种解释的到了919巴士上的导游的印证，他说，乘坐巴士的的游客，有90%是第一次来长城。八达岭长城景点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 7.4.5 旅游业发展 在长城景点中，八达岭独树一帜，在北京乃至全中国都可称是最著名的、开发最好的长城景点。凭借着其国际知名度和历史军事意义，八达岭长城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代表。在主里举办国际会议，并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人，八达岭长城也是中国的一种标志。慕田峪，作为在北京第二个被开发的景点，就其知名度、旅游开发程度、游客数量而言，在北京长城景点中排名第二，慕田峪以其周边较高的植物覆盖率、优美的风景、肥沃的土地而著称。 对比八达岭和慕田峪长城旅游业的优势和劣势，慕田峪的办公室主任说，八达岭具有到达北京市区更为便利的交通条件，在国内外拥有更高的声誉。慕田峪的旅游开发程度较低，其的优势在于更多的令人愉悦的自然环境和乡土气息。慕田峪的一位导游说，许多高端旅游团更愿意来慕田峪，原因是八达岭的游客数量太多，在那里难以获得愉悦的旅行经历。慕田峪相对来说比较宁静，较高的植物覆盖率也提供了一种能令人更愉快的自然景观。 此外，八达岭的游客把眼光主要放在长城上，但是慕田峪的游客更具多样性。尽管八达岭也有一些附属景点，慕田峪却有着开发程度更好的农业基础，不仅可以提供栗子、虹鳟鱼等土特产品作为旅游产品，又可以提供更多的机会来开发农业旅游。农业旅游在近几年得到了很好地开发，例如水果和蔬菜采摘、虹鳟鱼垂钓、农家菜和农家院，在慕田峪，上述这些农业旅游项目都能在调研时看到。 由于八达岭和慕田峪的旅游发展中心和发展程度不同，重大会议对它们的影响也不同。在2008年8月奥运会期间，八达岭曾被关闭数天用来举行自行车环形赛。这个季节对于八达岭和慕田峪来说都是旅游高峰期。八达岭的许多企业经营者都曾提到由于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导致他们的收益锐减。在那段时间，到慕田峪的旅游者显著地增加。根据慕田峪的办公室主任所述，慕田峪的国际知名度由于奥运会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表7.3 旅游区生命周期模型中六个阶段的特点
表7.4 Albuquerque 和McElroy的旅游发展三阶段进程表
Butler（1980年）的旅游区生命周期模型被广泛地应用在旅游研究（Wilkinson，1996年）中并加以讨论，Butler（1980年）把对旅游区的评价分为六个阶段，即探索、参与、发展、巩固、下降/复苏。游客的数量被认为是重要的指标，并以游客数量为参数画出了一条基本的渐进曲线（S形）来描述生命周期（图7.1）。Wilkinson还（于1996年）总结出了旅游区生命周期模型中六个阶段的特征，我们在表7.3中进行了汇总。在他们的研究的基础上，Albuquerque 和McElroy于1992年在加勒比提出了旅游三阶段发展进程论，即出现或最初开发、转向快速发展，成熟（见表7.4）。这与Butler的模型是相符合的（Wilkinson，1996年）。他们的三阶段发展进程论与游客类型、旅游影响、季节性、政府干预等方面的变化有关系。 由于不同的旅游地的发展具有自己的复杂性，单凭一个模型不能全部涵盖在某一具体旅游地中全部复杂的细节。但是，两种理念都从供需双方的角度将某一旅游地的现实发展与市场周期联系起来（Wilkinson,1996年）。因此它们对于分析某一层面的生命周期来说是有用的框架，并且可以通过分析游客数量、设施发展、本地参与、旅游影响、旅游企业发展等其他因素，确定旅游业发展的具体阶段。以两个模型为基础，我们认为慕田峪和八达岭的旅游业分处不同的发展阶段。 作为中国最早开发且最为著名的长城景点，八达岭是一个高度开发的旅游地，具备完备的旅欧设施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在近几年，每年的游客数量稳定在一个很高的数值。在旅游高峰期，对于超出接待能力的大量游客的管理对于八达岭来说是一项挑战。通过现场调研我们也看到了政府对遗址保护所采取的高水平的管理和支持。在八达岭景区规划中，能提供综合旅游服务的大规模的旅游开发项目已被写入其中。长城旅游是延庆的支柱产业，在八达岭县也有着较高的重要性。因此，按照Butler的模型，八达岭可被划入“巩固”阶段，由于已经观察到出现了负面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并且存在着其他有竞争力的景点，例如人数正在增加的慕田峪，我们认为八达岭可能正在走向“停滞”阶段。 相比较之下，慕田峪是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旅游地，具有充足的旅游设施，适当的交通条件，并且在国内和国外的知名度与日俱增。在慕田峪，地方参与的水平要比在八达岭高。慕田峪村在景区管理结构，以及由慕田峪村民专属经营的景点企业管理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迄今为止，没有实施大型的开发项目。高端旅游服务项目，例如宾馆、饭店、会议设施，都要依赖怀柔区乃至北京市的资源。就游客数量而言，慕田峪仍有继续开发的潜力。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并没有出现负面的旅游影响。因此，根据Butler的模型（1980年），慕田峪的发展阶段可被视为从“参与”到“发展”之间的过渡期。 按照Aluquerque 和McLIroy的旅游发展进程三段论，八达岭正处于“成熟”阶段，其特征是旅游业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游客高密度并拥挤，大规模旅游服务设施开发；慕田峪正在从“出现或最初开发”阶段起步，其特征是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食宿设施，小规模的地方企业参与，以及主客互动；并朝向“快速发展”阶段迈进，其特征是国际知名度提高，正在计划扩展旅游景点和设施。 尽管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两个景点都接待很大数量的当日游客，他们上午到来下午离开，只是对景点进行一次粗浅的体验，在景点的消费和很少。两个景点的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认为，增加游客消费已经成为旅游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挑战。此外，作为一个有着50年发展经历的旅游景点，八达岭已经度过了慕田峪以及北京其他长城景点当前正在经历的发展阶段。因此，八达岭的经验可以为其他长城景点的发展提供参考。 7.5 发展规划 7.5.1 在地区发展中的重要位置 通过与景点管理人员进行交谈，我们了解到，八达岭和慕田峪均是各自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一般来说他们的发展对于当地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八达岭，在八达岭镇和八达岭长城风景区的地区规划中，我们发现其他产业的规划与旅游业发展均有关联。正如前文所述，八达岭的经济空间影响范围更广。作为附近村庄主要的经济来源，八达岭长城是该地区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的主要景点。因此，开发新的旅游产品和景点，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以及八达岭长城的品牌，是今后旅游业发展的重心。当前的慕田峪，旅游业的影响仅限于慕田峪村，在那里，对旅游业的高度依赖已经形成。在未来，需要更多的村民参与，这将有助于将慕田峪积极的经济影响扩展到怀柔区更大的地方。 7.5.2 扩展趋势 八达岭和慕田峪的长城旅游区发展规划，都希望将现有的旅游区扩大，将附近不同所有制的旅游景点、土地和资源纳入到范围中。希望更多的处于各个管理层面的利益相关人参与其中，例如更多的村民和县城。因此，需要开展地区合作以及更高水平的政府支持，才能确保这些计划的实施以及景点的协调管理。 八达岭长城风景区有望被纳入其中，并向人们展示“长城综合军事防御系统”，这其中包括八达岭长城，水关长城，八达岭长城遗址，岔道村，关沟峡谷和居庸关入口，从而让来八达岭的游客对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军事重要性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计划建设五个具体功能区：世界文化遗产核心保护控制区、旅游服务区、健身休闲活动区、镇中心经济开发区、相关产业开发保护区。慕田峪风景区的规划主要致力于扩大旅游区范围，吸收三个慕田峪的旅游景点、石塘路和北京结。采取这样的方式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将慕田峪长城旅游业的影响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并争取被命名为国家级风景区，这样的命名对景区面积是有最低要求的。 