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近日长篇报道，中国外文局对外讲述“中国故事”诸多讲述者本身的故事，想到那许多为沟通中外文化而辛勤架桥的人所作的贡献，心中久久难以平静。虽然他们是搞“走出去”，而我主要从事“引进来”，但都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关，有不少相似的感受。对外开放以前，我国对外面临的舆论环境相当艰难。西方大国多方压制我们，我国的硬软实力比较薄弱，再加上极左思潮封闭的影响，以致国外很多人对新中国长期缺乏正确了解。怎样更好树立中国在世界的形象，如何使中国在国际上争得更多的话语权，这就是外文局几代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老局长罗俊、段连城，翻译家萧乾、杨宪益、叶君健、沈苏儒，到现任副局长、总编辑黄友义等，我前后与外文局好几十位朋友有过交往。从他们身上，我不仅学到了许多外事知识，更深深感受到了他们对传播“中国故事”那种强烈的敬业精神。

老局长罗俊，1957年他与我都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工作，那时他任财务司司长。“文革”复出后有一次我去看他，问他从经济岗位一下子转到外宣部门能适应吗，他说压力当然很大，但现在国外困难再大也要想法干好。我见他桌上摆了好多本外文词典，又好奇问道，您外文底子那么好还需要用这些，他笑答，现在国外有很多新词，要学会用人家的话说，人家才愿意听。当时对他这样说，我并没有听懂。

直到1987年我同另一位老局长段连城同去香港参加会议，晚上他不是忙着去买当时流行的小电器，而是去书店选购国外批评我们的书，见我疑惑，他解释说，了解人家怎么骂你，才知道怎么向人家证明你自己，搞外宣也要知己知彼嘛。联想到当年罗俊说的话，我才领悟到，原来外文局的人，为了架好中外文化交流这座桥，既要想到中国有什么“故事”值得讲，还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爱听中国的“故事”。这种重视宣传受众的心理需求，可以说它是种工作方法的细节，更可以视为敬业精神的一种境界。

外文局有这种境界的人与事，还有很多。仅我所知，如殷书训编的内刊《编译参考》，曾经帮助许多人拓宽了认识西方当代文化的视野：杨宪益主编的外文本“熊猫丛书”，开启了让“中国故事”多方位“走出去”的步伐：胡志挥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目录》，首次较完整地展现了世界出版中国古今文学作品英文本的面貌：林煌天主编出版的《中国翻译词典》，填补了我国词书领域中独缺带有全书性质翻译大词典的空白：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委托外文局组织实施的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为国家发现选拔了众多翻译人才；由外文局主管的中国翻译协会，不仅在开展翻译学术交流、组织翻译评奖、规范翻译产业、表彰资深翻译家等多方面，取得显著成果，还积极参与国际翻译活动，大大扩大了中国翻译界的对外影响，如此等等。这些还只是提到外文局内中国工作人员的一些成就，还要看到有一批新老外国专家，也为协助外文局讲好“中国故事”而默默地在做贡献，其中如著名的爱泼斯坦、沙博理、戴乃迭等人的事迹，都是人们所熟知的。

“中国故事”无疑是精彩的，而向世界讲述和传播“中国故事”的人们，显然也是值得称赞和尊敬的。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希望有更多精通外文、热爱文化交流的有志之士，积极献身外宣事业，传承前辈崇尚的敬业精神，团结中外友人，共同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继续做出更大贡献。