7.5.3 各长城群落之间的合作 八达岭和慕田峪额发展规划中都强调与同一群落中其他段长城之间的合作。正如上文提到的，八达岭长城群落包括很多知名的已开发景点，联通岔道村和关沟峡谷，形成了“长城综合军事防御系统”，这是本计划将要向八达岭的游客传达的核心信息。因此，旅游资源之间的整合与联系在八达岭镇发展规划中被概括为“一个轴心、两个城市、三个品牌、三个区域”。在慕田峪长城群落中，计划将各个正在被开发的长城段与优美的风景相结合，形成慕田峪风景区的一部分，例如西接慕田峪风景区的箭扣长城，响水湖长城和黄花城长城（也叫水城长城）。 总体上说，八达岭长城的已开发景点间都具有很强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希望在今后的发展中能建立合作。慕田峪的规划中提出：在今后发展中，在慕田峪长城群落中的其他长城景点还未被开发之前，要通过加强建设附近景点来引入新优势。 7.5.4 当地对发展规划的态度 八达岭和慕田峪的发展规划都会导致土地使用权发生变化，店铺的重新定位，村庄的迁徙或合并。这将不可避免地对当地社区带来影响。正确处理当地居民的意见，对于计划的顺利实施十分重要。 鉴于长城是具有高度国际知名度的国家遗产，八达岭和慕田峪都强调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因此，将商铺搬离长城被认为是当务之急。但是，这会遭到当地企业经营者的反对，因为他们需要接近游客来保证他们的业务。在八达岭，借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机会，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实施了店铺搬迁。在慕田峪，由于当地居民反对，沿路店铺搬迁计划被搁浅了。从长期看，两个景点都会不可避免地在新的地区规划中制定村庄的搬迁和合并计划。必须妥善处理来自社区的反对意见，两个景点的地方政府和景点管理办公室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八达岭和慕田峪，规划制定大多都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方式，主要涉及景点管理办公室、各级政府部门、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当地居民大多被排除在论证和计划制定程序之外。研究发现，尽管当地居民在生意和生活环境方面会受到这些规划的影响，但他们却并不很了解规划的内容。两个景点都主要从经济角度考虑当地社区的发展，即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当地收入。但是，都没有对旅游业对当地社区带来的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影响进行考虑。 7.6 遗产保护中的地方参与 7.6.1 关于地方参与的讨论 我们从旅游企业的影响范围、参与的水平和类型、经济收益、当地社区成本等方面讨论八达岭和慕田峪的地方参与。 就旅游企业的影响范围而言，八达岭的78位参与调查者中有74%来自于八达岭镇，15%来自延庆区，3%来自北京的其他区，8%来自北京以外的其他城市。来自八达岭镇的58个小型企业经营者中，55%来自距离景点最近的岔道村；29%来自于西泊子村，其他来自镇的其他村。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我们得知景点工作人员主要来自八达岭镇和延庆区。在慕田峪，所有的小型企业经营者都来自慕田峪村。一些人员主要来自于渤海镇和怀柔区。此外，国外投资者也积极在慕田峪村参业旅游企业和村庄建设。 因此，在八达岭和慕田峪，景点人员主要来自于景点所在地的镇或区。慕田峪的小型企业经营者仅限于慕田峪村的村民，这是景点管理办公室的优惠政策所规定的。在八达岭，小型企业经营者主要来自于八达岭镇附近的村庄，但也有少数来自于北京其他区甚至北京之外的地方。因此，八达岭在吸引小型企业经营者方面具有更广的地域影响。慕田峪比八达岭更具地方性。 其次，八达岭和慕田峪的参与水平也不同。慕田峪村位于慕田峪长城旅游区的右侧，并接受慕田峪旅游区的管理，当地社区更易受慕田峪长城旅游发展的影响，并且更积极的参与旅游发展。根据调查问卷和采访结果表明，慕田峪村的所有家庭都在景点经营业务，有些家庭甚至拥有多个类型的营业执照。在有些家庭中，参与旅游相关企业或组织的家庭成员非常多。52个小型企业经营者中的31个参与了调查，他们68%的人的家庭中有半数成员参与旅游相关企业。并且，10个参与调查者（33%）说他们的家庭成员中有90%都在旅游业相关企业中。此外，我们向23个村民发放了调查问卷，得到有效答复的有14份，其中有5人回答说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参与了旅游企业，4人回答说半数以上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企业，5人回答说半数以下的家庭成员参与了旅游企业。因此，从慕田峪村的村民和小型企业经营者的关系可以看出慕田峪村的地方参与的水平比较高。 在八达岭的78个参与调查的小型企业经营者中，我们获得的关于有多少个家庭成员参与旅游相关企业的有效答复有75份。一半以上（56%）回答说有一人，36%回答有两人，8%回答有两人以上参与旅游相关企业。假设一般的家庭成员人数为3-4人，八达岭的家庭参与水平要比慕田峪低。 就参与的类型而言，八达岭和慕田峪的旅游业发展均刺激了地方创业，并创造了就业机会。在两个景点，自创的小规模旅游企业是参与的主要方式，并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在两个景点我们也看到了大规模的创业型企业。在八达岭，岔道村居民经营着一家巧克力工厂，为八达岭和北京其他长城旅游景点的商店供应巧克力纪念品。在慕田峪，在该村居住的国外投资者投资创办了小园餐厅和玻璃工作室，本地村民还创办了一家维修清洁公司。 就经济利益而言，八达岭的当地居民不在店铺选址的公开招标中享有优先权。但是，由于地理和信息上的优势，大多数企业店铺都是由附近村民经营的。小型企业经营者都表示店铺的年租金正逐年增高，这已经对他们的参与能力和企业受益形成障碍。主要的景点修复工程已于2008年奥运会前夕完成，包括对道路的修复，对入口处和城墙的清洁工作，将小型企业店铺搬迁至路旁以及滚天沟停车场的指定的商业区。尽管曾经希望2008奥运会能带来更过的游客并提高景点的国际知名度，但是奥运会正巧与夏季高峰期处于同一时间，八达岭短期内被关停用以举办自行车环形赛。旅游企业收到了影响，许多经营者抱怨说他们可能会无法支付到2008年年底的租赁费。很明显，八达岭的小型企业经营者比慕田峪的经营者承受着更大的经济压力，因为他们每年要支付高额的店铺租赁费，并且相互间竞争激烈。在八达岭，大量的游客通常会帮助他们获得利益，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保证。 相比较之下我们在慕田峪看到了更多的直接经济利益。景点所有的店铺的经营权都归村民专有，并且不需支付租赁费，村民免于遭受来自外部的竞争，加之经营企业所需的初期投资非常低，因此收益得到了保障。外国定居者评论说，中国的城乡差距依然很大。慕田峪村曾经经历过人口减少和经济衰退，中国的其他很多村庄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社区中的很多老年村民把他们的子女送到大城市。传统的农业经济正在衰退。但是发展旅游业不是解决农村发展中的问题的唯一方案，不同的社区有着不同的方案，外国定居者评论说，慕田峪长城拥有独特的资源，发展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旅游业是刺激农村复兴的一种方式。尤其是与大规模旅游业相比较，小规模旅游业更适于为当地带来更多直接利益，原因是准入成本较低，当地居民可以轻松地管理小型企业。 最后，我们对社区成本进行了考察。在八达岭，由于小型企业经营者居住的地方距离旅游景点并不近，不至于直接受到旅游活动的影响。在慕田峪，村民和游客共用一条连接景点和村庄的道路，并且这是村庄通向外界的唯一道路。因此，游客和交通工具不可避免地要经过村子，这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会带来影响。但是，由于慕田峪的旅游业发展正处于最佳水平（根据官方数据推算），当地居民还没有看到对当地社区造成的负面影响，这在调查问卷和采访中亦没有被发现。 此外，由于具备紧邻北京大都市的便利条件，北京的长城游客大多为当日游客。在八达岭和慕田峪均是如此。大多数游客选择在上午到来并在傍晚离开，他们带来的影响仅限于这段时间且仅限于旅游区内。因此，除了经济影响之外，旅游活动对当地社区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7.6.2 对当地参与的分析 图7.2论述了参与决策制定与参与获得利益之间的关系。在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参与决策制定和获得利益水平对八达岭和慕田峪进行定位。横轴表示参与决策制定的水平，这里有两个类别，参与或不参与，但是，在现实中情况会更为复杂，图形应被设计的更复杂些来反映参与的程度。纵轴表示获得利益的水平。在每个类别中，箭头方向指向高水平的参与。根据调查问卷显示，八达岭和慕田峪几乎所有的小型企业经营者都回答他们对景点规划不了解，这表明没有将景点规划与村民进行有效地沟通，或者说当地居民并不关注景区的全面发展。根据慕田峪的外国投资者评述，在中国计划的制定主要遵照自上而下的方式，村民和当地投资者并不过多地参与计划的制定。因此，无论是八达岭还是慕田峪的居民几乎都不参与发展规划和决策的制定；因此，在图7.2中把他们划入同一个参与决策制定的水平。 另一方面，尽管不参与决策制定，地方社区的力量对于景点发展中的某些事宜还是有影响的，是不可忽视的。例如，将沿路的所有店铺转移到指定的商业区这样的计划，在慕田峪遭到了村民的强烈反对，原因是他们担心会损失自己的业务。尽管将店铺搬迁到指定的地方并不一定会给销售带来负面影响，村民还是更相信与游客近距离接触的现状能保证他们获得利益。尊重村民的意见，该计划被搁置，管理办公室也意识到在这项改革上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与村民达成一致。 研究中发现，慕田峪和八达岭的当地居民并不直接参与发展规划和发展决策的制定，他们对这些决策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当地居民已经发现了积极参与旅游活动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方式。大量的游客为村民带来了商机，并刺激了地方企业的发展。当地政府也通过优惠的政策鼓励当地居民参与旅游业，例如将景点企业的独家经营权交给村民，并免收租赁费，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增加地方收入和就业机会。在更为发达且商业化的八达岭景点，针对当地社区的优惠政策的力度并不如欠发达的八达岭景点。随着租赁费的增加和竞争日益激烈，商业压力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认为在慕田峪的地方获益水平要比八达岭高。（图7.2） 我们将Arnstein的市民参与阶梯（1969年）用于遗产旅游业，创造了一个二维框架来论述两个景点的决策和收益的参与水平（图7.3）。决策的参与和收益的参与在横轴上作比较。纵轴代表参与的水平，分为不参与、象征性参与、市民权利三类。按照Arnstein（1969年）著作中的观点，这三个类别各自又被分为子类（见图7.3）。 以之前的研究为基础，八达岭和慕田峪在决策参与商都应定位于“告知”阶段，即象征性参与的最低水平。就参与收益而言，慕田峪村的村民享有在景点开办企业的优先权；因此慕田峪的村民要比八达岭周边的村民享有更高水平的市民权利，八达岭周边的村民以个体经营者的身份参与旅游业，得不到这样的支持。 这项研究表明参与决策制定和获得收益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地关系。参与决策制定并不一定会导致参与收益分配。同样，不参与决策制定也并不一定会限制从旅游业中获得收益的权利。就八达岭和慕田峪而言，参与决策指定的水平都不高，但是，当地居民通过参与各种旅游业务获得了经济利益。 7.7 略 第八章 讨论 8.1 概念讨论 概念讨论以以下两种理论为基础，这两种理论也构成了遗产的矛盾属性，即：遗产的多重层面和多重用途。这些理论在八达岭和慕田峪的长城世界遗产地中均有体现，并得到了当地情况的印证。建议考虑这些概念性讨论与遗产规划和管理之间的关系。 8.1.1 遗产的层面：全球性或地方性 遗产的规划和管理这一概念涉及来自不同层面的视角（Craham等人，2000年）。由其对于世界遗址地，地方视角和全球视角交织在一起，既要考虑全球性标准，又要考虑地方的特殊性（Craham等人，2000年；Black和Wall，2001年）。传统上看来，全球标准和地方特点可以通过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来彼此巩固。因此，需要做出充分的考虑来平衡不同层面上的权益，并在保护和管理世界遗产过程中加以强调。 尽管某一个遗产的全球价值和地方意义通常会存在分歧（Black和Wall，2001年），但是长城在地方、国家、乃至全球层面的意义和重要性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在八达岭和慕田峪，景点的特色以其建筑结构、历史和文化内涵为代表，因此与众不同。从普遍的视角看来，共性在于它们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可以轻易地解释并呈现给那些有着不同的历史兴趣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并且他们会很容易地理解。 长城附近的居民对长城已经具有了深深地依恋，长年以来，他们的日常活动都与长城的保护和旅游业发展相关。本地居民表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参与长城的修复工作。据调查问卷显示，他们因为和长城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感到骄傲，随着长城国际知名度的扩大和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这种自豪感也不断增加。 世界遗产称号，代表着对遗产的重要性的全球性认可，以及国际上对遗产保护的认可。获得该称号的程序和规定，在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方面讲全球和地方联系起来，为全球和地方在遗产问题上的互动提供一中官方渠道。但是，我们在八达岭和慕田峪看到，这种官方的全球-地方互动并不直接明显，除了偶尔出现的迹象之外，互动均处于地方或景点级别。直接监管权由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承担。 世界遗产称号被普遍地认为是增加游客数量并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的一种保障（李等人，2008年；Shackley，1998年Van der Aa等人，2004年），它有助于传播最好的管理经验（Bandarin，2004年），并吸引来自国内外的支持（Shackley，1998年）。但是这些影响的强度会根据景点的特性而不尽相同（Bandarin，2004年）。在获得世界遗产称号之前，长城就已经在国际上久负盛名。近几十年，八达岭和慕田峪的旅游业发展明显迅速，但是游客熟练的增加以及遗产资源的开发，并不能完全归因于世界遗产称号。 这些变化在哪些方面及怎样的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世界遗产称号？当地居民和景点管理官员在该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据调查问卷显示，两个景点的当地居民均承认世纪遗产称号对于提高长城国际知名度以及增加游客数量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是，据两个景点的管理官员评论，世界遗产称号对于旅游业发展、国际知名度、增加游客数量的影响非常有限。正如上文所述，对景点的管理和监督，主要是由中国的政府部门通过层级管理结构实施。尽管如此，当地居民和景点管理官员都一致表示获得了世界遗产称号后对遗产保护的关注增强了。此外，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长城代表段，八达岭要比慕田峪获得更多来自北京市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和管理支持。这说明世界遗产称号对于引导政府对指定的景点投入支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市财政支持还是管理支持，这也印证了Shackley（1998年）提出的观点，即世界遗产身份增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从政府或其他渠道获得资金的可能性。 表8.1 八达岭和慕田峪的全球-地方关联
至于社区对全球-地方关系的评价，八达岭和慕田峪的参与调查者存在着意见分歧，详见表8.1。八达岭的参与调查者（平均数为.19和.16）对于世界遗产称号对旅游业和当期企业发展的积极影响的认可程度要比慕田峪的参与调查者（平均数均为.83）的认可程度低。两个景点的大多数参与调查者都承认称号对遗产保护的积极影响。这个结果表明，和慕田峪相比，在八达岭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小型企业经营者已经认识到：由于世界遗产称号以及相关保护工作带来的高标准要求，已经对景点旅游业和当地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经济利益 地方利益 平衡线 全球关注 遗产保护 图8.1 遗产旅游业中地方利益和全球关注之间的关系 尽管八达岭作为长城的代表段在遗产保护方面受到了更多的国际关注，但是八达岭和慕田峪都是中国著名的长城景点，接受来自国家或地方文化遗产部门的管理和监督具有类似性。然而，正如第七章中分析，和八达岭相比较，慕田峪正处于旅游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因此，慕田峪和八达岭的参与调查者的意见存在差异，说明了全球-地方矛盾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发展。这在从前的研究中是没有提到过的。正如图8.1中的图表演示，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旅游业对社区和遗产资源的影响会逐渐增大。同时，当地社区会对旅游业的参与会更有经验，并且在经济上更加依赖旅游业。在地方层面对经济利益的要求越高，从全球角度看对遗产保护的挑战也就越大。因此，通常会优先考虑经济发展的地方利益和要求加强遗产保护的全球关注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明显。因此，调和遗产旅游业中的全球-地方之间的矛盾的必要性，在高度发达地区比欠发达地区显得更为突出，并且，在某些特定地区，旅游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亦是如此。 此外，正如Shackley（1998年）、Hall、McArthur(1998年)等一些作者所论述的，世界遗产地的全球-地方互动通常通过官方渠道发生，例如由国际委员会向地方遗产管理部门提供指导和专业意见。但是，在该研究中，我们在慕田峪发现了非官方的国际-地方活动渠道，即外国人以村民和旅游企业经营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地方水平的村庄发展。虽然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非官方的互动方式，但却在慕田峪得到了有效地发展，这为慕田峪的发展引入了国际视角，并为它提供了与美国村庄的对话机会，这两个村庄的旅游业发展现状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类似性。然而，这样的互动并不是世界遗产称号所带来的。虽然慕田峪的这种发展模式不可能供其他地方照搬，但它却展示了非官方全球-地方互动模式的有效性和灵活性，在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中，这可以作为传统的官方模式的一种补充。根据具体的情况，这种方式可能适用于其他的地方。 8.1.2 遗产的多重使用 在当代社会，遗产具备社会政治用途和文化经济用途（Craham等人，2000年；Nuryanti，1999年；Tunbridge，2007年）。在制定规划和实施管理过程中，应对时常会产生冲突的各种用途（Craham等人，2000年）进行审视和平衡（Henderson，2002年）。在八达岭和慕田峪，遗产的所有使用均已发生。并且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情况下，各种用途的优先顺序也会不同。 遗产的经济用途，主要是旅游业，体现了巨大且正在增长的旅游业市场，这种用途优先于大多数其他用途（Ashworth 和Howard,1999年；Tunbridge，2007年）。在两个研究地点均体现了这一点。遗产是发展国际旅游的重要资源（Craham等人，2000年），旅游业发展将不可避免涉足遗产地，尤其是世界遗产地（Bandarin，2004年），由此将产生巨大的影响（Craham等人，2000年），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Chang,1997）。因此，遗产和旅游业之间的关系具有共生与矛盾并存的特点（Nuryanti，1999年；Tunbridge，2007年）。如何平衡遗产资源的保护和旅游业利用之间的关系因此尤为重要（Aas和Ladkin，2005年）。 从经济角度看，根据Aas等人（2005年）的观点，旅游业被认定为八达岭和慕田峪的主要经济来源。许多当地居民现在都以各种方式参与到旅游业相关企业中。旅游业提供就业和创业机会，并提高当地居民和政府的收入。两个景点的旅游发展规划中都提出了要扩大旅游业发展及其经济影响。两个地区的家庭收入都大部分来自于旅游业，这体现了对旅游业的高度经济依赖性。通过与景点管理人员的交谈，他们表示应强调对长城的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按照Garrod和Fyall(2000年)的观点，这也是遗产规划和管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重要方面。大量的旅游收入被用于遗产保护，再结合有限的政府支持，能够满足长城保护所需的高额的财政要求。因此，在两个景点的研究结果印证了这样一个理论，即旅游活动可以创造收入，并有助于获得公众对遗产保护的支持（Aas等人，2005年；Peters，1999年），提高当地社区的生活水平（Tunbridge，2007年）。因此，即便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些旅游业的方式持保守态度，但是八达岭和慕田峪利用旅游业为遗产保护提供资金，并提高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都可称为是优秀的典范。 从文化角度看，文化是不断变化且可以繁殖的（Craham等人，2000年）。它经历了持续的解释和重新解释（Harrison，2005年）。在该项研究中，旅游业提升并巩固了长城的知名度，并加深了它的文化和历史意义。例如，在八达岭通过整合附近资源，形成“长城综合军事防御体系”，长城“和平”的象征意义在旅游业中得到了彰显和丰富，这也将指导八达岭长城风景区的进一步规划。在八达岭和慕田峪建立的长城博物馆也有助于在游客和当地居民中间宣传和推广长城的历史和文化。 普遍认为，文化遗产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视角以及社会中的主导群体（Craham等人，2000年）。对长城意义的主流解释是以中部中国视角为基础的。尽管在最初它是用于防范侵略的军事防御建筑，但是这并没有贬低某些相关群体的身份价值，例如被隔在长城之外的北方少数民族。因此长城已经演变成国家的象征，对所有中国人都具有意义，不论他们的民族和地域。 正如Petersen（1995年）和Nyiri（2006年）的观点，驱动中国本国游客到景点参观的主要动力，是他们对体验和了解文化历史意义的渴求。这使得文化遗产成为中国诸多旅游线路中的核心位置（Nyiri，2006年）。因此，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景点之一，长城能够满足中国人亲身体验“具有文化意义的景观或景点”的旅行愿望（Nyiri，2006年：93）。我们在网上浏览八达岭和慕田峪的游客写的旅游日志，大多数作者表达了他们在游览长城时的自豪感，这作为一种个人成就感，印证了毛主席的那句名言：“不到长城非好汉！”。在日志中，作者还经常引用诗词来抒发自己的旅行感受。 从社会政治角度，长城代表了中国的国家身份。作为最负盛名的代表段，八达岭长城被国际上认可为中国的象征，并具备重要的政治功能。作为外交功能场所，八达岭自正式开放以来已经接待了440多名国家领导人（八达岭宣传手册，2008年）。此外，八达岭长城还经常被选作举办各种国内外会议的场所，例如音乐会、体育盛会、电视节目等等。一方面，通过扩大宣传和提升国际知名度，社会政治用途可以强化旅游用途。另一方面，景点的日常旅游功能，可能会由于社会政治用途，尤其是国家级的政治用途而被中断或停止。例如，在北京奥运会自行车环形赛期间，以及国家领导人参观期间，八达岭长城曾一度被关停，这曾给当地的企业造成损失。与八达岭相比较，慕田峪的这种政治责任要小很多，中断旅游用途的情况也非常少见。 总之，在八达岭和慕田峪，文化遗产的经济或旅游用途、文化用途、社会政治用途共存。社会和政治用途虽然非常重要，但毕竟是偶然性、有一定条件的，对旅游业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在八达岭和慕田峪，旅游用途都是持续日常的。长城凭借着它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吸引游客并巩固旅游业的发展。文化遗产的旅游用途，既为遗产保护造成威胁，又能为其带来财政支持。文化价值和意义可以通过旅游业的发展而被强化。应该可以在景区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寻求到一种遗产保护、文化提升、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平衡方式（Aas和Ladkin，2005年），并充分地考虑各种用途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令人欣慰的是，在八达岭和慕田峪的景区规划中，已经显出除了对这些不同用途的认识以及为平衡这些用途做出的努力，即在旅游业发展和扩张的同时，应强调遗产保护和文化提升。 8.2 经验意义 首先，我们讨论在遗产旅游业中的遗产管理相关人之间的合作和地方参与相关人之间的合作。由于是在中国新出现的，这两种在中国新兴起方式需要中国学者和中国政府给予更多的关注。作者对已将了解到的八达岭和慕田峪的发展规划进行了重新回顾，从而确定在遗产发展规划中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当地社区。 8.2.1 遗产管理中利益相关人的合作 从事遗产旅游业的利益相关人的范围很广（Timothy 和Body，2003年）。有着不同利益的各种利益相关人，要想在经济和社会利益上获得平衡，就必须在规划制定和发展过程中开展合作（Aas等人，2005年）。应将主要的利益相关人在发展中的利益和角色放在首要位置上审视（Aas等人，2005年；Read，1997年）。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经营、结构、文化限制，通常很难实现这种合作方式（Tosun,2000年），这也是本次研究将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中国背景下，遗产管理中主要的利益相关人应包括国际遗产委员、相关的政府部门、当地政府、旅游企业、当地社区，以及游客。在遗产规划和管理进程中，应考虑并协调主要利益相关人不同的利益和优先顺序，从而实现平衡发展，保证收益和成本的合理分配分担。 首先，在中国，文化遗产的管理执行从国家到省、市、地的层级管理结构。多重政府管理结构也被认定为中国的遗产管理的一种特征。各种政府部门都要介入，涉及遗产保护、建筑、旅游开发、森林、水资源、环境保护、民族问题等等。各级政府层面（Drcdgc，2004年；Nyiri，2006年）以及不同政府部门（Wan，2004年；Zhou和Huang，2004年；Jiang，2006年）之间重叠的角色和责任，是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个特点。这增加了管理的困难。每个景点具有不同的自然、文化、社会情况，这都将影响管理框架的结构，例如哪些部门应该介入，以及它们应该处在什么样的地位或级别。 研究中发现，在八达岭和慕田峪，从国家到地方的政府部门，文化遗产管理局和旅游局的各级部门，构成了景点管理人员的三条主线。由于保护长城的重要性，文化遗产管理局的重要地位尤为突出。八达岭和慕田峪复杂的管理结构都反应了中国世界遗产的这种独具特色的多重部门层级管理结构。 为了解决这种多重政府部门管理的复杂问题，许多学者提议在现有的政府结构中成立一个世界遗产部门，以确保在国家层面上对世界遗产进行直接有效的管理（Cai，2006年；Fan和Zheng，2003年；Liu，2005年；Song,2006年；Tao，2002年；Wan，2004年；Wang，2005年，Zhou，2006年；Zhu，Li，2005年）。但是，中国具有较高行政权的自上而下的层级管理系统也应被考虑在内。Wan(2004年)提议建立省级和市级的世界遗产部门，以确保地方对中央政策和条例的落实。但是，考虑到遗产分布具有不平衡性，拥有世界遗产的省市的数量毕竟有限，在将来，如果有其他景点获得该称号（如果某些景点管理不善，可能会被取消该称号），分布可能会发生进一步变化，这样的系统设置需谨慎，如果它国家级的，有可能会导致机构冗余的风险。因此，对于在中国设置这样的世界遗产或一般国家遗产管理系统，应对其优势和劣势进行更多的考量， 8.2.2 遗产旅游业中的地方参与 在遗产旅游业中，当地社区被认为是受到影响对多，但拥有的权利却最小的利益相关人（Nuryanti，1996年；Aas等人，2005年）。正如第二章中的图2.5所示，在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遗产地及其社区之间可以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因此，理论上说，世界遗产地的发展不应由当地居民负担费用。应做出更多的努力来顺应当地居民的价值观和需求，提高当地生活水平并强化社区的功能（Zhou和Huang，2004年）。在以下段落中，我们将从两个角度讨论遗产旅游中的地方参与：地方依赖及其与遗产旅游的关联；以及对遗产旅游中社区参与的评价。当地社区是指八达岭和慕田峪景点的居民和小型企业经营者。 8.2.2.1 地方依恋及其与遗产旅游的关联 地方，是由人类活动或经验所形成的，与人类共生并经过一定时间发展和变化（Bricker 和Kerstetter，2000年；Davenport和Anderson，2005年；Tuan，1974年）。地方依恋包括地方依靠，是与一个地方的功能性关联，地方认同，是对一个地方的情感依恋（Bricker和Kerstetter，2000年；Davenport和Anderson，2005年）。在填写调查问卷时我们与当地社区人员进行了交谈，在八达岭的许多当地企业经营者骄傲地提到他们以及他们村的村民是如何自上世纪50年代就参与八达岭长城重建工作的，并以他们在八达岭经营旅游企业而感到自豪。慕田峪的村民也提到了他们是如何在早期保护慕田峪长城的，并表示他们一村庄和长城优美的景色而感到自豪。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八达岭和慕田峪的社区居民，多年亲身参与长城的保护和旅游业的发展，都已经对长城积累了一定的功能依恋和情感依恋。 地方依恋的概念被定义为“联系个人和某一地方的一种积极的影响”（Hidalgo和Hernandez，2001年），体现在本次研究中就是将对由于旅游业发展导致的地方依恋变化的要素进行识别和分析。按照Hidalgo和Hernandez（2001年）的观点，地方依恋的主要特征是“一个人愿意留在该地区的倾向”。此外，按照，Manzo和Perkins(2006年)的观点，人际间的、社区的、文化的关系也有助于地方依恋的形成。 表8.2体现八达岭和慕田峪当地企业经营者的地方依恋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因素
Davenport和Anderson（2005年）称地方依恋是一种致力于发展的成型的观念、态度、潜在行为。就这方面而言，它可以通过影响社区成员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和意愿，与社区参与结合在一起（Manzo和Perkins，2006年）。在八达岭和慕田峪，当地社区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加强了他们对长城以及家乡价值和魅力的认识，这增强了他们作为社区成员的自豪感以及他们留在本地的意愿。 遗产旅游与当地社区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当地社区对遗产地的依恋感对于社区参与遗产保护和旅游业非常重要。一方面，在遗产旅游业开发的早期阶段就应该与当地社区成员进行交流，以确保从自然和社会角度理解当地社区居民留在本地的价值和意义，并将其写入发展规划中（Davenport和Anderson，2005年）。对社区依恋感的理解和尊重，将有助于在沟通中有效地解释社会变化并获得理解（Manzo和Perkins，2006年），甚至可以用来获得当地社区支持和有效参与。但是，在研究中发现，地方依恋的概念及其与遗产旅游的关联在中国环境中是一种新的观念。并且，甚至在尝试这种沟通的少数案例中，当地社区对景点的依恋感以及他们对社会和文化变化可接受性的观点是很少被考虑或评价的。 研究中发现，旅游业发展可以影响或强化社区依恋。进而可能会影响社区成员在遗产旅游业中对社区参与的态度和行为。通过旅游业发展加强社区依恋，应被确定为一种遗产地的发展规划和管理目标。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进程，应通过与社区成员日常交流来测定社区依恋程度。考虑到社区参与在遗产旅游业发展中的有效性和重要性，社区依恋、社区参与、遗产旅游业发展三者之间可能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的循环。 认识到社区支持和参与在发展遗产旅游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世界遗产地中的重要性，我们应考察社区怎样在功能上和情感上对当地产生依恋，并在发展规划和进程中加以体现。通过这样做，遗产地的自然、社会、文化价值将会得到妥善地保存，同时作为一个景点向游客展示。 8.2.2.2 对旅游业发展中地方参与的评价 旅游业发展中的地方参与有多种形式，它们可以被归为两大类：参与测测和参与获益。决策的地方参与是指社区参与遗产地规划和发展中的决策制定。当地社区的的利益来源于各种形式。经济利益，例如增加当地收入，创造就业机会，这也是当前大多数地方社区、政府、学术界的主要着眼点。但是，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看，还可以发现其他的获益方式，例如通过提高地方自豪感、了解地方魅力、增加地方教育机会、建设社会资本、增加向外部世界战士的机会等方式，来获得强烈的依恋感。尽管在本文中没有过多地讨论，这些非经济方面的利益也是地方利益中非常重要的成分。在八达岭和慕田峪的调查问卷中都体现出了这样的利益。 在八达岭和慕田峪开展的研究说明：无论在社区级别还是个人级别，参与决策制定和获得利益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联系。参与决策制定并不会自然地导致参与获得收益。同样，不参与决策制定也不一定限制从旅游业中获得收益的能力。在八达岭和慕田峪当地居民并不直接参与规划和发展决策，其他研究也表明这在中国是一种常见的现象（Huang，2006年；Zhang 和Ma，2006年 ）。但是，当地居民通过参与各类旅游企业获得经济利益。此外，他们获得了强烈的对景点的依恋，表现为当地自豪感，对当地魅力的认识，对继续生活在该社区的希望等。通过与来自全中国乃至其他国家的游客交流互动，居民还开始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在两个景点，这都被看做当地社区重要的非经济利益。 应从两个角度评价旅游业中的地方参与：决策制定和获得收益。按照Arnstein的市民参与遗产旅游业阶梯模型（1969年），我们发明了一个二维框架来论述在决策制定和获得收益方面的参与水平，详见图8.4（之前曾在第二章和第7章中介绍过）。通过该框架为某个景点进行定位，将有助于演示社区参与的效果，并且含蓄地支出需要改进的方面。 就八达岭和慕田峪而言，当地居民已被告知景区发展规划和管理决策。但是，所提供的信息并不详尽，并且没有覆盖全部村民。决策是由景点管理办公室在与专家磋商后制定的并获得相应政府部门的审批。因此，就参与决策制定而言，八达岭和慕田峪都处于“告知”的位置上，也就是象征性参与的最低水平上。就获得收益而言，慕田峪村的村民获得了在景点经营企业的专门授权。相比较而言，来自八达岭周边村子的居民以个体企业经营者的身份参与旅游业，并不享受任何特权支持。因此，慕田峪被定义在“授权”位置上，八达岭被定义在“合作”的位置上，这两个位置均属于“市民权力”这一类（见图8.4）.将两个景点在框架中定位，有助于从参与决策制定和参与收益两个角度了解他们各自的参与水平。通过论述我们发现八达岭和慕田峪的地方参与在获得收益的角度上看都处在令人满意的水平上。但是，两个景点管理决策的制定并没有充分考虑当地意见。当地居民不参与与他们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决策的制定，这是在将来有待于改进的一个问题。 中国的社会体制与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不同，因此对民主和公民权利的理解也与之存在差异。在中国，中国政府（尽管各级政府和各部门之间无法总是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作为唯一的决策者已有几个世纪，这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一种心理定式。利益相关人合作的观念的效力和重要性尽管已被认可，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是很新颖的。因此，无论从政府还是从当地居民的视角对地方参与的理解，与西方民主国家是有所不同的。这将会对地方参与旅游业的方式和水平造成影响。引导学术界针对中国世界遗产地中的地方社区开展研究具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被很多中国学者认识到（Deng，2004年；Huang ;2006年；Zhang 和Ma，2006年；Zhou 和Huang ,2004年）。该框架经证实是一种分析地方参与在旅游业中的效果的有效工具，并且可以指出有待发展的方面，尤其适用于中国和其他类似环境。 8.2.3 对发展规划中关于地方社区的观点进行回顾 我们对八达岭和慕田峪的发展规划进行回顾，以确认他们在遗产保护和旅游业规划中对于地方参与的真实观点。我们手中有慕田峪长城旅游区发展规划（2003年）全文。相比较下，在八达岭，我们手中只有八达岭镇发展规划（2001年）全文以及一份关于八达岭长城风景区规划的介绍文件。因此，就后者而言，作者并未获得详细的景区发展规划。 长城坐落于山村地区，两个景点的遗产保护和旅游业的发展都要植根于乡村的发展。正如发展规划中明确表示，八达岭和慕田峪的地方经济包括以传统农耕为基础的山地经济和旅游经济。旅游业已逐渐取代传统的农村经济，并成为该地区的主导产业，这使得当地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在规划中，传统的农村经济活动已被并入旅游业的发展。例如，计划开展农业旅游项目来丰富旅游创收，增加高附加值农产品和副产品，并增添旅游景点的旅游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水果和蔬菜采摘，农家饭和农家院体验等等。在慕田峪这样的项目开发水平要比八达岭高，原因是慕田峪有着更为丰富的农业资源，并且具备果树为主导的自然景观。 保护长城的完好性和真实性，保护自然环境，发展旅游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地当地居民收入，是两个景点主要的规划目标。发展战略都从保护遗产和旅游业发展的角度进行论述的。社区参与旅游业收益分配主要是从狭隘的经济角度考虑并规划的，包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提高当地收入水平。在规划中，对于社区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以及应该怎样缓和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影响这样的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同样，根据现场调研结果表明，对当地社区参与旅游业的主要着眼点，仍然是如何从旅游业中获得经济收益并提高生活水平。 两个规划中明确表示，地方社区正在“阻碍”保护工作和旅游业发展。在慕田峪的发展规划中，认为目前村子中的变化对旅游区的景观影响最小。但是，两个景点的发展规划中仍然包括对旅游区内的一些老村庄的搬迁和重建计划。此外，两个规划中都强调了规划和开发附近村子的重要性，从而实现旅游区的全面开发，包括在村子里建设减少家庭垃圾污染的基础设施，例如建设供水和水处理设施，通过植树造林来满足游客对旅游区高植物覆盖率和优美景观的要求。这些事情都当地社区确实有利，但这是应放在第二位关注的。规划中提出要保留北京山区的地方建筑风格及以及传统生活方式外观，因为这些特色均被视为长城总体环境的一部分。尽管这一决定是从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的角度出发的，而并非从社区角度出发，但仍有助于保护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就劳动力规划而言，两个地方的规划都力求通过鼓励居民从农业转向第三产业，从而减少旅游区内的农业人口，包括资源维护、旅游业、运输业、贸易类业务等。慕田峪的发展规划还指出旅游业与当地发展的其他方面的互动和相互支持的关系：旅游业为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地方经济向第三产业的转变为旅游区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以满足保持景区内自然和文化资源的需求。 相比较下，慕田峪的发展规划更充分地考虑了当地社区发展，认清了了社区在遗产和旅游发展规划中的地位。尤其是在规划中指出了旅游业和社区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支持的关系，并建议将地方发展与旅游业发展想介乎，加强社区在景点保护和旅游业发展中的积极影响。该规划中还承认了社区发展的重要地位，以及在旅游区实现社区发展和旅游发展双赢局面的可能性。相比价之下，八达岭的规划更多地体现一种单向方法，认为社区收到旅游业的影响，但却没有承认社区发展对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的贡献。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八达岭长城具有较高的政治重要性，接受来自中央政府以及各级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高度管理。 8.3 本章小结 本章对文献和现场调研中收集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分析，目的是找到在研究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的答案。通过承上启下的分析，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直接或间接的回答。通过两个方面进行概念讨论，即：遗产的多重层面和多重用途，这也是造成遗产具有矛盾性的两个因素。通过八达岭和慕田峪长城的个案分析，讨论这些概念是如何体现并得到支持的。建议重视遗产旅游规划的内涵。并且，在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人合作这一经验概念也已放在中国背景下进行了讨论，紧接着是旅游业中关于地方参与的讨论。后一项讨论中解释了地方依恋及其与遗产旅游业的关联，并对遗产旅游业中的地方参与进行了评价。遗产旅游业发展中的利益相关人合作理念和社区参与理念，在中国都是新引进或新发明的观点，应在中国的遗产研究中加以重视。我们又对八达岭和慕田峪的发展规划中对社区关注的部分进行了回顾，结果表明：遗产地的旅游业和社区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支持的关系越来越得到认可。我们还发现，对社区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的认可度较低，应随着中国遗产地规划中的经济考虑加强这方面认识。 第九章 结论 作为一种有争议的迹象，遗产因其多种用途和多种规模而具有矛盾的特征（Graham等人，2000年）。旅游业不可避免地牵连，旅游用途和遗产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具有共生和矛盾的特点（Nuryanti，1999年；Tunbridge，2007年）。这种矛盾在世界遗产地显得尤为明显，既要承认普遍性又要认识到地方特点。在世界遗产地，在旅游业和遗产保护之间获得平衡尤为复杂，并且在国际、本国、当地的利益相关人之间，平衡他们不同的利益和权力也十分困难。理解国际倡导与世界遗产地地方特点之间是如何互动的，以及国际遗产称号对遗产保护、旅游业发展、社区生活水平具有怎样的影响，这都是十分必要的。应寻求适当的办法，通过适宜的旅游业发展来保护遗产，既能符合国际标准，又能满足地方特点，并扩大积极影响。这是一个需要广泛学术关注的领域，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9.1 主要观点 世界遗产和旅游业相互依赖的关系已在本研究中得到证实。旅游业是八达岭和慕田峪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扩大发展旅游业及其有利影响已成为一种希望，并明确地写在两个地区的旅游发展规划中。由于八达岭和慕田峪的长城长期以来就已经成为著名的景点，所以实际遗产称号对于提高国际知名度和增加游客数量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很有限。但是这样的称号对于获得政府对指定地点的遗产保护工作的支持，无论是财政上还是管理上的支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长城的保护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了游客数量剧增的旅游业的威胁。这在八达岭尤为明显，但是，旅游收入为长城的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正确认识旅游业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以及发展遗产旅游业的必然性都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世界遗产地。若想要寻求并实施有效的措施来实现有利发展，并平衡遗产保护和当地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认识是很关键的。 第二，通过八达岭和慕田峪的个案研究，国际遗产委员会、相关政府部门、地方政府、景点管理办公室、旅游企业，当地社区和游客均被视为中国世界遗产的利益相关人。在两个景点都没有发现来自国际组织的直接控制，例如由联合国通过国际遗产公约来控制。我们对中国独具特色的多重层级政府管理结构进行了考察。这种结构具有其局限性，由于各个层级和各种部门之间的角色和职责重叠，使得沟通和决策更加复杂。这种管理结构还根据景点不同的性质和文化环境而不同，了解这种管理结构的构成和内在关系，对于制定管理规划和实施管理程序非常有必要。这一发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国遗产地管理面临的挑战，并发现景区规划和管理中存在的行政配置缺陷。 我们主要通过向当地小型企业经营者、景点工作人员、村民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来分析八达岭和慕田峪的地方参与水平。我们发现八达岭在吸引当地旅游企业方面具有更广的地域影响力，慕田峪有着更强烈的本地眼光。在八达岭和慕田峪，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影响都已经发生并被广泛认可。尽管当地居民没有直接地参与规划和发展决策的制定，也没有将这些决策有效地告知他们，八达岭和慕田峪的居民还是找到了积极参与旅游业的方式，并且获得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我们发现，在遗产地参与决策制定和参与获得利益并不一定存在关联，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同的社会体系中，政府和当地居民对于社区参与的理解并不相同。因此，我们提出并使用了一个框架，经证实可有效地用于分析地方参与与收益分配的效果关系，尤其适用于中国环境。该框架可用来从参与范围和收益水平等角度对景点进行定级，体现了通过旅游业参与提高地方收益的需要，以及在中国的遗产地建立有效的社区参与机制的必要性。 9.2 贡献 该研究通过将北京八达岭和慕田峪长城世界文化遗产的个案研究进行对比，旨在分析在中国背景下旅游业发展和世界遗产保护之间的全球-地方联系，并解决相关事宜。不同的利益相关人都承担一定的成本获得一定的利益，尤其是地方社区更是关注的焦点。此外，我们从研究的经验数据中获得一定的理论，用来帮助世界遗产地制定规划并实施管理，尤其是在中国环境下。该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六方面。 首先，用于比较八达岭和慕田峪的对比分析法，在分析世界遗产地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关系中，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中国长城在世界遗产地中具有独特的性质。在中国北部绵延大约6700公里，各段长城的地理、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保护工作现状也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它是一个单一的遗产地倒不如说它是一系列遗产地。然而，所有的这些段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含义，即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城具有一个统一的且被普遍承认的身份。我们谨慎地从北京长城各段中选出八达岭和慕田峪，并在本研究中进行一次公正且有意义深远的对比。凭借着同一个世界遗产称号，八达岭和慕田峪在地理位置上以及到达北京的交通条件上具有类似性，这使得两个景点具有可比性。但是，它们从社会政治角度上看却有所不同。八达岭比慕田峪更具较强的历史、文化、政治意义。就世界遗产的地位而言，八达岭已经被开发了50多年，具备完善的旅游设施，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是中国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长城景点。相比较之下，慕田峪处于中等发展水平，旅游业开发有20年的历史，旅游设施充分，国内外知名度虽然相对较低但也正在不断提升。我们从旅游业发展、遗产保护、主要管理结构、地方参与等角度对这两个景点进行比较。这样的对比方法在从其很少被使用，为世界遗产、旅游业关系、利益相关人合作、社区参与的概念讨论提供了经验基础。 第二，通过从多重层面讨论文化遗产的多重用途，对文化遗产的概念性理解程度得到了加深。我们认为在现有的管理体系中，国际遗产社区和中国世界遗产景区管理办公室之间的全球-地方交流水平低且不直接。在慕田峪的外国定居者的行为，导致一种新的、非官方的、且有限的全球-地方交流方式产生。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和灵活性显而易见，表明它有可能适用于其他地方，但要视景点的具体情况而定。通过分析全球-地方联系，我们发现，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之间存在的全球-地方矛盾，在高度发达的地区要比欠发达地区更为明显。并且，遗产的经济、文化、社会用途的共同存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两个景点上都有讨论。根据具体情况，这些用途的优先级也有所不同。概念性讨论有助于深入了解文化遗产的矛盾性，以及这种矛盾在具体的遗产地中是如何体现的。这样的认识可以用作制定规划和实施管理的一种突破口。 第三，该研究加深了对世界遗产地的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理解。遗产保护被认为是获得称号和发展旅游业的前提。世界遗产称号的巨大影响，可以引导政府对获此称号的遗产地提供支持，无论是财政上的还是管理上的。但是该称号对于景点旅游业的发展、提高国际知名度、增加游客数量的积极影响是很有限的。另一方田，尽管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游客会对遗产资源造成威胁，但是旅游业提供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增加当地居民和政府的收入，为两地的长城保护提供资金支持。这些发现表明旅游活动可以创造收入，并获得公众对遗产保护的支持（Aas等人，2005年；Peter，1999年），并有助于提高当地社区的生活水平（Andriotis，2005年；Nuryanti，1999年；Tunbridge，2007年）。因此，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平衡是可以在实际遗产地实现的，并且现在已经实现了。 第四，中国有着不同的社会体系，政府和当地居民对于地方参与的理解也与创造这些观念的西方民主国家不相同。这都影响了在中国地方旅游业的参与类型和水平。我们发明了一个框架并将其用在八达岭和慕田峪，从而来从决策制定和获得收益的角度来分析遗产旅游中的地方参与。在八达岭和慕田峪，决策制定的参与水平都很低，都被归为象征性参与。另一方面，从旅游业中获益确是丰厚的。因此，尽管当地居民没有直接参与决策制定，他们还是找到了从旅游业中获得利益的方式。因此，该研究解释了在发展中国家环境下，以及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下，决策制定和获得地方收益之间存在的关系。这表明，应对决策制定和收益分配进行分析，从而准确地评价遗产旅游业中的地方参与水平。并且，该二维框架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可以演示地方参与的效率的分析过程，并且可以在中国或其他地方，用于促进有效的社区参与并提高地方收益的深入研究。 第五、引用中国的文献，期中缺乏对中国评估性的概念研究，并且Zhang和Bao（2004年）已经指出了在更多样的景点中此种研究的必要性。关于中国世界遗产地当地社区的学术研究普遍被中国学者视为一种必要（Deng，2004年，Hang，2006年，；Zhang和Ma，2006年；Zhou和Huang;2004年）。尤其重要的是开展更详尽的概念研究并提出明确的概念和框架（Zhang &Bao，2004年）。通过对八达岭和慕田峪景点的对比研究，该研究将填补文献中的空白，并推动与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全球-地方关系相关的概念和经验研究 。 最后，将国际学术中关于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经验研究、在中国文献中的发现、作者在现场调研时获得的经验数据结合在一起，该研究充分利用中国的优势和西方的视角，将遗产研究中的概念框架应用并发展到中国的经验研究中。作为中国国内外的遗产研究者的一次合作对话，该研究加强了中外学者之间关于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遗产地的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的研究的交流。 9.3 深入研究。 世界遗产称号代表着遗产地最高的国际知名度。世界遗产地的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全球-地方关系是一个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都普遍承认的重大议题。该研究使用对比分析法比较中国两个长城世界遗产地，从而来探索这个问题。需要在其他地方开展更多的研究，从而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并从全球和地方两个角度出发，提高对世界遗产地的规划和管理水平。 首先，由于作者的沟通有限，本项研究中没有引入中央政府官员的观点，以及国家、市、地区级的遗产旅游管理部门的高级政府官员的观点。然而，他们的观点将会直接体现在中国遗产保护和旅游业中的层级政府控制和监管。尽管如此，如果在今后有条件实现沟通，我们将在深入研究中对这些方面加以扩充，从而加强对中国的管理结构和对政府角色的理解。 该研究主要针对于主要利益相关人（当地社区、景点管理官员、政府部门）的观点。对于其他利益相关人（例如游客、旅游企业、媒体、国际遗产及旅游组织、非政府组织（NGOs））的角色和参与的研究相对较少。应该开展这一类的研究，以探索更广范围的利益相关人的观点，并分析如何有效地吸收他们参与到遗产旅游业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尤其在遗产旅游业中作为的消费者的游客。同样，应分析他们对遗产旅游的体验期望，以及它们对遗产保护工作和旅游业发展的评价。因此，应了解他们的兴趣和评论，并将其纳入到世界遗产地的规划制定和管理中。并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的官员可以参与深入研究，从而了解他们对于遗产保护和旅游业的全球-地方关系的观点，了解国际组织的角色，了解国际组织如何与地方力量有效地合作，并在当地对遗产地进行保护和开发。 此外，对同类的世界遗产地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站考。这样，有助于了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世界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的不同之处，处理世界遗产中类似事件的经验可以得到交流。并且，还可以对发达国家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在何种程度上能成功地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进行探索。 八达岭长城和慕田峪长城均在北京，处于同样的社会法律体系之下，有着同样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同样的城市公共设施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因此，在深入研究中，应在具有不同的经济环境、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的地方之间展开对同类世界文化遗产的对比性研究。这些对比将有助于学者和从业者们交流经验和创造性方法，从而对遗产地的不同状况作出有效的回应。此外，还应对比在不同时间获得称号的世界遗产地，从而了解世界遗产称号对当地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尤其是这些影响是如何随着当地发展而变化的。加强地方影响发展的力量、提高社区生活水平、保护遗产资源的重要意义，可以通过评估和传播而形成指导方针，供其他具有发展潜力的景点应用推广。 特别是，中国拥有大量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很多都具有获得该称号的潜力。由于地区的巨大差异性，不可能提供一套标准的建议。当前研究仅针对于有限数量的著名景点，并不包括其他大多数。并且，大多数这样的研究都是描述性的，缺乏重要的概念贡献（Zhang和Bao，2004年）。因此，有必要对中国世界遗产的多样性进行更详细的经验研究，从而了解面临的具体挑战并提出相关建议。同样非常重要的是要通过清晰的概念和适当的框架阐述这些研究，致力于建立一个可广泛应用的框架来对中国的世界遗产地进行开发和管理。 9.4 结束语 当今世界发展日益全球化，世界遗产地的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的全球-地方联系是一个被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普遍承认的问题。为了实现加强对这些全球-地方关系的理解的目标，该研究通过在中国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八达岭长城和慕田峪长城实施对比分析法，探索了以下三个研究课题：世界遗产和旅游业之间的关系，利益相关人的合作、社区参与。由于政府对长城保护工作的重视，以及与北京紧邻的地理位置，八达岭和慕田峪的个案分析也许并不能普遍地代表中国的其他世界遗产地，但是，这却体现了具有不同利益甚至是矛盾的多个利益相关之间必然存在的联系，以及他们参与世界遗产规划和管理的必然性。特别是，该研究揭示了旅游业作为一种方式，具有能力和潜力解决遗产保护和当地利益之间的矛盾，并提高世界遗产地当地社区的生活水平。该研究将有助于对世界遗产规划和管理的实践，并有助于对世界遗产的概念性和经验性了解，并鼓励开展更多关于世界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世联翻译-让世界自由沟通！专业的全球语言翻译供应商，上海翻译公司专业品牌。丝路沿线56种语言一站式翻译与技术解决方案，专业英语翻译、日语翻译等文档翻译、同传口译、视频翻译、出国外派服务，加速您的全球交付。 世联翻译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国际交往城市设有翻译基地，业务覆盖全国城市。每天有近百万字节的信息和贸易通过世联走向全球！积累了大量政商用户数据，翻译人才库数据，多语种语料库大数据。世联品牌和服务品质已得到政务防务和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大中型企业等近万用户的认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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